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电视淡出中国] 电视质量排行榜前十名

　　在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日立卖掉了中国电视机工厂。这个最早进入中国的日本电视品牌，在中国的兴哀显得饶有意味。 　　 　　“日立要退出中国电视市场?” 　　听到这样的消息，30岁的陈伟与70岁的唐文合的第一反应，部是淡淡的一个字“哦。”
　　那句熟悉的“日立牌是HITACHI”的广告犹在耳边，而日立电视机，在2009年底被曝转卖其在中国的电视机生产线，此消息一度被理解为“日立从此退出中国市场”
　　其后，日立方面虽然声称媒体理解有洪，但也承认，电视业务江河日下，日立电视以后将只在日本国内生产，
　　对于陈伟与唐文合，一少一老的平静各有原因。陈伟是一名从出生就开始看日立电视的“80后”，作为日本经济研究者，他对日立的这一决策并不感到意外。
　　唐文合，则在国内主持生产了十几年日立电视机，亲眼见证了这个品牌的辉煌和没落，他早已见怪不怪。
　　
　　日本电视的票证时代
　　
　　在买那台电视机之前，北京人陈伟的家庭从未和日本发生过任何联系。
　　1980年，陈伟和那台电视机同时降临到这个家庭，当时能买到一台彩电，是值得大多数中国家庭值得夸耀的。这不仅象征着经济实力，更象征着社会地位。
　　当时月薪只有50多元的父亲，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托单位的一个“能人”弄到一张电视票，是进口的日立牌，500元“能人”的岳父在北京市委工作。
　　因为这次帮助，陈家连续八年的春节部去“能人”的岳父家拜年，拎着水果和茶叶，直到1988年老人去世。“能人”则早已出国，做起了赈卖中国家具的生意。
　　作为“80后”的第一批人，陈伟无疑是幸运的。不用像同龄人那样搬着凳子到邻居家蹭电视看。虽然这种幸运也极其有限，那台电视机是黑白的，而且只有3个频道：中央一套、二套和北京台。
　　在与世隔绝多年的中国，这样一台电视绝对算得上是高科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国家颁布的电视机行业技术考核标准中，一台售价五百元左右的国产黑白电视机只要能看1000小时不出故障，就算合格。没有哪家工厂能量产彩色电视机，都是采取手工焊接方式一台台“敲”出来的。同一家工厂制造的同一个型号的电视机，每一台的图像、色彩等视觉效果都不一样，人的高矮胖瘦都不同。
　　在短缺经济时代下，消费品供不应求。1979年，福建省进口了10万台日立彩色电视机，全部一售而空。而福建当时全省一年只能生产5万台电视机，全是黑白的。
　　迅速进入中国家庭的日立，正好赶上了八十年代初引进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这些港产经典从此和日立联系在一起。广告语“日立牌是HITACHI”，伴随着这些电视剧，一时脍炙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电视剧多带有民族情结，其中不乏反日情绪。播放它们的电视机却大多为日本血统。代表这个血统的，不仅是日立，还有索尼、松下、东芝、三洋，它们都在八十年代初期抢滩中国，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确，通过交易，日本人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商机。
　　1980年12月13日，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在福州组建一家电视机工厂，名为“福建一日立”，日立公司出技术、没备，中方出厂房、辅助设备，总投资为360万元。日方股份占48％。
　　这是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也是第一家中外合资家电企业。其组建的艰难波折可想而知，关于这家工厂该不该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从福建一直吵到了北京”。
　　“当时有些老领导坚决不同意，我也能理解。毕竟，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
　　唐文合那时候还是一个车间主任，远没有后来“董事长”、“总经理”、“全国劳动模范”之类的光环。作为当时福建电子设备厂的一名工程师，他被派至福日电视机厂担任总装配车问主任。“当时跟中国谈的不光有日立，还有索尼，还有一家什么来着，一共是三家。”
　　为何最后成功的是日立?很简单。日立很爽快，承诺技术转让、帮助出口，专利费收取得还比较少――每台1000日元，约合当时的一百元人民币。
　　“当时我们厂里的工人很多都是大学生，学技术非常怏，”唐文合回忆，厂里的工人月薪当时仅35元，他的月薪是70元左右。“但只有上了日本人的流水线没备，我们才能摆脱作坊式的手工生产”
　　福日当时生产“福日”、“日立”两种品牌的电视机。一台“日立”彩电成本约600元，市场价格在一千元左右。只要出厂，马上一售而空。它可以承诺看1万小时不出现故障。
　　1982年，福日电视机厂已发展为年产20万台彩电、18万台黑白电视的国内第一家大厂，利润丰厚。
　　在这一年，唐文合本人就抱回家一台“日立”彩电，价格仅600元。那是一台经过极限测试的电视机，经受过零下10摄氏度到零上100摄氏度的瞬间温差，按规定是不能对外出售的，只能以成本价处理给内部职工。“其实你们外行不明白，这样一台电视机是质量最好的。”
