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李永海:改良乡土中国]

　　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任上退休后，2004年开始，用了6年时间，李永海在赣州市会昌县珠兰乡建立了一所占地11万平方米的示范学校，铁了心要在这个穷山窝窝里推行农村教育改革，率先将整个乡的孩子全部纳入实践12年义务教育，藉此改变贫困老区的落后状况。
　　
　　瞬息之间便是雷霆震颤，李永海说着说着呼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再是一副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形象，浑身上下杀气腾腾。
　　“请你们今后不要再提级别!如果大家的兴奋点都在自己的级别上，理念不统一，这个班子就改组，我可以向书记、县长请求全县招聘学校管理层，还不合格就选派。我们这是一所穷人的学校，到现在有人还怀疑这个理念，还动摇!想在这儿干，必须是志愿者，不然就请走人!”
　　本来就火药味十足的一上午会议，在临近尾声时终于被点爆了。轮到示范学校管理层发言，一位副校长冒冒失失地跑出来大谈自己深陷绩效考核与晋级困扰，这毫不意外地遭到李永海劈头盖脸一顿痛斥。
　　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任上退休后，2004年开始，用了6年时间，李永海在赣州市会昌县珠兰乡建立了一所占地11万平方米的示范学校，铁了心要在这个穷山窝窝里推行农村教育改革，率先将整个乡的孩子全部纳人实践12年义务教育，藉此改变贫困老区的落后状况。如今，8栋教学楼已经启用，学生陆续进校，项目逐个落地，“小村庄、大教育”的乡土改良计划得以蓄势推开，这个作风强悍、行动利索的老头为此是拼出了一身力气。
　　“我看他在这儿干是太劳累了，他老伴儿就说他是创造性地找罪受。”一年前被李永海从青岛拉出来发挥余热的王中坎说，“他们这里有的人干工作不认真，效率低，李书记这样从中央部委下来的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干惯了的，跟他们打交道就格外吃力。所以来了以后就用他的身份压着他们快点儿干。不是他这么强力推进，进展不会这么快。”
　　
　　旗帜鲜明顶着干
　　
　　对于传统应试教育机制的僵化与粗暴，李永海从来是深恶痛绝的。因而，他一门心思期望把珠兰示范学校办成一所对现行教育体制有所超脱的学校，不唯分数、不唯升学率、不唯高考排名、不唯上级指令、不搞教育跃进。目标只有一个，即保证当地的所有孩子不辍学，帮助他们在12年义务教育中踏踏实实地长知识、长技能。
　　问题是，应试教育那只手时不时总要进来撩拨一下。每一年，由教育局主持的各个学校升学统考、排名、评比，五花八门。示范学校作为教学单位之一，也被迫卷了进去。原来全县排名是在20名以后，最好的时候就排在15名的样子。
　　这是一条线上的风气。从上到下，历来衡量教育成就的一个不变指标，是看高考录取率。由此存在的一种状况，就是地方上教育资源大量向初中升高中的学生倾斜，变相控制高中生数量，高中教学无形中变成了专门培养一小部分“考试机器”的地盘。大量放弃参加或中考未能录取的学生，初三一读完，就被挤出了国民教育序列。
　　“人家有这个政策，你来了以后，尽量不要打破别人的框框架架，还是入乡随俗吧，免得让地方的干部难为情。”王中坎说，“我个人的看法，不考大学的同学们，我们职业班招生了，全部回来上职业班。”
　　这种顺势而为的实用性做法，恰恰是李永海最不以为然的地方。倘若真要这样做了，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一贯旗帜鲜明的坚持，改而向他致力于抗拒的那套无所不在的机制妥协。
　　“弃大多数人于不顾的教育，有什么用?为几个尖子生、为少数人的教育，是坏我民族之教育，是毁我中华之教育。民族教育就是要普及，我们抓的就是普及。”李永海声色俱厉地说道，“要面对全体孩子去搞教育，不是面对高考应试棒去搞教育，不是面对每年3％的大学升学率去搞教育。弃97％的孩子于不顾，这种教育就是很可悲的，”
　　元旦过后，李永海第39次来到会昌，第一站就直奔示范学校检查工作。管理层在寒意袭人的教室里向他汇报，为了应付升学考试，这所学校面临着要不要压缩教学课时的艰难抉择：按照通常的教学节奏，本来3年才能完成的初中课程，现在必须将日常教学工作缩短到两年时间完成，剩下的一年时间用来帮助学生复习，以便全力冲刺那道压倒一切的考试大关。
