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邹世敏: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

　　2010年8月16日，兰州市一家自助餐厅。77岁的邹世敏走了进来。服务员向她打招呼，邹世敏说：“先不要开单，我要看看菜。”她把台上每个菜都看了一遍，然后肯定地说：“你这些菜不值这么多钱!”服务员的脸色沉了下来，邹世敏却根本不看她。
　　2009年，邹世敏成了新闻人物。2008年12月，兰州市大面积停暖7天，邹世敏因寒冷患肺炎住进医院，前后折腾了一个月。2009年4月，邹世敏将市热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一审法院判邹世敏败诉，邹上诉中院。热力公司3次上门调解，口头道歉，并愿给她一笔钱。但邹世敏宁愿不要钱，也要对方书面道歉。由于邹世敏坚持在调解书上应写明“道歉”二字以及为何道歉，故调解失败。二审又判邹世敏败诉。之后，她将官司情况详详细细写了4篇帖子，发到网上。
　　“通过这个官司，我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在为功名利禄活着。”邹世敏说，“有的人是蹲着观察，等邹世敏官司赢了，他也去打官司。有的人是坐享其成。我是为兰州20万人、7万户受冻的家庭说话，你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都不敢吭声，让一个孤老太太说话!我们的公民意识哪里去了?乡愿和犬儒之风盛行，这次又让我深刻地体验到了。”
　　官司立案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邹世敏家采访并询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等邹世敏官司打输，大部分媒体记者就都不来了。
　　邹世敏说她现在对人没有好看法。离异多年的她，只能孤身住在一套屋子里。很多“右派”都变成了“怪人”，邹世敏说她也是“怪人”，因为思想跟别人不一样。“尽管受过这么多摧残，我还要对社会尽一份责任。”邹世敏说，“我这个取暖官司是兰州的民生大案。这个官司不打下去，会成为我的心病，迟早会冒出来。不管输赢，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赢了，是社会在进步。”
　　邹世敏的这份坚持甚至“偏执”，和她一生的遭逢是一脉相承的。
　　
　　整人与“考验”
　　
　　1950年代初期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是邹世敏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但很快，风云突变。
　　1955年反胡风，邹世敏男友因为曾听说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妇女和边界的事，去向团小组长汇报，组织上把他拿出来批斗，说他反苏。男朋友哭了，邹世敏推开他，去找团支部书记理论。书记望着她不说话，却很快把情况向上级汇报了。
　　反胡风后，1956年又搞肃反。邹世敏班20名同学，肃反对象有4个。一个从南方来的学生爱戴墨镜，就有“特务”之嫌。另一个同学，家里寄来个医用听诊器，被说成是“侦听器”，让她交待问题。白天斗，晚上斗，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寄来的信件都被搜查。
　　自从开了这些会后，邹世敏心里有事。老追着问肃反小组长：“怎么不给她们下结论?”肃反小组长说：“这是考验她们。”邹世敏很是反感：“你把侵犯人的尊严作为考验?”她憋不住，跑去问政治指导员。指导员一见邹世敏很高兴，说：“这次肃反，上面定的指标是5％，我肃了10％，上面表扬我了!要提拔了!”邹世敏一听，转身就出来了。
　　“大鸣大放”后接着是“大辩论”，实际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学校首次大辩论会的对象是一名任姓教授，名曰辩论，实则批斗。任教授沉默以对。邹世敏离开座位，走上讲台发言：“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开展批判，无异于压制鸣放……我看不出任老师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全场愕然，哑然。邹世敏回到座位后，一个东北同学小声说：“我以为你上厕所去了，谁知你上了讲台。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上台讲话?”
