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美关系课题报告 利益调适:中美关系中的恒久课题

　　近一个时期来，中国周边的一些事态使人们对中美关系又产生了许多困惑：美国借口天安舰事件，与韩国一起在东亚海域举行联合军演，而且扬言在年内要每月举行一次，美国航母“乔治-华盛顿号”也开进了黄海，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中国三大海军力量在黄海、东海、南海举行军演，济南军区在山东、河南举行防空演习表示捍卫国土的决心；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东南亚，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一些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恢复与印尼的军事关系，并将在下月邀请东南亚各国领导人赴华盛顿参加美国一东盟峰会：美国政府一改以往的中立政策，通过6月新加坡亚太安全会议期间国防部长盖茨的表态，尤其通过7月下旬东盟地区论坛上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的表态公然介入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在中国与这些国家间挑拨离间；美国竭力拉拢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的民用核协议百般指责；美国特别看重与越南的关系，正与越南谈判分享核燃料和核技术的协定，“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访问了越南，美越进行了联合军演等等。所有这些，使人们从2010年4月以来刚刚恢复的对中美关系的一点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到底如何看待这些事态发展?如何看待最近的中美关系?
　　
　　美国真的准备接受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了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不稍微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定位。
　　冷战结束之初，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相当多人的看法是“中美关系无用论”，甚至是“中国崩溃论”。在克林顿政府的头几年，美国是把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改变政策作为一项优先的政策选择的，不少美国人甚至指望中国步苏联的后尘。在那几年间中美关系麻烦不断。经过几年的磨合，克林顿政府意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对中国片面打压的政策是行不通的，稳定两国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大致从1996年5月起，克林顿政府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了稳定中美关系上，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了江泽民主席访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和克林顿访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这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随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法案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实质性意义上的突破。在布什政府期间，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全面提升，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继续蓬勃发展。但美国国内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还有许多不同看法，“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为了回应这些看法，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全面阐述对华政策。他肯定了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异乎寻常的经济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国际参与，同时认为，对中美关系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运用它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他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应当与国际社会更多合作来共同缔造未来的国际体系。美国希望中国寻求“和平崛起”，但不会把赌注都押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美国还要“两面下注”。这个讲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美国政界和学界多数人的心态。奥巴马政府反思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全球伙伴关系的主张。他在2009年11月访问中国时双方达成的《联合声明》中也说，双方“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在出访东亚之前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奥巴马表示，“我把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伙伴以及竞争者。重要的是我们要保证，竞争是友好的，是对顾客和市场的竞争，是在众所周知的国际规则范围内的竞争”。既是伙伴，又是竞争者，奥巴马的这个说法还算比较实际。
　　世界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放大了、突出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危机中遭到重创。美国失业率至今高达9.5％，财政赤字高达1.4万亿美元，占GDP的10％。虽然对于美国是不是衰落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国际上都还有争议，但美国眼前的困难是肯定的，它的GD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下降。而中国在2009年仍然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国际上普遍估计，2010年中国的增速将超过10％。国际上于是有了种种预测，有说中国2050年GDP超过美国的，有说20年赶上的，最乐观的估计甚至说中国只要9年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管哪种估计正确，似乎美国GDP世界头把交椅的地位已经坐不太稳了，这使美国人感到焦躁不安，甚至不安全。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稳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交椅，这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基础。美国人不能容忍世界第二的地位，甚至不能容忍并列第一的地位。美国必须是世界老大。奥巴马在他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一些美国人认为，即使中国和平崛起，对美国仍然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现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对美国造成这样的威胁。尤其让美国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不到美国1／10的国家居然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当中国国内有人倡言抛售美国国债时，美国确实有人担心中国会这样做来惩罚美国，甚至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弗格森也悲观预言，中国会大量减持美国国债，中美会走向“离婚”。这样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从抽象变得现实，从笼统变得具体，从政治家和学者关心的课题变成民众都深有感触的事情。
　　再看近年来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国实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成效显著，中国国力的增长也使其与周边关系发展有了雄厚经济基础的支撑。在东北亚，朝鲜与中国的关系自不待言；中国取代美国成了韩国、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了韩国最主要的投资对象国，中韩关系持续升温；而由于韩国的民族主义、韩美对朝鲜看法的分歧(尤其是在金大中、卢武铉任内)等原因，美韩同盟关系有所削弱；中日关系从2006年以来不断改善，尤其是民主党上台后更寻求美国和亚洲之间的某种平衡，而美日之间则因为美军在冲绳基地搬迁问题争吵不已，在鸠山前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中也没有美国的位置，引起美国的警觉。总之，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不少人看来，在东北亚，中国的影响力在增长，美国的势力在削弱。在东南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下文再详细讲。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由于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拖累，对亚洲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任由中国的影响力在亚洲增长起来，导致了亚洲的力量“失去平衡”。现在美国要来建立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重塑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最近中国周边一系列事态发生的大背景。这些事态可以看作是中美两国在地区问题上的新一轮的利益调适。
　　
　　中美关系中的利益调适
　　
