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毛泽东纪念馆风波]孟良崮战役纪念馆讲解

　　小荒丘上的浅红色大屋，被一片沃野所包围，色泽跃然、更显突兀。从国道下来，穿越进入土山村的田间小道，这座村民自建的“毛主席纪念馆”是必定会进入视线的风景。说是纪念馆，格局与普通的农家小院无异，院墙不过一米，青砖堆砌而成。正屋简单粉刷，绿门红柱，透着乡土的喜气，东屋还只是毛坯砖墙，勉强撑起。张茂林和范明臣此刻正守在馆内。
　　“房子是老式的，但是屋檐下面加了红五星就是新式的了，这叫新老结合。”纪念馆的设计者张茂林对自己的作品不无得意。张茂林77岁了，家在距此20多里地的神营村，他不光是设计者，还爬高走低，亲身参与了建造过程。“毛主席为中国立了那么大的功，我出这点力算啥？”他反复念叨。以前干过建筑队，这活对他来说，小事一桩。
　　如果不是被南阳市方城县政府部门定性为违章建筑，这个不起眼的纪念馆仅仅是张茂林他们藉以崇敬领袖、教育后辈的感情宣示，并不求广为外人所知晓。与其比邻而建的祖师庙和小学一样，只是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对人心施以影响。而现在，他们不得不“迎接”外面的纷扰。
　　
　　建馆
　　东屋的两间房，其中一间作为十大元帅和雷锋画像陈列室，同时兼具厨房的功能，锅碗瓢盆凌乱摆放，自愿来帮忙的妇女正在准备午饭。“这都是学习的榜样，人家为国出了多少力！”张茂林指着墙壁上的画像说，等粉刷好了之后，要把刘胡兰这些榜样的照片都放进去。“有名的都要搁到这儿。”
　　看大门的义工是70岁的范明臣，从市里来的。“在南阳市里给人看大门怎么也能挣个800块，但我就愿意在这里免费看。”他说，来回车费都是自己掏。去年村民农忙的时候，就看过一阵，现在秋收，又来了。
　　约摸半小时后，纪念馆的发起人徐保卿开着农用三轮车赶来了，他正在地里干活，还带着满身泥土。53岁的徐保卿是村里的副书记，建毛主席纪念馆的想法从2004年就有了，那时他还是村支书，在他之前，村里已经6年没有干部了，税款和公粮没有一户人交。“我们这个村不好管理，穷、复杂，干部不好当。”徐保卿说。
　　2003年，乡里在群众中调查，要选村支书，徐保卿评价最高。当上书记一个星期后，要交公粮了，徐保卿这样跟村民说：“我当干部，口才和文化都没有，交公粮是咱们应尽的义务。”规定3天，他两天半就收上来了。当了一年支书，他把村里大事小事理顺后就不干了，专心去修他的毛主席纪念馆。“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正，毛主席一生的事迹应该让大家都知道知道，琢磨自己做得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只为了自己，那中国就完了。”
　　徐保卿的计划得到了支书的支持和党员会表决通过。正式开工以后，张茂林等外地人听说此事后也都陆续参与进来，钢筋、水泥、石子，谁有什么就奉献什么。“不宣传也不发动，哪怕奉献一根针也行。”徐保卿说，刚开始只有他们几个骨干捐钱，慢慢人越来越多，有人来干活，有人送菜和饭，一听说建毛主席纪念馆，都来帮忙。
　　徐保卿连老婆在郑州打工的钱都用上了，自己的种地收入全部投了进去，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拿了多少，有人说纪念馆的造价一共花费10万，徐保卿拿不准：“反正有点钱就拿过来，存钱干啥，只有为别人办点好事，钱才有用。”徐保卿说，他唯一的开销就是抽烟，最便宜的红旗渠，2块5一包。
　　建馆的一砖一瓦、放录像的电视、介绍毛主席生平的图片资料，小到一个鸡毛掸子都是个人捐献，本村、外地，认识不认识的。4年里，有一点东西就建一点。有材料就盖，没有了就停工，原本不足一年就可以完工的建筑，直到2009年才算落成。
　　时至今日，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地谈论着建馆过程中的人和事，那是他们最快乐的回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和著名红色革命者马宾题写了匾额；各地的老干部听闻此事后赶来参观；有人一听说是为毛主席建纪念馆，也不去外面打工挣钱了，留在村里帮忙。尽力贡献的大人物、小农民、陌生人，让徐保卿和张茂林他们似乎重新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的理想社会，因毛主席纪念馆而聚合起来的力量让他们对自己崇拜的东西更加笃信。
　　
　　塑像
　　2010年农历3月16日，土山村祖师庙一年一度的庙会。人多热闹，徐保卿想把这一天作为毛主席纪念馆的开馆日。开馆前3天，他和村民正等着镇平县王岗乡人董保富的到来，董保富承诺要捐赠一尊毛主席塑像。像还未到，乡里的干部先来了，宣布纪念馆非法，必须关闭。毛主席塑像也不能立，得放到县文化馆。正在路上的董保富听到消息后，只能把车停到了村外。
　　徐保卿和乡干部据理力争。对于“纪念馆占用耕地、事先没有得到批准”的说法，他感到委屈。这块地原本就是荒地，哪来占用集体土地之说，筹建文化大院时，村委会支部联合也是盖章签字了的。可是，乡里的态度没有商量余地，董保富不愿意把塑像送到县文化馆，只好运回。徐保卿帮着把像运到了一个亲戚家，暂时安放。
