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重建社会道德资源_重建社会道德资源

　开车撞人后还残忍地连捅8刀致人于死的药家鑫案，如何判决仍悬而未决。而在近段时间，又接连曝出“李颖”、“牛佳珍”等学生的出格言论。前者的名言是：“要是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号？”后者则宣称：“村妇实在不配。”
　　用“震惊”二字，已经无法形容这些突破了人性底线的行为和言论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它们好像构成了一个象征：自毒奶粉、瘦肉精等一系列现象后，在一些人的狼性发作中，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向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笔下的原始丛林迈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随着这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贫富悬殊、道德沦丧、人性溃败作为共生现象，也威武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中国，已然需要对人性进行打捞――无论就我们有安全感的生活，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我们民族的未来而言，都迫在眉睫。
　　毋庸置疑，一个大学生、中学生对生命尊严毫无意识，教育出了大问题。早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改革开放10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
　　但教育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后，它越发严重。特别是它被扭曲为一种“产业”后，功利观念迅速嵌入了它的灵魂，学生的人格培养、人文道德素养被一再忽视。在一片读书就是为了在以后能够抢夺到稀缺资源的吆喝声中，在心智上只具有利益算计维度的“单面人”，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
　　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教育出现的问题，只是我们整个社会出现问题的一个侧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社会出现的问题传导到教育上、学生身上的结果。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加快脚步的现代化，也就是常说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而任何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需要消耗道德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迁的时候，要维护它的良性运转，就需要用更多的道德资源来埋单。
　　近代西方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道德沦丧、人性溃败的现象。但西方之所以没有发生崩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道德资源可以支付消耗，且其制度具有生产道德资源的能力。人们牟利的冲动，没有演变为整个社会对道德和人性的大规模、毁灭性践踏。
　　中国有所不同。激进的反传统，让我们的道德资源已变得有些稀少，难以发挥它作为社会控制的功能。而30多年来，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它更是一步一步地沦丧。当没有道德资源可以消耗，而且制度也难以及时地生产出新的道德资源时，整个社会就只能支付人性溃败的成本。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对强势群体的道德操守有更高要求的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强势群体本已从制度中受益，一旦他们没有道德约束，必然加剧对民众的剥夺。双方之间好像有一个契约：强势群体用自己的道德操守，来换取民众对制度和道德秩序的认同。所以，一旦强势群体在攫取利益时表现得并没有道德，那就等于撕毁了这一契约，向整个社会发出了集体践踏道德的号召。
　　这种观念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制度的某种功能性紊乱，以及不受制约的权力对民众利益的损害，成为道德沦丧的源头。在某些强势群体的“带头”下，很多人基于心理反应和生存策略，一再突破道德底线，相互伤害，也就无所顾忌。
　　就社会结构而言，30多年的改革进程早已建构了一个贫富悬殊的新利益格局，并正在进行“二代传递”。和这一点相配套，一套主宰性的、带有歧视性的金钱观念也建立起来。权力和金钱的法则，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扩散、传染，最终使社会在道德沦丧上出现系统性的危机。
　　人性的大面积溃败由此得到支持。社会上那一套具有狼性的游戏规则、价值观念轻而易举就可以控制一个人的心灵，成为他思考和行动的背景。假如合适的情境出现，他的狼性就会表现出来，使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
　　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风险不仅来自于人的活动和科学技术无法控制的负面后果，还来自于社会人心的被败坏。任其恶化下去，风险何时转化为危险，根本难以预测。
　　有理由相信，我们社会的自我拯救能力并没有衰竭。而从什么地方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得从什么地方开始。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制度公平正义了，才能生产出足够的道德资源，维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恐怕得有紧迫感和冲破各种阻遏的勇气。
　　另外，在社会建设、道德重建、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民间的广泛参与，以及对道德底线、人性底线的共同维护。每一个人都可能承受道德沦丧、人性溃败的后果，对于改变它，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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