　　“拜托你们，我们示范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一定要创造性地工作，要敢于顶住那些应试教育棒。如果有人批评你们，到时候我这个名誉校长会出来为你们讲话。”李永海正襟端坐，“如果顶不住，你们就说是这个顽固的李永海老头坚持的，是他的责任。不好弄的事儿往我身上推。”
　　当李永海着手筹建这所示范学校的时候，会昌县教育局原来的一位领导曾经预言似地说过，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做好头破血流、粉身碎骨的准备。对于老马嘶风的李永海来说，此话虽然不免危言耸听，确也一语道出理念与现实之间的高度不兼容。
　　“我们现在是和大势顶着干。晋升机制、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学生，人家有一整套儿评价体制在那儿。我们不那么干，在教育阵线上就站不住。教育部门对学校有要求，而我们这个理念对学校又有要求，有些情况他们就不好办。”与李永海并力工作的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原副部长田裕琨说，“现行一些做法和我们的理念是慢拧着的。但说老实话，我们不至于走到粉身碎骨的程度，最多就干不了嘛。”
　　直接操刀基层试点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李永海，也曾有过怆然扼腕的悲情。有那么几次，他几乎恨不得调转身子就走人了。但是回头想想，出师未捷大业未竞，实在太不完满，还是留了下来。
　　对他产生撼动性影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2007年暑期。当时县教育局在全乡范围内实行了一次教师选调考试，示范学校30多位老师中，有8位由于参加了这次考试而被抽进县城任教。学校管理层顶不住压力，又没有及时向老头报告。这一下就挖中了李永海的“墙脚”。
　　“这是县教育局的指挥棒错误。我都不让你们从别的乡抽几个好老师来示范学校，为什么?我不希望这么办学，把别人的资源拉到这儿。你们一下挖走8个，有你们教育局这么指挥的么?什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进城就是往高处走，到乡下就是往低处流?”
　　教育局此举等同于往他心里插了两把刀子。为这件事，老头一晚上都没有吃下饭。
　　
　　事无巨细他来抓
　　
　　还是在青岛二中念书的时候，18岁的李永海就曾异想天开过，打算放弃高考，到农村去支教办学。当年他和另外6个怀有共同想法的学生干部一道向学校党支部打了报告，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时隔半个世纪，基于参政议政的需要，李永海遍访所有知名革命老区。万水千山走过来，老头对这些地区的落后大发感慨，“大革命年代献人头，50年代献木头，现在吃苦头，将来没盼头”，“通讯靠吼，交通靠走，治安靠狗，娱乐靠毯”。深究一下，根本症结无非是教育落后，老百姓的普遍文化程度都是小学。这就促使他决定选择一个最艰苦、最不重教的贫困老区试点， 亲手抓一抓教育。
　　“为了这样一个学校，开了几百次会，搞得非常辛苦。赣州的18个县市区他基本走遍了，珠兰乡的13个行政村，也全部走过，”赣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雷汉生说，“他到农村调研，有一次下雨，进村的路不好走，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就说不要去了吧。他就问，‘老百姓能进去么?’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
　　李永海自从来到赣州境内安营扎寨，市里便指派雷汉生跟他在山区里面跑。雷汉生最初感到有些受不了，开起会调起研来，议题一个接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鸡毛蒜皮，不一而足，时间拖得老长，常常误过饭点。
　　“到了时间，肚子饿了，我就老催吃饭吃饭，太晚了。有的时候，这个会结束，一吃完饭马上开另外一个会，到晚上12点，第四个会。拿着退休工资，没有任何经费，还要天天开会开得这么晚。”
