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游戏原著中文版【权力游戏中的反常规者】

　　理想主义搅局者只能存活于民主体制中，而在威权体制下，“刚者易逝，柔者长存”，只有柔性很强的节制型搅局者才能借助变动的筹码，为自己的理念获得曲线伸张的机会。 　　
　　12月7日，“维基解密”网站主编朱利安?阿桑奇按照“约定”前往伦敦一处警察局自首，随后被以涉嫌强奸之名逮捕阿桑奇的律师担心他会被引渡到瑞典和美国受审，并称维基解密将继续公布所持有的25万份密件，其中包括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多处重要设施的清单。
　　阿桑奇代表了权力游戏中的一类反常规者：搅局者，这类人恪守着自认为具有正当性的原则、理念，抵制着正式权力对公共利益的仪害。此外还有一类反常规者，即不当使用权力的当局者，他们将机构权力为己所川，腐蚀了权力的公信力和效能。在不同政体和义化背景下，这两类人的施展空间和公众对其行为的认同或容忍度大不相同，他们也因此命运迥异，
　　
　　搅局者的抗争
　　　搅局者当中，令权力最为头痛的是不妥协型的理想主义搅局者，这类人没有具体的行动目标，只有抽象的、不可通融的价值偏好，他们近乎“贪婪”地追求原则的实现。对于这种搅局者，“招安”是行不通的，“大棒”只会激起大范围的情绪反弹，因为他们坚守的理念往往能够赢得公众的理解甚至共鸣。掌权者面临的困境是：要么对搅局者进行打击并承受其反弹带来的恶性冲击力，要么满足其要求并承担这一要求所带来的后果。
　　眼下，维基解密(wikiIeao)创办人朱立安?阿桑奇及其同事就足这类搅局者、澳大利亚人阿桑奇自小随离异的母亲四处流浪，年少时因组建“万国颠覆”黑客团体入侵加拿大“北电”网络被判罚款，后来他与前妻争子的官司及在墨尔本大学的经历让他痛恨机构等级制度和政府保密系统。作为卡火卡和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传人”，他与同道在2006年创建了维基解密网站，将主机托管在瑞典，服务器设在比利时，并建立众多镜像，以免网站被轻易封杀。他们最初盗得了黑客获取的一些两方情报，后来则靠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志愿者收集、分析各利?密件，择优公开，并向特定媒体“报料”，此外还接受梢赠。阿桑奇本人转战于肯尼亚、美国、冰岛、瑞典、英国等地，并寻求特定尉家的法律庇护，
　　今年下半年，维基解密先后曝光美军阿富汗战争情报和美国驻外使馆加密电报与之前该网站捅出的英国东英利亚人大学的“气候门”电邮和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在伊拉克大开杀戒的录像不叫，新的泄密文件数量巨大，涉及多国政府，引起外交界相当大的震动。尽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们导网络言论自由，对维基解密的态度要比国防部长盖茨温和得多，但面对各国就荚国外交官被泄之出格言论的诘难，也难掩愠色。12月1日，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以瑞典方面控告阿桑奇涉嫌强奸为由发布对其的全球通缉令，可次日美国《时代》周刊仍发表对阿桑奇的专访，显示对其支持。白宫尽管已启动相应的司法调查程序，但仍要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论出版自由条款与国家安全之间做艰难的权衡。
　　相比之下，现实主义的节制型搅局者的灵活变通能力较强，他们有着短时段的具体行动目标，适当时会根据具体情势软化自己的原则立场，反复性也比较强。在权力层看来，这种搅局者是可以用怀柔策略和解，却又不得不对其加以防范的对象。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夫蒂哈尔?乔杜里和俄罗斯媒体大亨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可归入此类。
　　数年前，乔杜里在巴最高法院“裁决”流亡沙特的前总理谢里夫回国合法，并在穆沙拉夫高票连任总统后“受理”了反对派提出的总统兼任军职参选违宪的诉讼，导致自己被穆沙拉夫非法解职，从而成就了自己亲民主反强权的美誉(尽管穆沙拉夫当年推翻民选的谢里夫政府时，乔杜里曾认可这一政变的合法性)。穆沙拉夫下台后，扎尔达里总统在谢里夫所领导的政党及律师界的持续抗争下，被迫将乔杜里官复原职。但鉴于谢里夫兄弟一直有腐败指控在身，乔杜里与其的联手只是暂时的。当乔杜里宣布穆沙拉夫2007年颁布的“全国和解令”无效，并于今年3月命令国家问责局提请瑞士当局重启针对“10％先生”扎尔达里的腐败案调查(结果扎尔达里以总统豁免权逃脱调查，其亲信被起诉)时，谢里夫也隐约感到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因此，谢里夫本人始终未对废除“全国和解令”直接表态。乔杜里法官通过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宪法敌人”，给自己在政局不稳的巴基斯坦争取到回旋余地，各派在不同时期都能或多或少从他那里发现价值，他也藉此保障了司法独立。
