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关系政治化背景下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2018

　　经过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磋商，中美在汇率问题方面达成了“美方承诺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中方承诺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一初步共识，随后，美方也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自此，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似乎回归平静。人民币汇率之争真的平息下去了吗？未来是否会再度成为中美争论的焦点？
　　
　　从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演变看人民币汇率之争
　　自2002年以来，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一直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热点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演变以及人民币汇率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来分析。
　　一、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角
　　二战后，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就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而言，从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到逐步放松出口管制和开放市场，总的趋势是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就中国对美经济政策而言，则出现从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利用美资以及出口导向为主的转变，总的趋势是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89年前的配角阶段，1990―2005年的准主角阶段，2006年至今的主角阶段。在1989年以前的配角阶段，中美经贸关系从属于中美政治关系，中美政治关系的改善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中美政治关系发展良好，中美经济关系就迅速升温，中美政治关系受挫，中美经济关系就迅速降温。在1990―2005年间的准主角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相对独立于中美政治关系，在经济轨道上实现了独立发展，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亮点，大大缓和了中美紧张的政治关系，起到了准主角的作用。例如，从1990―2005年间，由“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达赖问题”等引起的中美政治冲突事件不断，但中美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并未对中美贸易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中美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117.7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2115.1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
　　在2006年以来的主角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出现了“经贸关系政治化、经济政治密不可分”的情况。2006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涂布纸进行反倾销及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自1991年以来，美国首次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2006年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一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6年也是中美开始重新定位的一年，这一年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讲。自这一年开始，中国崛起似乎已成必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秩序规则制定的需求也日渐突出，而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则使中美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两个焦点，因为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二大贸易国。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增加国内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美国国内首要政治议题的时候，中美经贸关系无疑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角，中国以何种方式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治理成为中美政治角逐的中心，经贸关系开始政治化，即经济问题本身成为了中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许多政治问题实质是中美经贸关系问题。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集中体现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自200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后开始逐渐政治化的，并且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逐渐增大而不断升级。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为4163亿美元，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18%， 2001―2006年间这一比例从3.86%增长到5.98% ，2006年经常项目赤字也创下8006亿美元的新高。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从2001年的81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333亿美元，其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例则从2001年的22.47%增长到2006年的30.97%。很多学者指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超过了3%，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进行调整，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而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及其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例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客观上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美方除了把中美贸易失衡归因于中国市场不够开放、不够完善和缺乏人权、劳工权和环保等外，还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保持人民币币值低估而造成的。这实际上是无视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逻辑，刻意把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表现。其中，政治化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把人民币币值低估视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表明了美方是在刻意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从经济的逻辑来看，美方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政治的逻辑则能得到合理的阐释。
　　一是产生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众多，包括统计口径和误差、香港因素、美方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市场不完善等等，但最关键的是结构性因素，即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国际分工格局里面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中国作为劳动力比较优势突出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在全球分工链条上的低端或竞争性环节，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国际竞争能力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技术等方面，在国际分工大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承接了东亚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其他低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产业，也就必然地承接该地区对美的大部分贸易顺差。
　　二是中国在经济赶超中实际汇率并没有出现大幅升值的情况，是因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中国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按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经济赶超过程中应该伴随着实际汇率的升值，但该效应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必须趋同，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或者普遍存在隐蔽失业的情况时，由于工资不会趋同，通货膨胀被抑制，则会得出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而实际汇率长期贬值的结论。由此看来，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应该是不会很大的，这也意味着汇率低估的程度不会很大，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人民币汇率不是影响美中贸易逆差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人民币汇率一定程度的低估是外贸顺差累积和资本项目管制的结果，而并不是产生外贸顺差的主要原因。中国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确实反映了外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大于供给，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小于外汇的供给，单从这点看，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由于中国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管制仍然较为严格，因而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很可能受到较大程度的压制，也就是说，如果完全放开资本管制的话，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可能会大幅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程度也可能不大。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主要还是外贸顺差，而且绝大部分外汇储备是在2000年以后通过外贸顺差累积的。2001―2010年间外贸顺差累积达到15931亿美元，占同期累积的26322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比例为60.52% 。由此看来，人民币汇率有所低估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外贸顺差的累积和资本项目的管制所致，尽管这会对外贸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非常小。
