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其醇而去其疵

　　方东树平生所撰古文先后经过三次结集。一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门人协助下自编《考槃集文录》，但未有刊本。咸丰年间遭逢战乱，文稿颇有散亡。二是同治六年（1867）其从弟、门人方宗诚等所编辑《仪卫轩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收文103篇，次年刊行。三是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的《考槃集文录》（以下简称《文录》），这一文本收录初次结集本尚存篇章，并增补了方东树其后十年的新作。近年来，方东树的学术与文学成就较以往更受学界重视。研究者考察、利用其古文，主要依据《文录》。但《仪卫轩文集》自有其独特价值，有待发掘、利用。
　　笔者以《文集》与《文录》对应篇目相比勘，所见有异文者约占四成，部分篇目出入多达数百字。这些异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源于方宗诚校订原稿之误。例如，《文录》本《原神》篇末“自记”引《孟子·万章上》“莫之致而致者，天也；莫之为而为者，命也”，此属方东树记忆有误。《孟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传世文本历来无异文，《文集》据以订正。《文录》本《书刘贞女纪略后》“文信国至柴市之殉而心始毕，王炎武乃欲早迫之死”。王炎午，南宋末年人，方东树所涉王氏《生祭祀文丞相文》，见于其《吾汶稿》，《四库全书》本题署作者为王炎午，《文集》改“武”字作“午”。《文录》本《荀彧论》“圣人无不复论之矣，三代而后惟诸葛孔明为能不悖于义耳”，此作“无”字文理不顺，《文集》改为“吾”。《文录》本《节孝总旌录序》“刘向作《列女传》，采古贤妃淑媛所以致兴亡者”，可以说“古贤妃淑媛”致“兴”，却不可以说其致“亡”，故《文集》改“亡”字为“王”。《文录》本《复罗月川太守书》“且所务于清议之党者，在天下之鄙俗耳”，如此则与下文所论抵触，《文集》改“务”字为“恶”，乃怡然理顺。《文集》刊行虽然较早，其校勘精善为《文录》所不及。
　　占绝大多数的另外一类，源于方宗诚的增删润饰。方宗诚采用这种较为特别的编辑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宗诚编辑《陆象山先生集節》，以程朱之学为绳墨，“存其醇而去其疵，以为学先生者之准则”（《柏堂集续编》卷二《陆象山先生集节要序》），这一原则也贯彻于《文集》的编纂。其校录方东树《大意尊闻》，《叙》云：“其所著述，皆本之穷理力行，不为空言，务欲使学者明体达用，以正人心而扶世教。”这是对方东树的总体评价，就具体作品而言，则并不认为都是完美无缺的。他在《文集》叙目中说：方东树之文“茂实昌明，而不尽拘守文家法律。尝自言其文于姚门不及管异之、梅伯言；又尝以为‘吾固深知文，然实无瑕致力于此’”（《仪卫轩文集》卷首）。指出方东树原稿存在推敲未密的现象，也就突出了加以修润的必要性。再者，方东树认为，乐于别人修改自家文章，是作者的美德。其《答友人书》称述曹植“好人定正其文”，反对今世文士“好自尊大”、“相与贡谀阿美”的陋习。方宗诚改订方东树之文，可以说是遵循其师遗教。其三，作者以文章相切磋，方宗诚所处学术文化圈的风气。《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三载：他曾以文章就正于扬州刘毓崧，凡有错误，刘氏皆删正之，“或加辨难，无一浮饰语”。他以此认为其人“不愧直谅多闻之士矣”。当涂夏炘年七十六，著有《景紫堂集》，方宗诚指出其一二误处，夏氏“寓书称善，并以予驳辨数则刊于卷首”。方鲁生亦尝驳辨数则，夏氏亦“即致书称谢，并刊其语于《闻见一隅录》中，以志忠告”。方宗诚感叹：“先生学问渊博，名重当世，且年辈实为丈人行，与予及鲁生又未相识，而虚怀如此，可敬也。”曾国藩撰《金陵昭忠祠记》，方宗诚提出文中一段句法宜稍变化，曾氏即删易之；又作邵懿辰墓志，方宗诚认为铭词近六朝句法，曾氏亦从改。方宗诚以此颂扬曾氏“真大海不择细流也”。
　　桐城派的学术根基是理学。方东树和方宗诚都是有影响的理学家，但两者因所处学术环境有所不同，学术思想也存在差异。方东树生当汉学极盛之时，“大用功心性之学”，姚鼐期许其“为今日第一等豪杰”（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嘉庆四年、二十八岁”条）。他勤于德性之学的探讨，《文集》第一、二卷所收相关论文有16篇。但因受汉学一系影响，这些论文原稿说理论道，以程朱之学衡量则不免于杂，未能“以壹出之者”（方东树《栎社杂篇序》）。方宗诚受业于方东树七年之久，深知其理学思想的价值与特点。但他主要活动在所谓“理学中兴”的咸丰、同治年间，较之方东树更讲究严守程朱理学的矩矱。因而他删改、润饰方东树探究心性之文，主要着眼于彰显作者理学思想之“醇正”。
　　《辨道论》是方东树阐述心性观的代表作，方宗诚在三处对原文加以修订。《文录》本《辨道论》：“盖彼所谓顿悟云者，其辞若易，而其践之甚难。其理若平无奇，其造之之端，崎岖窈窕，危险万方，而卒莫易证。其象若近，其即之甚远。其于儒也，用异而体同，事异而致功同，端末异而矼乎无妄同。”按，《辨道论》上文已指出，关于为学、修德，佛家有所谓“顿悟”“渐悟”两类；而孔子立教，以“渐”不以“顿”。但方东树更看重的是儒、释两家可以融通。他说，释迦牟尼佛“有大人之诚而不以立名，与天合而未始有物”。这是与《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参照立论。所以，在此说儒、释“用异而体同”。这一提法，涉及儒、释道体观是否相同的重大问题。其所谓“体同”，不仅与汉学家反对援佛入儒的观念相左，与理学宗师也不尽相合。如朱熹说：佛学“根本处便不是”，“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朱子语类》卷十七）方宗诚应当是考虑到这一层，故于《文集》本改“体同”作“体微同”。这样表述，强调了儒、佛道体之“同”的有限性，具有分寸感。
　　《文录》本《辨道论》：“有人心而后有克治，有克治而后有问学，有问学而后有德行。勤而后获，及其获之也，贞固不摇，历试而不可渝。若夫所谓一心者，转乎迷悟而为之名也。”这里所谓“人心”指人欲。其论去人欲而有德行的进阶，在逻辑顺序方面没有问题。但站在理学立场上，必须追问这一切何以成为可能。这就不能忽视孟子的性善论，即承认人具有可以为善的本性。因此，《文集》本在“及其获之也”下增“乃其所固有也”一句，体现了严守理学道统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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