　　而长期追随戈尔巴乔夫，自称“忠诚异见者”的列别杰夫也是在逆反与顺从当局之间摇摆。他与普京一样拥有“前克格勃特工”背景，却常常公开批评包括普京在内克格勃出身的高官，而他经营的《新报》也是反普京的舆论阵地，2006年遭枪杀的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生前正是就职于该报。不过，列别杰夫这样做的底线是，避免连续触怒普京政府，要留缓和空间。譬如，在体检发现汞中毒迹象后，面对外界根据同类案件推测对俄情报机构的质疑，他主动予以澄清；当其旗下报纸刊登对普京不利的花边消息后，他关闭了报纸，但又出于“公民责任”买下两家亏损的英国报纸《独立报》和《旗帜晚报》继续“越洋战斗”。今年11月，他在自己拥有的国家储备银行内被30名蒙面警察持枪围困，事后他说，有人试图逼他离开俄罗斯或让他“神秘死亡”。他提到俄联邦安全总局，但没有点出人名。
　　理想主义搅局者只能存活于民主体制中，而在威权体制下，“刚者易逝，柔者长存”，只有柔性很强的节制型搅局者才能借助变动的筹码，为自己的理念获得曲线伸张的机会。
　　
　　当局者误用权势
　　
　　权力腐败是非正常行使权力的一种，当局者因各种理由对手中的权力或权势存在认识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动用权势牟取私利，结果不但腐蚀了权力机构，也给个人前程带来了风险。
　　例如，韩国时任外交通商部长柳明桓的女儿柳炫善，在该部首轮公务员招聘中因不符合应聘资格被淘汰，却在二轮招聘中因外语能力要求降低以及申请期限延长了20天而达到要求，获得录用。招聘程序的操作被公众质疑为以权谋私，柳明桓一开始否认，后来引咎辞职。
　　再比如，奠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因权倾一时、口无遮拦而遭总统解职。卢日科夫在叶利钦时代就开始经营的“独立王国”，在俄罗斯的联邦垂直领导时代显得有些突兀。当总统府批评卢日科夫在火灾期间休假，随后媒体不断披露莫斯科市府腐败丑闻时，卢日科夫自认为与总理普京关系还算和谐，便利用总统、总理政策上的龃龉，指责总统府“打击政敌，免得政敌支持普京竞选总统”，由于误判形势且捅破了梅普二人关系微妙的窗户纸，而遭普京抛弃。
　　相比之下，印度总理辛格被卷入腐败案就属于“代人受过”了。辛格内阁中，初任电信部长的拉贾几年前曾以跳水价违法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致使政府损失多达390亿美元。此事近日被审计机构曝光，拉贾最终辞职，不过素以清廉著称的辛格政府因最初没能及时反应而卷入腐败疑云。最高法院将矛头直指辛格，要求他就自己在这一“史上最大政府丑闻”中的包庇态度做出解释。而辛格之所以反应迟缓，是因为拉贾所在的平等党是国大党维持执政地位的有力盟友，辛格要动拉贾，首先要通过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而这需要时间。
　　和索尼娅?甘地事后公开反思腐败案，称“发展也不能牺牲道义”不同，卷人另类权力腐败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都公开为自己的性丑闻辩解。贝卢斯科尼以前曾任命模特女友担任部长要职，今年他为一个因盗窃和非法移民身份被扣留在警局的摩洛哥籍应召女郎“鲁比”打招呼求情，东窗事发后遭议会安全委员会问询。贝卢斯科尼承认自己喜欢年轻美女，但表示自己只是做了普通意大利男人都会做的事情，还称其裸体聚会实际上是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那里学来的一种宗教仪式。连串性丑闻虽没能让贝卢斯科尼下台，但日前4名内阁部长以辞职施压，还是令其有所忌惮。
　　与老贝类似，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在性丑闻曝光后也没有否认，而是作淡化处理，认为是陈年旧事，并摆出夫妻伉俪情深回应媒体。由于瑞典国王不掌握实权。公众对国王曾经的道德越位之举也抱以宽容的态度。
　　可见，对权力腐败的规制性措施在不同体制和文化中差异很大。同样是打压腐败，在威权体制中带有明显的授意引导痕迹，而在民主体制中，因为公众有发声空间，对权力腐败的规制往往出于平息公众愤怒的目的，是公众监督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一定非要当局者下台，很多时候只是摆明事实和当局者的应对态度，剩下的就交给选民来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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