　　主持反右运动的领导找邹世敏谈话，责怪她：“一向听党的话，但这次经不住考验了。”又说：“李祖怡已定为右派，打算开除他的党籍。”李祖怡是上海籍学生，鸣放运动中，他在校刊连续发表5篇文章，号召同学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思想活跃再活跃”。邹世敏一听，站起来说：“开除李祖怡的党籍，我就退团!”扬长而去。
　　1957年8月，临近毕业，学校召开对邹世敏的批判会。一年前已分配到哈尔滨工作的男友几次向学校来信，要求将邹世敏分配到哈尔滨。1957年9月，邹世敏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上班后，邹世敏立即给学校写信，表示对批判不服。10月，学校给医院寄来材料，医院卢书记叫邹世敏去看。材料为邹世敏罗列4项罪状，并说她“对错误至今不认识，要来沈阳核实申诉”，定性及处理意见为：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每个月发给生活费30元，考察期一年。
　　邹世敏气愤而颤抖地看完材料，说材料与我本人面目全非，不能签字。说完就走了。这份没有签字的材料，从此压了她22年。
　　
　　习惯孤独
　　
　　刚参加工作就成了“右派”，陌生的同事不愿与她接近，跟她面对面坐着的医生，只顾自己看病，8小时不跟她说一句话。邹世敏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会上不讲话，会下不与人交流。
　　1959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邹世敏结了婚，怀了孕。每月30元生活费只够养活自己，向同事借钱时遭遇的斜眼和讥笑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她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这件事，邹世敏至今不后悔：“我不要孩子，也是一种自尊，因为我不能自立，养活不了孩子。”
　　一年考察期已过，邹世敏找到医院人事科，要求给自己定工资级别，不被理睬。1960年，卫生部要在兰州医学院建立卫生系专业，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抽调数名教师，其中有邹世敏的爱人，邹世敏随之调到兰州，分配到兰医附属一院内科工作。
　　1959年起，全国分批给“改造好了的右派”摘帽。兰医在校右派均已摘帽，只剩邹世敏一人，因为她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回想往事，邹世敏说：“我不承认右派，这是对我内心世界的维护。我提的意见不是政治层面的，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只是为别人叫屈，就被打成右派。连我这样的人都定为右派，说明当时没什么法治，根据个别党员的意见、单位的意见，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右派，这对国家来说，就不是正常的。”
　　单位没人再与邹世敏谈一句工作以外的话，邹世敏也不与任何人接近。产期临近，邹世敏去了爱人所在的四川，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女儿三四岁时，邹世敏给她讲故事，每讲到一个角色。女儿都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邹世敏一怔，心想：“孩子，你的母亲就是‘坏人’，如今众叛亲离，你将来也会与我划清界限吗?”
　　
　　人性的变异
　　
　　女儿刚生下时，留在四川由父亲照养，邹世敏独自回兰州上班。由于思念女儿及无人可与诉说，十分苦闷。医院一个领导去宿舍找她谈心，邹世敏不免吐露些冤屈压抑，谁知领导一下坐到她身边，动起手脚来。邹世敏立即站起来，说：“我是把你当老干部看的!”“老干部”临走前还问：“你不愿意?”不久，人事科通知邹世敏去酒泉农建十一师报到。那是一个偏僻的农场式单位。邹世敏猜测自己遭到了报复。但是，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由于兰医已往农建十一师送去过两名右派，接收单位认为兰医是在“卸包袱”，坚决不同意再接收邹世敏。
　　“文革”开始了。大字报、批斗会，邹世敏都去看，但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周围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思想上一有想法，就会付之于嘴巴，1957年不就是这样跌下去的吗?她甚至庆幸自己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了教训，加上有了孩子，决心不再参与政治。“如果不打成右派，没孩子，我可能会是像张志新一样的下场。”邹世敏说。
　　很快，有人贴邹世敏的大字报。有一张的标题是《揭发》：“右派分子邹世敏曾给我几斤粗粮票，是企图拉拢我。我正告你，这是痴心妄想。”
　　邹世敏说事情的原委是：“一个护士上夜班时，跟我说家里吃不饱，我给她几斤粗粮票。给完就完了。‘文革’时，她怕我提起，先下手为强，反而给我出大字报。我现在见了她和她爱人，都已白发苍苍了，我都不理他们。”
　　邹世敏又惊又喜的是，她竟然看到了爱人写的大字报。喜的是很久没有接到爱人的信了，终于有了他的消息，惊的是大字报的标题是《对邹世敏的揭发信》o爱人揭发她到处搞翻案活动，至今不承认是右派。“我当时处于包围中，群众都不理我，我只有跟病人讲话，处境十分孤立，爱人又来攻击我，差一点置我于死地，人真是最坏的东西!但他用‘批倒批垮’的说法，不说‘批臭’，说明我在他心中还是有感情的，但迫于形势，他要跟我划清界限。所以又惊又喜，这真是很奇怪的感情。”邹世敏说。