　　正因如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不可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也不可能大幅促进美国就业增长。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此非常清楚，但一直强调人民汇率低估，是可从政治的逻辑加以阐释的。一是因为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成为国内重大政治问题；二是因为通过国内紧缩政策来纠正经常项目失衡不受民众欢迎，政治家往往会优先考虑美元贬值这一汇率政策。在人民币盯住美元或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而美元在其中占最大权重的时候，美元要贬值，就得先让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便缓解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面临的压力；三是因为让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不仅可以让以此为目标的政治家得到诸多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而且由于目标易量化，一旦成功，就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就是必然的。事实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集中反映。
　　
　　人民币汇率问题中长期
　　内仍将是中美争论的焦点之一
　　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经贸关系政治化阶段，每当美国国内政治气候有所变化，或面临中期选举或大选，以及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等立法部门意见不一致，或者行政和立法部门由不同党派控制时，经贸关系往往就会成为热点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肯定还会掀起涟漪甚至翻起波浪，尤其是在2012年美国大选之际，在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维持参议院多数席位以及民主党总统执政的格局情形下。
　　以美日汇率之争为参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日经贸关系进入经贸关系政治化阶段，从1970年算起，即使以1987年卢浮宫协议为截止日，美日汇率之争的时间也长达17年左右。今天中美汇率之争与过去美日汇率之争的背景有相似的地方，例如美国经济都遭受到了严重的衰退。不同的是，今天中美汇率之争面临的是美国在经历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期之后出现的经济衰退，美国政治家的参照系是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新经济时期”，这和上世纪80年代初美日汇率之争时其参照系是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期有着鲜明的不同。换言之，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美国政治家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就更为严重。从这个角度看，中美汇率之争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更大。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5.98%下降到2010年的3.21%，这一比例已经连续两年维持在3%左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调整的压力，但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长期内仍将是中美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成因是两国经济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不同。要想根本解决这一外部失衡问题，中美两国都必须进行经济转型，调整内部经济结构，而这一目标短期内无法快速实现，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中长期内仍将持续，这样，人民币汇率政治化的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第二，中国仍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国，而且这一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比例又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按美方统计，2007―2010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563亿美元增长到2618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比例从36.79%增长到52.38%。可见，这几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绝对数额仍然较大，而且和2007年以前相比，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表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然会成为美国政治家关心的焦点，人民币汇率政治化的趋势短期内很难缓解。
　　第三，中长期内美元贬值的压力仍然很大。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财政赤字规模仍然巨大、美联储不采取加息政策的同时，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仍然较大，贸易逆差规模未见显著改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所投放的巨额基础货币的规模尚未显著降低，而且美国又在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因此美元在中长期内仍然存在较大的贬值压力。正如上面所提到过的理由，美元贬值的压力将会给人民币汇率政治化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四，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按照未来5 年内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2010―2014 年美国出口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5%左右。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实现这一目标极其重要，尤其在美国对华出口年均增速远远高于美国向其他市场出口年均增速的情况下。在此背景下，力促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作为向中国增加出口的工具，或多或少会进入美国决策者的考虑范围的。
　　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达到了18%；2010年6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了5%。尽管美方承认中国取得的这些进展，但认为人民币升值速度和幅度还远远不够，例如，在2011年5月27日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美国财政部认为中方取得的进展程度是不够的，必须进展得更快，财政部将持续密切关注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而且，未来美方可能不仅仅是要求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而是要求人民币对中国所有贸易伙伴的货币的汇率升值，这一点，美国财长盖特纳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讲话中曾明确指出，希望中国采取措施允许人民币对中国所有贸易伙伴的货币速度更快、幅度更大的升值。
　　
　　应对策略
　　自2005年以来，在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的主权”前提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国政府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效缓和了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不过，基于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在中长期内仍将存在这一判断，我们仍应积极应对。
　　一、短期应对策略
　　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低估多少，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报告认为人民币低估了5―27%；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低估20%。在短期人民币升值预期仍很强烈的情况下，总体上看，在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重点的基础上，具体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动升值比被动升值要好；二是渐进升值比一次性升值要佳；三是小幅升值比大幅升值要好；四是有升有贬比单边升值要好；四是不断扩大浮动空间比长期维持固定空间要好。
　　二、中长期应对策略
　　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外汇市场的成熟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特殊时期，央行对外汇市场的管理和干预会维持很大的规模，如同日本20世纪90年代一样。可以预期的是，央行每一次干预都会引起美国国内程度不一的政治反应。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币值可能会出现高估，人民币将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中美双方都要对此做好准备。
　　只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就不可能一直延续单边升值的趋势，而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以下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可能会面临较大贬值的压力。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调整，国际收支将逐渐趋于平衡，外贸顺差甚至会转为外贸逆差。众所周知，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增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加工贸易方面将逐渐丧失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中长期内一些加工贸易会逐渐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会因此大幅降低。同时，随着中国重工业化阶段的结束，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可能会提前步入罗斯托所说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从生产型社会转变到消费型社会，消费方面的进口将会快速增长。仅以石油进口为例，随着中国步入汽车时代，中国石油进口将大增。据英国石油集团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费将达到每天1750万桶，其中近80%依赖进口。如果以每桶80美元计算，仅石油这一种商品每年的贸易逆差就将高达4000亿美元左右。
　　第二，中长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大概率事件。2000―2010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速为13.3%，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则从34%上升至了46%。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即将达到高峰期，重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步伐逐渐放缓的中长期内，这样的投资增速和比重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将大幅放缓，而这将会带来人民币贬值的预期。
　　第三，“热钱”出逃和外国投资者抛售人民币。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外国投资手中累积的人民币数量可能超出预期，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为例，2010年至今，通过进口贸易结算而被外国投资者累积的人民币金额就在8000亿―9000亿人民币左右。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加快，外国投资者手中的人民币资产累积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加上自2005年以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热钱”，一旦形成人民币贬值预期，这些资金将纷纷出逃或兑现预期收益，促成人民币的贬值。
　　基于上述理由，中长期内，中美双方应密切关注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发展，双方都有必要制定预案，防止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给中美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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