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的时代 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政党政治?

　　现代政党政治发源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现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目前，除少数实行君主立宪制的酋长国等禁止政党存在外[1]，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存在着62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2] 。这些历史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价值取向多元的政党通过不同形式相互作用，掌控或参与一国政治，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政党体制。现代政党政治如同一枚多棱晶体，人们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感受到它不同的映像。
　　
　　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政党体制？
　　作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政党体制，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两党制，还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党制，都经历了长期的孕育发展。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政党的国家，早在1679年就出现了两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但两党制的真正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1694年第一个政党内阁的出现，到1721―1742年间议会制的形成，再到1868年大选中两党制的完全成熟，历经两个世纪。在美国政党发展史上，1792年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是年，在美国的第二届大选中，形成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两大全国性政党；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败北，民主共和党入主白宫，标志着两党制的初步形成，此后经历联邦党的消亡、民主共和党的分裂、共和党的诞生等曲折，直至1884年以总统大选为标志，稳定的两党制正式形成。法国早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就出现了维护旧秩序的贵族派和拥护新制度的爱国党，但政党体制的确立却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政党林立，伴随着保王党衰落、共和党执政和工人政党诞生，逐步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多党制。
　　从英、美、法政党体制的形成来看，一种政党体制的产生和确立并非凭空制造出来，而是在本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土壤中，通过不同政治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逐渐演进而成；是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英美之所以形成两党制，是因为它们在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成熟稳定并与政权直接关联的两大政党。法国之所以形成多党制，是由法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经济上，小农经济占优势，小资产阶级有如汪洋大海，经济上的分散导致政治力量的分散和分裂，使得法国政党林立；思想上，各种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工业主义、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戴高乐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此起彼伏；选举制度上采取了有利于小党的比例代表制等。由此可见，英、美、法的政党体制体现了各自的国情特点，同时也适应了其内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需要。
　　因此，政党体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同类型的政党体制，既受制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如何认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进口替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相继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宗主国，实行了两党制或多党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苏东国家在放弃共产党领导后也采用了多党体制，非洲国家还出现了多党制风潮。环顾世界，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很多，但就目前而言，真正取得成功的不多。究其原因，这是由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普遍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才发育完成，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力图依靠政党体制的“进口替代”，或在自身的政治肌体上进行“假肢移植”，短期速成，必然会带来排异反应等先天性缺陷，甚至有的国家只搬来了多党民主的外壳，未能学到民主政治的精髓――妥协与尊重选举结果，代之以街头政治或兵刃相见。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谈到其他国家在移植美国联邦制时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民主制度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东西，“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他说：“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托克维尔还认为，在一个政党林立的社会中，大党在激荡社会，小党在骚扰社会；大党使社会分裂，小党使社会败坏。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实行了多党民主政党，却多数以失败而告终。而在当代，像伊拉克这样的多党民主选举是由美英联军荷枪实弹强加进来的，那么这种民主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要高得多。
　　西方政治学者在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多党民主政治转型是否顺利时，提出“两度易位测试”标准，即在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中赢得大选的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利，把政权让渡给选举中的赢家，而后者又能和平地把权力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但这只是从多党民主政治稳定性的角度看，另一方面，看一个政党体制是否成功有效，最终要体现在能否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扶助民生，而这首先需要的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马丁•雅克认为，“如果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事事围着民主转，那这样的观点也只不过是将西方狭隘的心态暴露无遗”，他还认为，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与经济腾飞是同步进行的”。美洲开发银行把政治体制与人口、地理共同列为影响发展的三大非经济因素，认为政党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只会中断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是要确保政党政治不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李光耀在分析印度、泰国的多党体制时认为，印度政治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满足说300种不同语言、来自多元种族的国民。但是，当政党政治玩得过火时，负面的影响就出现了。例如当某个政党一上台，一些反对党就会迫不及待，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把它拉下台。如印度2004年第14届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达750个，创下历史新高。这样庞大的政党群体，记住党名就很不容易，遑论各政党的价值取向了。泰国1932年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名义上的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近80年后的今天，泰国的政党政治仍未成熟，始终处在多党林立、小党众多的状态。据泰国内政部统计，从1932年到1996年，泰国正式申报组建的政党有155个，其中多数政党是为选举匆匆而建，也因选举落幕烟消云散。长期存在的多党联合政府出于平衡各党派利益需要，难以推行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政策朝令夕改，不但阻碍经济成长，造成失业率上升，还导致政局不稳定。1932年到1992年，泰国发生大小政变19次，民选政府常被非民主的军事政变赶下台，从中折射出民主制度的脆弱和宪政意识的淡薄。