　　只是浮于表面粗线条地工作，这不是李永海的办事风格。在一个极度落后的地方想干成一番事业，问题错综复杂，无可分身，他只好采用笨办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因为示范学校远远不同于一般的重点学校，关乎农村教育改革实践的成败，少了李永海巨细靡遗的推动，结果将不可想象。
　　“来了39次，为什么?就是这个工作难度太大，每次来说实话都是在重复劳动。”田裕琨说，“每次来，能往前拱那么一点儿，又要返回去。能往前拱啊，已经不容易了。”
　　元旦后专程从北京回到示范学校检查工作，和之前历次程序一样，县直各部门派员陪同，一班人浩浩荡荡地尾随着老头在校区里来回打转。李永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摸了一遍，小到一个水龙头、几块地板、一张实验桌，大到卫生间、宿舍、食堂，无一漏过。一趟下来，发现很多工作还是老样子，没有得到什么改进，哪怕是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反复叮嘱过的。
　　等到坐下来研究工作，县教育局一位领导在座。发言时，此公不无官腔地表示，示范学校的工作急不得，要慢慢来。由于之前一来二往，李永海对这种漫不打紧的工作态度本就颇有不满，一听这话，又恼了。
　　王中坎是李永海的中学同学，老教育工作者出身，闲来无事，也帮着参谋参谋示范学校的工作。身当其任，亦深知地方上的人浮于事风气，常常让人不放心，但凡稍微不盯紧一点儿，就有可能出岔子，也就不难理解李永海事必躬亲、望眼欲穿的迫切心情。
　　在示范学校这个平台上，李永海要帮助当地搞现代农业。去年夏天，专门从台湾请来专家开展工作。有一次，专家们要到地里采集作研究用的土壤样本，乡里几位男女干部戴着草帽也跟着去了。
　　“天那么热，取土怪劳累，谁到地里边去?我们的老表就在树下扇扇子。有大树的在大树底下扇，有小树的在小树底下扇，干活的就是台湾来的博士。就为这个事儿，在某一次会议上，可能大家汇报工作又敷衍了事，加上来到这儿遇到诸多类似的事情，一块儿‘分析’。哎呀，闹了一晚上，批评他们一晚上。”王中坎说，“老人家很烦当地这种不扎实的工作作风，他头脑那么清醒，哪能让你过得去啊?”
　　为了建设这所学校，李永海发动方方面面的关系，从书面动议到基础设施建设、到农科教各种项目的落地，万事齐备，差不多都是靠老头一人对你?着老脸到处拉赞助拉起来的。现在有人劝他抓大放小，没有必要老是无论主次一把抓，弄得精疲力尽划不来。但他是有顾虑的。
　　“不抓细，一塌糊涂，不抓细，这事儿就不成，不抓细，钱就没了，很快就用不到孩子身上。那些爱心者就全部被辜负了。”听到几个老伙伴在边上叨叨这个事情，老头就用力捶着桌子说，“你们要是筹资人，比我抓得还要细。”
　　
　　“我就不相信做不成”
　　
　　平均下来，李永海每两个月要去会昌一次。一去就开会，连轴转听取各方汇报。对于这个原则性极强的老头，是不可以打马虎眼的。有一次，他要了解学校建设的具体进展，一连数问，汇报人均含糊其词，反复用上几个“基本上”差不多了。
　　“他听了就不高兴，‘你说基本上基本上，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以后跟我讲话不要用基本上，要一个确定的数字’。”那次一同在场的浙江永隆山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廖芳滨说，“我看有些干部看到他去都害怕，做不好要挨骂。”
　　廖芳滨正在会昌投资40亿创建一个占地6000亩的“台商生物科技创业园”，这是李永海一手引进的。示范学校的12年义务教育，实由9年义务教育和3年制职业高中教育衔接构成。在李永海眼里，职业教育是示范学校的重中之重，如果抓成了，就能为当地培养出更多具有技能专长的人力资源，变外出打工为就地上班，从而冲破农村根深蒂固的“读书无用、不如早早打”等短视观念。他已经引进了两个总投资共80亿的园区项目，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可以定向就业。
　　“只要这些孩子将来有一技之长，就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天下本没有废品，只是我们放错了地方；天下本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是我们用错了方法。”