　　中美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由利益驱动的。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两国不断确认共同利益，又不断进行利益调适。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国在双边关系的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利益调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经贸 关系。自然，这三个方面的调适都没有结束。进入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广阔，范围大大拓展，包括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两国关系的“全球化”、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中美两国问的共同利益拓展了，两国利益的相互冲撞也随之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
　　以现存令人瞩目的东南亚来说，美国在这里面临的局势是复杂的，因为美国在越南打了美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失败的战争。越战结束以后，美国长期对东南亚提不起兴趣，也缺乏对东南亚的明确战略。东盟不是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组织，东盟成员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状况都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关注和政策也大不一样。东盟的兴起本身就是对美国战略的挑战
　　1995年美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还在干扰两国关系。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克林顿政府反应迟钝，无所作为，此后也就只好默许由东盟主导地区合作进程，东南亚几乎滑到了美国外交的边缘地位。“9?11”后，美国把这里视为反恐的第二战场，但美国的强硬政策与一些穆斯林大国如印尼发生分歧。2006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印尼时，就与印尼国防部长苏达索诺在会谈时发生了争吵，不快又持续到了记者招待会上。苏达索诺公开表达对美国的不满，称“美国不要把自已强硬的反恐手段强加给他国”。除了反恐，美国对于东南亚似乎不再有多少别的兴趣，美国长期拒绝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前国务卿赖斯两度缺席东盟地区论坛，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和贸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同内就有学者批评布仆政府忽视了东南亚。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崛起，中国与尔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改善。中国在东业金融危机期间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竭力增加从东南亚的进口；中国还通过10+1、10+3、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不断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如今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正式开始运行，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登上了快车道。在东南亚美国对于力量“失衡”的感觉比在东北亚更加强烈，奥巴马政府才要这样高调地宣布“我们回来了”，虽然美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笔者不是说，只有中国可以发展与东盟的关系，美国就不能改善与东盟各国的关系。美国当然也可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只要这种合作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在2009年11月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就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但是就此次美国介入关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来说，是与上述中方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此次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难，提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问题，无论从内容还是提出问题的方式都是很不恰当的。第一，美国从来都不是南海领土争议的一方。以前美国历届政府的立场都是保持中立。约瑟夫?奈在担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时曾表示，美国南海政策的要义就是“积极的中立主义”直到2009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谈在访问马尼拉期间还向新闻界表示，美国的现行政策足不介入南海岛屿的领土主权争端。现在奥巴马政府要改变以往的中立政策，要介入关于南海的领土争端了。第二，关于这个争端，中国主张中国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而一些东南亚国家要求进行多边谈判，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表示赞成通过“合作的外交努力”来解决，实际是支持进行多边的谈判。这就在意见不同的两方中表示支持其中的一派。第三，希拉里?克林顿大谈国际法和海洋法，却闭口不提关于南中国海争议的历史依据，好像这种争议是今日才有的，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立场。在东盟地区论坛这样庄严的国际场合以这样片面的方式提出问题，就是对中国立场的挑衅，是在中国与其东南亚邻国之间制造不和，挑拨离间。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更加麻烦，“越帮越忙”，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当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也是有限度的。首先，从美国方面看，东南亚在奥巴马政府的工作日程上排在了很后边。从国内来说，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岗位肯定是对中期选举、乃至对奥巴马能否连任最具有关键意义的事情。接下来还有移民、气候变化等一大堆问题。从外交来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进展如何显然是对2012年大选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此外还有核不扩散(包括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中东和平进程、从伊拉克撤军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都超过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所以奥巴马政府可以花在东南亚的精力是有限的其次，从东南亚国家来看，它们毕竟与中国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双方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联系和共同利益，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有担心，有戒备，我们设身处地也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出头露面来反对中国，那就只能使它们自己更不安全，使它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现在美国拉拢这些国家，实际上是想利用这些国家为美国平衡、牵制中国服务；这些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周旋是为了获得多一点的安全感，并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也就是相互利用罢了，笔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拼凑所谓亚洲版小北约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实际上，与美国走得最近的国家、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在8月9日对美国贸然插手南海事务就公开说了“不”。针对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美国在南中国海“有国家利益”，菲律宾外长阿尔韦托-罗慕洛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地说，南海谈判应该严格地在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进行，不需要美国或其他任何第三方的介入。显然，他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帮忙”并不领情。
　　
　　中美两国可以避免战略摊牌
　　
　　对于当前的事态发展，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上有种种估计和预测，有的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逐渐升级的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可能会加速到来，甚至发生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笔者认为这种估计未免过于悲观。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没有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两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没有改变两国具有广泛共同利益这一中美关系的基本属性。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确实已经把两国捆绑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其次，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双方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应对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安全关系)，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都是这样。
