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书评 难以承受创业板之轻

　　“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又叹。”自其被引进以来，资本市场的作用在中国得到不断提升。近日《上海证券报》有湖南证监局局长杨晓嘉的观点。杨局长提出：“高速发展资本市场，能够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 ‘发动机’”。高速发展的“发动机”――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理论观点。该理论果能成立，我们“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国不仅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能够屹立在世界的西方。杨局长的理论果能成立，其作用不亚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是很遗憾，杨局长并没有就其理论展开论述。所以从法律思维的角度说，杨局长的观点只是一种假定。假定有可能是真理，但也有可能是谬误，创业板便是一个例子。
　　创业板的概念从美国而来，其运行流程如下：企业家有创新概念；风险投资基金投入资金，帮助企业家创业；产品成功之后，公司在创业板上市；私募投资基金售出其在公司中的股份，再拿出部分回报去投资新的企业。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比尔•盖茨这样的创新英雄便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创业板的重要性已经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非常美好的故事，但只是故事而已，现实并非如此。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如此孕育企业，周期太长，出栏企业太少，远远不能满足私募投资基金的需要。而且私募股权基金所寻找的是可以立刻出栏上市的成熟企业。大部分私募股权基金如同搜寻明、清家具的古董商，需要立等可取的商品，像太监为皇帝找妃子，是为“杨家有女初长成”而来。商人的耐心是有限的，对于培育新技术并无耐心。
　　企业上市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是为了抢地盘、抢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真正的创新。而且从上市第一天起，许多企业便走向反创新，走向反动。比如，微软在上市之前是朝气蓬勃的，是锐意创新的，但上市之后却借助垄断赚钱。在美国和欧洲，微软数次成为政府反垄断的调查对象，比尔•盖茨只有到了中国，才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
　　即便企业真有需要通过上市融资，也并不需要什么创业板。在各主流国家，创业板早已是被唾弃的话题。就连创业板的故乡美国，也早已不提什么创业板了，纳斯达克早已不打这场牌了――不好意思打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许多所谓的高技术公司已经寿终正寝。纳斯达克当年确实有所创新：纳斯达克使用了计算机交易，纽交所却迟迟不肯与时俱进。但时至今日，两家股票交易所早已合流，纽交所早已安装了计算机交易系统。岂止是合流，两家股票交易所已经开始恶性竞争，两家交易所互挖墙脚，争抢上市公司。
　　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争抢上市公司决不是为了搞什么创新，而是为了争夺上市公司所缴纳的年费。纽交所上市公司年费最高达50万美元，而纳斯达克的年费最高20万美元。但纽交所声称，其80%的上市公司的年费不到20万。从本质上说，我们所说的资本市场和创业板是赌场，至少有很强的赌场性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是要坐地收取赌场费。既然如此，两家交易所怎么会成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呢？
　　真正的创新就是与主流做法和意见不同。智慧来自不同意见。我们有这个雅量吗？美国法院合议庭的判决书中，任何一位法官都可以写下自己反对判决结果的不同意见。这才是保证一个民族真正创新的做法。我们愿意学吗？不学也罢，创新是有代价的，就像中、长跑比赛，抢先领跑的人会消耗更多的体力。但我们不应该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我们哪里有什么真正的金融创新，只不过是跟在华尔街后面爬行，甚至把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捡回来当做宝贝。当然，也不能不说我们完全没有创新。我们是个诗意民族，借钱炒股被我们说成是“融资融券”，外国股票市场的“小额”板被我们说成是“创业板”。
　　创业板的各类问题暴露之后，颇受到一些非议。有关部门的官员勇敢地从后台站到前台，为创业板评功摆好。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评介证券监管机构的功过是非的时候，不能只看其一项又一项政策的失败，而是要看证券监管机构对一项创新到底抵制了多久。抵制的越久，成就就越大。但我们必须承认，资本势力一旦形成，监管部门是很难与之抗衡的。中外资本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外资本合流之后便更加强大。中外资本需要牟利空间，创业板就是这样的空间。资本市场的种种创新可以被延缓，但很难被阻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每一个都有言不由衷的时候。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也不例外。但我以为，做了违心的事，就不要说违心的话；说了违心的话，就不要做违心的事。不要既做违心的事，又说违心的话。我不反对创业板，也不反对资本市场，创业板是赌场我也不反对――人生就充满赌博，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但我反对以发展资本市场的名义实行金融寡头的全面专政，我反对以资本创新的名义和手段骗取或抢劫中产阶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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