　　
　　触发55位厂长集体上书
　　
　　到1986年，唐文合已成为福日公司的总经理。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减少付给日立公司的专利费。
　　“我跟日本人讲：凭什么一直收我们每台1000日元的专利费?你们提供的技术都是那么多年前的，价值也随着时间削弱。爱迪生发明电灯伟大不?但是他那个电灯在现在也是得被淘汰的。，”唐文合不无得意地回忆，最后日本人同意了，专利费下一年便减了50％，再一年减到了25％。
　　与“福日”同时，北京的“牡丹”，南京的“熊猫”，上海的“金星”先后引进了彩电生产线，并称为中国彩电行业的“四朵金花”。唐文合本人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称号。
　　日立与中国的合作，作用不止于此。
　　1984年3月，福建省55家骨干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了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结果成了“诉苦会”。原因就在于：当时福日电视机厂的总经理发言，介绍了在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和可观效益。
　　“他从前也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确实很有能力，可我们自认为不比他差到哪去。”一位参会的厂长不服气地说：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止他们如何大展拳脚?
　　经过讨论，与会的福建经委副主任起草了一封《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以55名厂长的名义直接送到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项南看后批示：直接在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请给我们“松绑”》引发了长达数月的跟踪报道，并被《人民日报》转载。1984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将“松绑”推广至全国。这一事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遭遇水土不服
　　市场的搞活很快就使中国的彩电行业 膨胀起来。早在1980年代后期，过度竞争的危机已悄然袭来。松下、索尼等日本电视纷纷在华设厂，无形中又使竞争变得更加残酷。
　　1989年5月，倪润峰担任总经理的四川长虹宣布彩电降价，打响了中国家电行业价格战的第一枪。
　　“他们(长虹)是个军工厂转制的，又是四川省的利税大户，地方政府肯定要保它，给它支持。”唐文合至今仍耿耿于怀。1990年代初，一台21寸“长虹”与一台同型号国产“日立”的价格相比，可以低四五百元。
　　不仅如此，长虹还允许销售商先把电视拿去卖，过9个月再归还货款。此举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当时给了“福日”在内的全国电视机厂商狠命一击，市场“一下子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应该承认，福日彩电面对无序市场的冲击，市场份额萎缩了不少……在彩电市场这块你死我活的是非之地，基本上没有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问。”福日股份IT事业部总经理周传建曾向媒体表示。
　　在中国彩电厂商掀起的价格战面前，日立电视的反应并不迅速，也不出色。
　　日立给福日公司限定了每年的贷款额度：六千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用来增加产能，每年还不到十万台。而长虹则以年均50％的速度扩张，三次降价，最终年产达到近千万台。“福日”的百万台产量瞬间便被淹没。
　　“我感觉，他们日立有些管理体制比咱们的计划经济时期还麻烦。”唐文合形容，日方在价格战面前的反应是“怕得要死”。福日想改换经营战略，日方事业部说了不算，上面还有一连串的“产业事业部”、“委员会”，要分好多个层次审批，异常僵化。
　　这与沈阳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坚的看法相合。他说，日企多“奉行以日本本土为主的集中性决策，日本在华企业的任何决策必须层层上报，得到总部批示后才能执行”。
　　对于日企水土不服的管理文化，陈伟有所感触。
　　他家那台日立黑白电视，看了10年，质量一直很好。但后来还是换了一台29寸的牡丹彩电。又过了十年，他被外交学院的日语专业录取，之后进了一家和日立齐名的日企，一待四年。尽管他被派到日本培训，不过还是辞职了，“怎么说呢，在那儿待着难受”。
　　说起这些，如今的陈伟只觉得有趣。日本企业的诸多“潜规则”让中国员工们时刻有疲于奔命之感：与上级说话，双臂不许抱胸；男员工头发不许留长，“跟上学军训时差不多”；总经理的办公室设在公司最里面，他下班。一路上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目送。
　　最卖劲推行这些规矩的，反倒不是日方派来的高层，而是中方的中下层干部。
