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台湾３０年|30年以后的自己

　　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的作者，1977年出生的台湾人，他以编年体描述了一个台湾平民眼中的30年沧桑巨变。 　　作为70后一代，作者的少年时代难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对一个孩子而言，最明显的便是无时不在的党化教育。小学时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要学唱“蒋公纪念歌”，当每次老师提到蒋介石或孙中山的名字时，大家都要坐正或立正以示尊敬，尤其是“进到学校里见到蒋介石铜像都要鞠个躬，而且不能走过之后朝着蒋介石的屁股敬礼，否则会被骂的”。
　　国语课本里有这样的舔屁沟文章，蒋介石年少时看到河里有逆流而上的鱼，遂大受启发，悟出人生哲学来，终成为一代伟人。时值蒋经国去世，小女生涕泪交加愤言是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还有人说，“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李‘蒋总统’吧?”
　　但是国民党的政治高压统治只是为了取得绝对权力，至于每个人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它完全不顾，只须求得表面上的驯服，故而在基层社会中，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政治全能主义侵蚀。在作者眼中波澜不惊，却让我几度惊愕的是，小学里有“访问台北市长”、“自治市市长选举”这样的自娱自乐节目，角色皆由学生扮演，尤其是后者中，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从一个侧面说明，选举文化在台湾的扎根牢固，公民教育无论是徒有形式或者遮遮掩掩，都潜移默化为日后的转型铺垫了参政技术基础，
　　1986年发生的反杜邦运动和汤英伸案是对民间社会成熟的一场验证，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投身公共事件。9月28日，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公开宣布成立，面对这一切，蒋经国轻轻说了句“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之后，蒋经国还有名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轮椅上放飞了和平鸽，台湾从一个卡理斯玛型强人政治支配的政权，平稳过渡到依靠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信任的支配依仗中，这也是一场政治祛魅过程，领袖的光环逐渐淡出，光荣与梦想属于每一个公民。
　　漫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却也是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博弈妥协时代，这便是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差别，“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司”、“被自杀”、“请喝茶”、“职业学生”一度是台湾民间社会的关键词，警备总部负责监控人民的一言一行，让公民生活在恐怖的气氛里，这对时代和人性都造成了扭曲和戕害。
　　有幸的是，一般社会生活并未高度政治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还是能找得到界线，即便有时候界线模糊点，许多人并未把政治教化当作一回事，只是皮里阳秋地敷衍一番。在书中，有一处让我印象很深，在党外抗议活动的场子里，总有许多卖烤肠的小贩，跟随着四处移动，一旁还有书摊出售禁书和街头运动的录像带甚至毛片，虽然这是一种逐利本性，但客观上体现了全民参与政治的气氛，“民主香肠”一词应运而生。
　　从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到胡德夫、杨弦、杨祖?等人为代表的开启了台湾民权运动的民歌30年历程：从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尤其是《悲情城市》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今目的《海角七号》；黄舒骏《改变1995》唱出的悯怅和物是人非，罗大佑的愤怒和忧伤，这本书里，几乎所有关于台湾的一切，都能蓦然带给我激动的心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也许是因为我作为彼岸大陆读者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相似神通的期盼与乐观。
　　
　　《日本国宪法的精神》
　　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石，《日本国宪法》具有和平宪法的本质特征。此书结合宪法和日本人民生活中的例子，倡导日本国民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政治中，依赖宪法作为指南针，追求和平、自由、人权等等，并号召民众抵制日本国内的修宪派。作者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家，为战后日本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
　　《嫁给革命的中国》
　　关于早期共产党的出版物，几位外国记者，譬如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著作一直享有盛名，而王安娜这个名字和《嫁给革命的中国》，则不大为人所知。王生于德国，1931年嫁给后来成为外交官的王炳南为妻，并跟随王来到中国，由于丈夫的关系，王安娜与当时的共产党人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其1964年在德国写成的这本回忆录，便是根据自身经历，一语双关。
　　《思想东亚》
　　作者是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如何界定和描述东亚共同体，如何理解东亚民族国家的角色，韩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以及东亚教科书等事件所反映出来的东亚历史观构成了《思想东亚》一书的主轴。在这本书中，白永瑞以其历史学家的严谨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呈现了一种深刻而又极具互动性的东亚思想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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