　　职高班的招生，真是异常艰难。几个老头翻过来调过去地下乡动员家长，眼见软的不行，他们继之以硬，推动县里将此作为任务下达到乡、村两级，让他们想方设法务必把学生送到学校。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有干部被撤了职。
　　职高班现在已经招进了76个孩子，电化教学，每人送给一台笔记本电脑。即便如此也有哄不住人的时候。最近一次去学校研究工作，管理层告诉李永海，职高班有4个学生思想发生了摇摆，其中的两个已没有上课，担心会辍学。
　　李永海决定家访看看情况。走到第一户人家，大白天的，孩子还躲在被窝里睡觉，冷冷地给了老头一个脊梁背，不理会他。到了第二户人家，了解到家庭有困难，影响了孩子的心情，李永海当即凑了2000元交给他们。当天晚上得到消息，第一户的孩子已经回校。
　　“能争取回来一个就争取回来一个。如果这次不去，这两个我估计就不回来，后头就会蔓延开来，到时候你再做工作就没有用了。”田裕琨说，“我们上次来是跑了16个学生的家庭，都比较困难，拿了点儿慰问金，实际上这也是动员他们，告诉这些家长要坚持下来，给他们一点鼓励。”
　　临近春节，在李永海的协调下，职高班的学生被安排到浙江去见习，见习期一个月。怕家长们不放心、不愿意，李永海就让乡里召开一次家长动员会。老头在上面一板一眼地讲，农民们在下面竖着耳朵听。
　　“希望孩子们稳定下来，踏实学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要叫孩子学习一两年就跟着家长外出打工，到时候后悔莫及。别人的孩子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穿着白大褂上班，你的孩子因为只有初中文化，只能在马路上扛包，那么辛苦，还只能拿到千把块钱。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支持孩子上学。你们的孩子是我们珠兰乡孩子中的首批上班族，是第一批摆脱了不是只会吃苦力，而是靠技能赢得生活尊严，赢得相对高收入的人。”
　　出于安全考虑，李永海和县里商议专门租了两台大巴，由县领导用警车把孩子们护送到浙江去。他自己则在那一天从北京赶去浙江接车。一个月学习，孩子们将会得到来自廖芳滨方面的不少于1400元的补贴。事情就这样没有任何阻力地得以通过了。
　　“我们在诸暨有一个最大的夜总会，本来想安排这些小朋友去见习，李书记不同意，怕他们学坏。我们就安排了3家跟旅游业有关系的宾馆。”廖芳滨说，“这3家，他是一天去看一次，一天去看一次，一直看了3天，才放心地回去。2月12日，他又来了，我劝他不用这么累，他说他要来送这些小孩。”
　　廖芳滨是一位台商，在大陆扎根21年。去年他去了3次会昌，充分领略了李永海这样一个72岁的老人还在为那里的学生牵肠挂肚，“今天操心这个、明天操心那个”，受此感召，很快就决定投资下去。根据协议，投资利润的1％到2％将用于支持示范学校和全乡的长远发展。
　　乡土中的孩子，多半没有未来。因为这个“未来”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不过是处在一架既定之轭下的“雏牛”，因循着同一种生活轨迹。日销月铄，只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在他们面前手把手地传帮带的老头。新年伊始，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肯定了李永海在珠兰乡戮力推行的改革。大幕拉开，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天地，将成为许多人的起点，但却是李永海此生的终点。
　　“为了孩子，这件事我肯定要做到底，我就不相信做不成。”23点，窗外漆黑一片。工作忙到一半，李永海应要求插进一段采访。老头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投资者陪坐一旁，随时等待着和他转入下一个环节，“我的初衷不是援建一所学校，我要一直盯到农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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