　　后来，日方总经理自己实在不好意思了，就天天绕着力公室走。“可能是他们觉得，在中国不能那么嚣张吧。”陈伟说。
　　
　　主力军被边缘化
　　
　　对于日立电视机，在中国的衰落，不仅是水土不服的缘故。
　　从1998年唐文合退休开始，福日公司每年都有巨额亏损。2002年，日立退出了福日公司的48％股份，另行与福建电子工业集团成立了一家“日立一福建”公司，全力生产高端的大型等离子电视，一度占据过中国等离子电视市场销量的第一。
　　而今天，等离子电视已颓势渐现，销量大约只有液晶电视的十分之一。日立的销量经常落到排行榜的第十名之后。
　　“家电行业不仅要受价格战冲击，还要看准技术发展趋势、市场发展趋势，就跟赌博一样。”曾从事12年专业报道的著名家电行业记者，现海唐财经公关公司总经理段志敏说。
　　如今的电视行业，利润率早已低到极点。TCL多媒体2009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毛利率为17％。一名业内人士透露：这个数字再减去广告费用、开拓市场的费用。纯利润只有2％-3％。
　　对日立电视的“衰落”，陈伟认为并不准确，他更愿意称之为“收缩”。作为一名着力采写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他举出的数据很准确：家电业务如今只占日立全部业务的10％，其中电视业务所占的份额更是少之又少。
　　日立的中文网站“日立在中国”，推介了15种产品，排在前面的是污水处理控制系统、液晶投影仪和电梯、轻轨等，最后一名才是等离子电视机。
　　去年的金融海啸，成为日立进一步收缩的直接原因。
　　日立公司的财报显示：其2008年亏损高达81亿美元，成为金融海啸以来亚洲公司年度亏损之最。其中，电视业务的亏损大大超出预期。日立社长川村隆曾表示：“公司将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一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产业。”暗指包括电视在内的低利润或亏损行业将被剥离。
　　2009年7月，日立以2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了两年前以60亿元建立起来的合肥等离子面板工厂。9月末，根据日立与苏宁电器签署的专卖协议，日立电视撤出了包括国美、大中在内的其他卖场，只在苏宁保留一定销售。
　　迎来自己百年诞辰的2009年末，日立电视又一次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
　　2009年12月16日，台湾媒体报道：台商冠捷科技买下了日立在中国福建和墨西哥的电视机工厂。很多媒体在跟进报道时，认为这意味着日立彻底从中国市场退出。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日立方面表示：此举并不等于退出中国电视市场，今后，日立电视在中国大陆还会通过贴牌的方式保有少量生产。
　　对日立这一“壮士断腕”式举动，业内并无多少诧异。
　　“从我们的角度说，日立卖出电视工厂，改为贴牌制造，不会对它的销量产生很大影响。”苏宁公司一名高层说，
　　“举个例子，大中早就被国美买下了，可消费者有多少人知道呢?”
　　
　　被挂念的樱花
　　
　　2009年12月27日下午，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宣布：福建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50％股权被成功摘牌，摘牌价仅8元，而挂牌价仅1元。由于要承担1亿余元的债务，摘牌者要求匿名。
　　“福日”的这种结局，自然不是福建人希望的。曾长期关注福日公司发展历程的当地媒体记者称不便向《中国周刊》介绍情况，理由是“敏感”。
　　陈伟没有过多关注这件事。几个月前，他的日本历史专著《麻辣日本史――明治物语》出版。他今年结婚时，毫不犹豫地花1万元买了一台52英寸的TCL液晶电视。这与反日情绪完全无关，“听说那个液晶屏是韩国进口的。”
　　唐文合则刻意强调，自己对这一事件漠不关心。“我退休了，就不说三道四了，不然人家该不高兴了。”
　　他家里现在有两台电视，一台是“福日”上世纪90年代产的29寸彩电，“一直没看坏，就放在家里”；一台是今年买的32寸液晶电视，也是日立牌。“我还是比较信任这个品牌”。
　　唐文合偶尔会挂念的，是那五株樱花。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位于福州五一路上的福日电视机厂大门口曾经种过五株樱花。那是一些曾经被派到福日工作的日立员工特地从日本用集装箱托运来，赠送给中国的。为了纪念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他们回日本后还组织了“福日会”。
　　在当时的福州，这五株樱花成了街头一景。每年三四月份樱花盛开时，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树下照相。当然，后面的背景是福日电视机厂的大楼。
　　现在，五株樱花已随着福日电视机厂荡然无存。先是更换下水管道时死掉了三株，电视机厂原址土地出让开发时，剩下的两株也不知去向。唐文合再也不去转悠了，那里现在是一个叫做“钱隆天下”的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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