　　第三，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过去31年来，中国是在现存国际体系内得到发展的。这个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起来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可以在这个体系内发展，美国和西方可以容忍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它却是一个事实。这里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中国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实质是不挑战美国的霸 权地位。实际上，从邓小平当初进行改革开放就定下了这个方针。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时他又重申了这个方针。他说的“不扛大旗不当头”，实际上是说不扛反美的大旗，不当反美的头，不学苏联，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今后也还会这样做下去。当然对于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我们要说不，要坚决斗争，但那与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是两回事。二是，美国或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威胁到它的根本利益，或者认为已经不可能再组织起一个集团(如在冷战时期那样)来阻止中国的发展。这里情况比较复杂，在美国国内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有关于“中国威胁”的辩论，在各个时期关于“中国威胁”的调门也不一样。但是，在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两点基本的共识：第一，中国的发展是遏制不了的。上面提到的2005年9月佐利克的讲话就是这种共识的一个表现。2009年9月，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他表示“我们准备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的成功的大国登场”。美国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是另一回事，但他这样说，实际上表示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第二，在全球化的时代，要组织起一个遏制中国的同盟是不可能了。上面已经提到，即使美国的盟国，如日本和韩国，都已经与中国发展起了这样深刻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谁也不想改变这种相互依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已经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泾渭分明，非白即黑。两国之间在某一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别的问题上又意见不一。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上太多了。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新特征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环境。
　　
　　美国要调整对中国的心态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利益调适势在必行。毋庸讳言，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拓展。在20年前，海上航行安全显然没有像现在对中国这样重要。现在中国90％的对外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每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5万艘船中近六成驶向中国。海上安全成为中国的紧要问题。2009年1月，在联合国授权下中国战舰加入多国海军舰队，赴非洲亚丁湾护航，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走出太平洋执行战斗任务。美国显然不能再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大陆国家”，显然不能再把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所谓“第一岛屿链”之内。中国过去与非洲的关系，尤其是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十分有限。现在中国要发展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肯定会加强与非洲、拉美的关系，在美国可能又会有人对这一事实提出种种质疑。这些都需要两国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这对两国关系的稳定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美国要进一步调整心态。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要确实准备接受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要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过敏心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美国的心态是“老子天下第一”。美国人不仅不能屈居第二，甚至连并列第一也不能容忍。现在中国不跟你争这个老大，中国不仅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但美国也要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中国贫穷落后的时间太长了，不能老是落后下去，中国有发展的权利。即使将来有一天中国的GDP总量真的赶上和超过了美国，就人均来说比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中国人永远不会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将近一半，美国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别说与发展中国家比，就是与其他发达国家比都遥遥领先。可是现在中国增加一点军费，改善一点武器，美国就有专家说“改变了亚太的军事平衡”，未免太言过其实了。这里有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的军事同盟，美国还在关岛不断增强军事部署，中国这点兵力如何能够“改变亚太的军事平衡”呢?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的这种说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心态是一定要改变的。中国的“四化”本来就包括了国防现代化。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一定要现代化的，将来中国也会拥有航母，拥有“蓝水海军”。调整心态，欢迎和接受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才是正确的办法。不然，不仅中美两国之间会摩擦不断，而且美国自己整天忧心忡忡，日子也会过得很不舒服。
　　其次，美国要习惯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利益，有与美国不同的利益，因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不同的政策和做法。只要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利益，即使盟国也不例外。上面提到的这些年来美日同盟的调整、美韩同盟的调整就是例子。近几年来美国政界和学者一些人对中国关于国家利益的阐述有意见，说你们国家利益的清单越来越长。其实，中国的国家利益比美国的国家利益简单得多了。二战以后，美国把它的国家利益划到了全世界，中国可没有这样。
　　诚如前面所说，中美关系是利益驱动的，在今后两国之间还会不断地进行利益调适。在利益调适的过程中，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南海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它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说要保持这里航行的自由，这里航行从来没有不自由过，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至于美国的军用舰只和飞机要到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来进行侦察活动，那就要依照有关的法律办事，与航行自由不能混淆起来。
　　第三，美国要改变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心态，更加平等地对待别的国家。在2009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中就写进了“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有关分歧”，但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美国当超级大国时间太久了，总习惯于充当国际警察，对别的国家挥舞指挥棒，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这两年来，美国国内对单边主义已经有了一些反省。但是当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时候，真的要改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可能是痛苦的过程。但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31年来的中美关系给了我们两条基本的经验：第一，两国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要准备对付各种摩擦、麻烦、困难、起落；第二，就如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最困难的日子所说的，“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当前两国关系中碰到一些新问题，以后还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如关于新的国际机制的构建问题，两国之间不会没有斗争，甚至可能有尖锐的斗争。但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
　　
　　(责任编辑：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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