　　3个月之后，趁着天黑，徐保卿、张茂林几人又偷偷把像运了回来，连夜立到了纪念馆里。第二天，性格朴直的徐保卿给乡里打了电话：“毛主席像已经立起来了，你们要拉走就来吧。”一直到2011年7月，方城县国土局“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终于送到了徐保卿手里，他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对2600多元的罚款感到愤怒：“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徐保卿和大伙商量之后，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家在方城县里的陈洪涛担当了他们的代理人。“我很理解他们，农民其实挺朴实的，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观点，就是一种感情的表露。真正弘扬毛泽东思想，靠这些是不行的，但这也是基础之一。” 陈洪涛说。他今年40岁，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自有一套完整的见解和认识。“我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陈洪涛毫不掩饰。
　　纪念馆面临拆除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之后，徐保卿已经接待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自称是省里、市里来的，能为他提供帮助，随后不了了之，有出版社的，想把他的事写成书，但是要收费。“我现在啥都不相信，只相信毛泽东一生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现在当官的和老百姓都有好有赖。毛泽东一生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们这一代不去继承他，下一代就忘了。”徐保卿说。
　　每逢毛泽东诞辰日、逝世日、建党节或国庆节，纪念馆里的活动照常进行，参观者一起唱红歌、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即使他们断水断电，我们还是照样搞活动。”徐保卿说。同时，污水也不断泼来，有人说他利用馆里的一口井搞封建迷信活动，卖水治病。对于传言，徐保卿唯有置之一笑：“我从来都是主张破除封建迷信的，毛主席是我的信仰，还能有不对的地方？”
　　
　　“信徒”
　　类似土山村这样的毛泽东纪念馆在方城县境内并不止此一处。陈洪涛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杜春唐。2010年12月，他在自家院中安放的毛泽东塑像，刚立3天，就被方城县政府有关部门带走了。如今只剩下空落落的塑像底座和临时碑文，“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碑文选择了作家李敖《我眼中的毛泽东》片段。
　　这尊毛泽东像原本是平顶山机构老红军、老干部要立的，希望杜春唐能够当“通讯员”去北京请人写碑文、参加典礼。他一口答应下来，事情办得差不多时，平顶山市却出面阻止，老干部们只得作罢。人已经请了，接待用的客车也租了，杜春唐只得自己订做主席像，立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生于1947年的杜春唐是“文革”中当地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当过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文革”后因“反革命罪”坐了12年牢，出狱后从商，如今身家数千万。虽然很有钱，可他对自己的财富并不认同，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昔日的公有制。“这些钱我迟早是要还给社会的， 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我的好几套房子都空着，但是有很多人却买不起房子。”杜春唐说，在这个体制中赚钱只是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自认对毛泽东的理解与普通人不同，能够完全摆脱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
　　陈春玲则是另外一类“信徒”，她在县城一个民居里弄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红色大学堂”，两层小楼，一层自住，另外一层全被布置成了一片火红，巨幅毛主席画像前供着4色水果。