　　1968年4月，34岁的邹世敏进了统管组，俗称“牛棚”。说“左派打右派，算什么打人”的内科主任也进来了；给邹世敏贴大字报，说应将她送去劳教的内科副主任也进来了。副主任身高一米八，走路昂首挺胸，管理人员看不惯，让他低头勾腰，身姿要跟手里的铁锹一般高。副主任屈膝行走，犹如戏剧中的武大郎扮演者，一旦他直起腰来，管理人员就破口大骂。邹世敏以前不会骂人，跟着管教人员学会了“他妈的”等脏话，以为是劳动人民的粗犷本色。
　　有一天，邹世敏看到院长、教授、科室主任们排成一队，沿走廊转圈儿跑，边跑边喊“我有罪，罪该万死”!管理人员在旁监督，不停催促：“狗日的，跑快点!”这队人跑累后，管理人员将他们叫进房间，站成两排，随手指着屋中物件，让他们用英语回答，说错受罚。被管教者炫耀争宠，互相指错。邹世敏说这让她想起古代贵族们为了取乐，豢养斗士，让他们互殴的情景。“这哪是改造人，简直是折磨人，是流氓教育。”
　　“政治斗争对每个人的人格都有损害。”邹世敏说，“我不承认右派，不告密别人，我能做到这样，是良知的坚守。”但她说自己也绝不再轻易相信人，而是极审慎地接纳人，极挑剔地观察人，极警惕地防范人。她的童心、爱心、同情心，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湮没。在当时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她习惯了不思考、不发言，有想法也主动刹车。
　　
　　摘帽与改正
　　
　　1969年6月27日，医院召开大会，革委会主任宣布给邹世敏摘掉右派帽子。邹拿着发言稿上台，大肆宣扬劳动能改造人，能改造世界观。后来，回忆这幕场景时，邹世敏写道：“……当念到这里时，我心里掠过笑意，笑人们相信轻飘的谎言，不相信痛苦的真话。”
　　30多岁的邹世敏，头发已全白。摘帽后，有位从夹边沟出来的右派跟她说：“为了体现党对你的关怀，你应该把头发染黑。”邹世敏黯然无语，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右派”的黥印还刻在自己脸上。那时她不会笑，偶尔一笑，别人说是苦笑。
　　她说，跟她这个“反面教员”共事这么多年，同事们从她的经历中学到的是“乡愿”和“犬儒”。“不能耿直、善良、敢言，尤其不能对当权者提出异议；只要组织上一声号召就积极响应，绝对不会犯错误。”
　　1979年3月的一天，全院职工大会，革委会副主任宣读了对邹世敏的“右派改正报告”。邹世敏心情非常好，开始觉得自己是这世界的主人，“阳光是我的，脚下的地是我的，病房都是我的。”20几年没照过相的邹世敏，染了发，烫了发，去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模仿蒙娜丽莎的微笑，另一张模仿电影演员秦怡。
　　1999年，退休10年的邹世敏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写了本书。“它不光是我个人的历史，也是时代的一页。”邹世敏说。“我对过去没有叹息，也没有眼泪。把我们这一代人做成这样，是国家的损失和悲哀。一个人生来就是要为社会奉献的。我以我的经历给社会做出了奉献。我以能写出这段历史为荣。”
　　邹世敏又说：“反右扼制言论，导致以后的‘文革’，这些做法与我的良心非常抵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了磨难、痛苦。从内心世界来说，我没有被打倒，不是我对政治多么清醒，当年，我也没有什么宪政民主自由等想法，只是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冤枉的。”
　　2002年12月，邹世敏自费出版了这部作品，书名原为《变异》，意指政治运动对人性的异化，“批斗、打人、抄家，夫妻闹离婚，家庭成员互相揭发……都是一种变态。”但编辑让她换个名字：“社会主义一片辉煌，怎么能叫《变异》?你这书名在审查讨论时肯定通不过。”邹世敏将书名改作《追寻》。书出版后，邹世敏给全国各大高校、国家图书馆及各省市区图书馆以及朋友寄赠了600多册。
　　甘肃省据说有2万多名右派，只有和风鸣和她两人写了书。邹世敏托和风鸣把自己的书寄给北大教授钱理群。钱理群读后，撰文《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文中写道：
　　“这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最可贵的精神与品格是‘不肯苟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这样的凡事苟且的国民性如何形成，它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根源，都很值得研究。这其实正是种种恶行在中国一直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民族灾难要从民族精神上寻找原因。正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绝不苟且，守住底线，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因此，这位因不肯苟且而自踏死地、惨遭种种不幸的女人的悲剧，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每一个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的人们，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在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与内疚。而我们早已失去‘知耻’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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