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官舍是种待遇,古代的“福利分房”|未享受福利分房待遇

　　古代官员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待遇。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办公住家一体化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此外，还有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官员家属可住机关大院的待遇，各有其特殊缘故。如隶属中书省的集贤院，类似中央学术文化中心性质，置有一批高级学士，也专为他们建造了舒适的住宅（《南部新书》），以示尊重人才。再如像御史台、大理寺这类肃纪司法的机构，有关官员亦必须住在衙署内，以防作弊。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犯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犯。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劲，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得大修一回。
　　（来源：《财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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