　　每天7点钟，学堂准时开门，晚上10点关门，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向毛主席鞠个躬。每周四下午搞活动的时候，屋外都挤满了人，屋内则是充满激情的演讲，或是诵读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陈春玲只有16岁，但她对毛泽东的感情看起来比那些年纪大的人还炽热，只要提起毛泽东，如果你不打断，陈春玲对毛泽东的赞美可以不停歇地一直说下去。
　　原本以卖菜为生的她现在专职在家里办红色大学堂，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觉得值。“只要拥护毛主席，大学堂就接受。”陈春玲说，有的人信了毛主席之后，就不信教，也不烧香拜佛了。“有一回来了个人，说着说着，就讲起毛主席的坏话了。”陈春玲说，她一听不对，就打断了那人：你这是反对毛主席。然后，把他赶走了。
　　
　　符号
　　南阳律师魏中生曾这样总结这些情形：“去土山村纪念馆的男性较多，他们基本上都对毛主席有深厚而淳朴的感情；红色大讲堂的参加者则以女性居多，主要宣讲毛泽东的事迹；而以杜春唐为代表的一些人，不光是出于个人感情，还对毛泽东思想有自己的坚定信仰。”
　　在人口众多的豫南地区，对毛泽东的信仰一直都是中国比较强烈的一个地方，早在“文革”时就是出了名的狂热，今天，毛泽东思想虽早已从日常的百姓生活中褪却，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毛泽东的影子依然挥之不去。经常到这些纪念馆参加活动的，大多在40岁以上，几代人都是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人数众多。用陈洪涛的话说，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
　　退休干部陈中贵是这些人里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他曾是南阳市委的三把手，工作的后10几年里，市场化的浪潮漫卷，他对市里的一些做法越来越看不惯，认为有失公正，以致于只能用“不干事”的态度来面对。“也许我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这样感慨。1998年退休后，他便组织了10几个老干部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交流体会，
　　原本只是老干部们聊以慰藉的小活动，到今天影响力越来越大。每个月11日，陈中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会，都会将南阳下属和周边很多县的信仰者聚集过来。无论是方城县的毛泽东思想红色大学堂，还是镇平县的毛泽东精神大学校都在努力向陈中贵靠拢―他当过大干部。如果不能找到任何庇护，他们或多或少都可能遇到土山村那样的“风险”。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地方政府不喜欢他们干这些事。土山村的纪念馆被政府勒令拆除后，终于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2011年8月11日，方城、镇平、邓州、新野、淅川等县的毛泽东信仰者都齐聚南阳，这一次不再是学习会。在大会上，代表宣读了声援土山村毛主席纪念馆、支持徐保卿的檄文，措辞诚如面对强敌：“今日之事，缘于南阳方城县国土资源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戏全国人民之情感，公然无理强拆‘毛主席纪念馆’。激起民愤，天怒人怨，人神共伐，声讨之势遍及华夏。”话语方式中斗争思维锋芒毕露，一如他们所崇敬的偶像。
　　讨伐归讨伐，很多人还是不理解，纪念馆、毛主席像为什么要被拆掉。“我是贫农，旧社会要过饭，解放全中国毛主席出了多少力，难道建个纪念馆就成个事了？纪念毛主席有啥错？碍着别人什么事了？” 张茂林恨不能痛说家史。
　　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毛泽东信仰者，多是基于朴素的情感，他们不会理解，毛泽东三个字早已化为中国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符号。围绕对毛泽东的论述和评价，在庙堂之高、学术之深处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在毛泽东已经去世了3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名字每一次出现在公共视野，激起的都是中国政治最幽深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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