　　因此，政党体制需要放在恰当的历史和环境中来考量，稳定而成熟的政党体制具有内生性，需要一定的阳光、土壤和水分的养护。发展中国家在政党体制上搞“进口替代”，简单移植别国的政党体制会造成水土不服，如缺少相应的环境支撑，短期内很难成功，在多数情况下反而妨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要警觉“多党制幻觉”，注意避让“民主陷阱”。
　　
　　如何看待政党体制与民主政治？
　　民主是否一定要表现为两党制或多党制？
　　在当今国际社会话语权被西方主流媒体垄断的情况下，有人认为，评价一个国家形象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实行了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和多党选举制。
　　其实，民主与普选制、多党制虽有较大的关联，但决非完全等同。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多党制与民主政治及普选制的实现并非完全同步，存在一个时间差。如英国两党制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男性才获得选举权，到1918年，英国30岁以上的女性才获得选举权。美国19世纪80年代确立了两党制，但美国白人女性直到1920年才赢得选举权，黑人直到1965年才获得选举权。另一方面，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在任何时空背景下都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搬用多党制来体现民主，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是成为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如某一政客在原来的政党中无所施其计就会组建新党，然后再去招兵买马，正是这种“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基于这样的情况，亨廷顿认为，对于政治发展来说，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
　　当今时代，民主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方向。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未来中国的走向》一文中所阐明的那样：“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正是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生动体现，而一些人先把复杂多样的政治形态简化为多（两）党制与一党制的差别，继而简化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把多（两）党制与民主政治简单等同起来，这实在是一种民主教条主义。
　　应当看到，在通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民主是必不可少的自然历史过程，但它不是在实验室封闭环境中完成的科学实验，而是涉及民族前途和亿万人命运的社会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存在可以简单复制的模板。在多党制与民主政治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也不能笼统地、一般地去反对多党制本身，因为作为一种政党体制，本身无所谓优劣，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不顾时空条件，把国外政党体制简单搬用到当代中国的主张，认为只要实现了多党制，一切发展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看法是不足取的。应当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体制所付出的代价，当代中国是无力支付的！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政党体制？
　　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体制为好，一切要以国情为依据。纵观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可以看出，各国政党政治的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规则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不论哪一个国家试图全盘照搬别国的政党体制模式，都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反之，不论哪一个国家试图让别国移植自己的政党体制，也行不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是没有模仿、搬用过多党政治的试验。维新运动后，一些思想家认为，西方国家富强之本，不仅在于技术的先进，也在于政治制度的优越，要求学习“西学”、“西法”,主张实行“议会”、“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治。薛福成还介绍了“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的情况。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一时间涌现出312个政党。但政党林立，最终导致“党见纷歧，心意各别，欲图和衷共济，更所难得”。1912年12月到1913年3月的国会选举更是丑闻不断，如拉人冒名投票、以金钱或吃喝贿选、胁迫别人投票、虚报选民数字等。国民党虽在选举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其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自以为可以组成政党内阁，但袁世凯的刺刀刺破了美丽的多党民主政治的肥皂泡。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第一届国会。此后，民国初年以来的大多数政党烟消云散，议会制、多党制的尝试也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融合了诸多政党体制的优长，又体现了自身的特点：它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是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多党合作共事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多党合作制；它也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已经内化为中国体制的力量，在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至于国外一些执政党领导人感叹道，要是我们的反对党像你们的民主党派就好了。另一些反对党领导人则表示，要是我们的执政党像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主党派那样对待我们就好了。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与国外的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政党政治发展模式，决不能妄自菲薄地认为中国的政党体制落后于人。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中国的政党体制还存在制度化、法制化程度不高，民主监督起步晚、不到位，有些公民权利尚未充分实现等不足。因此，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并增强自身才干和促进自我完善，这才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智慧。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东施效颦是可笑的，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国外现代化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最后都要追踪到政治原因。没有一个稳定而高效的政治体制，就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即使有一时的高速发展，也不能持久。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一般需要两个“发动机”推进―― 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原动力是市场扩张带来的活力；一个是收益分配的发动机，其原动力是政府调控带来的稳定。两个发动机的有效运转及相互关系的协调有赖于健全的政治系统，政党体制作为这个政治系统的核心部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国家经济实力竞争的表象背后，实质是体制的竞争。从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力量。回顾过去，中国人民可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望未来，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过程中，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发展之路，从而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内涵与形式，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这些国家主要是实行君主制、酋长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政党活动，此外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没有政党存在。
　　[2] 这个数据是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而得，截止到2011年初。事实上，世界政党的实际数量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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