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历任部长【中国教育：新部长，老问题】

　　教育部办大学、各地教育局办中小学的现实治理模式，让中国社会区域发展失衡积弊，在教育领域也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 　　10月31日，任期未满、年龄未到的教育部长周济被免职，原副部长接任，教育部的人事变动，在最初的一周里引起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从2008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20多个部委中，教育部是人事变动最大的一个，一年多时间，该部领导层，除了两位女性副部长之外，有8人职位发生变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部官难当的现实。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3个月的外出考察、调研中，不断地深入学校，听课、点评教育事务，其中，尤以在北京35中的讲话最为系统和严厉。在新华社全文播发的总理讲话稿中，对教育改革的不满可谓溢于言表。他说：“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总理的讲话清晰地透露出，在对教育系统种种弊病的认知上，中央政府领导层与民间并无差别。基础教育的僵化和资源分配不公、职业教育的缺失、大学官僚化、学术腐败难以根治，等等。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已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但革除这些积弊，多年改革却始终效果不彰，教育部长的更迭，能够带来好转吗?
　　
　　改革歧路
　　2003年，周济从武汉市市长的职位上调任教育部长，此前他还担任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一职。那个年代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接近尾声之时，高校大扩招、大兴土木的景象已基本结束。“正是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后，教育产业化作为一个教育价值就已经被否定和修正。”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可以说，2003年中国教育重新开启了另一扇门，告别了功过兼具的产业化时期，新的教育部长当过大学校长、地方要员，人脉广泛、官声颇佳，且富于改革魄力，被寄予厚望，来革除产业化带来的弊病，提升教育质量，为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培养急需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改革大体可以分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层面。高等教育与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以及科学成果的涌现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也因此，更加受到执政者的关注。在过去的6年多里，教育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可谓费尽心力。教育部目前设置的19个职能司(厅、室)中，人事司、高等教育司、直属高校司、高校学生司、社科司、师范教育司、思政司等8个司负责管理高等教育，只有3个司具体负责基础教育，此外是负责民族教育、体育卫生、语言文字和国际交流教育的司。
　　“教育部的管理重心过高，对75所直属高校的直接管理，占用了教育部主要的管理资源。”杨东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教育部直属高校多达75个，还有31个直属的事业单位，职能明显偏于高等教育，偏于部属高等学校。
　　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加强管理和改革的方式则倾向于通过建立一整套标准化科学化的生产、评估体系来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过去的6年多里，一方面是进行大规模本科教学评估、实施就业率统计考核等等，寄望于通过这些标准化的考核体系来革除产业化带来的弊病；另一方面则实施各种各样的学术、学者奖励工程、计划。对SCI标准的重视等等措施，都是致力于通过引入各种评价体系来促成高等院校杰出人才和成果的涌现。
　　可以说，这样的改革思路并无太多可以诟病之处，但与其他领域的不少改革类似，无论如何科学先进的评价体系，在一个官僚化，层层对上负责，而非充满民主氛围的体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6年多改革下来，各个大学行政化色彩有增无减，上级说抓一事，学校就增加一个办事处，造成本应充满自由的大学校园成为官僚机构虚设最为泛滥之地，大学校长基本上是靠教育部的文件过日子，教育部靠红头文件治理学校，以致高校缺乏个性，缺乏活力，千校一面，毫无特色和创新可言。此外，评价标准的简单和统一，让花钱刊登论文蔚然成风，教学再好的老师也往往无法获得认可。
　　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领域为自己揽下了越来越多的职责，但是管得越多，效果反而越不好，与推行这些改革措施的初衷近乎背道而驰。最近几年来，人们能够听到的来自大学校园的新闻，大多是领导者的贪污腐败、教师们的学术丑闻以及学生的就业难。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度过了产业化主导下的数量扩张后，陷入低潮，在提升质量的道路上，教育部6年之力，并没有带来多少改观，或者说让人们看到改观的希望。
　　与高等教育的用力过猛相比，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部则显得疏于管理。“现在中国教育的现状形象地说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而不是教育家办学。”杨东平说。
　　过去6年多来，基础教育呈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相，在那些发达的大城市，择校费高昂、各种补习班盛行，教师走穴，有偿家教，师德备受质疑，推行多年的素质教育彻底沦为空谈。另一方面是在那些贫困地区，罢课声此起彼伏，教师对自己待遇的争夺成了日常情景。最近几年，几乎每年，大规模的教师罢课事件都会出现，以至于教育领域也成了群体事件敏感区。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正在以超常规的速度前行，而身处其间的教师们却囿于体制，无法谋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因此，各种各样的争利之声，谋利之举，此起彼伏，所谓师道尊严，在一次次恶性的新闻事件中，越来越荡然无存。
　　但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教育部并没有花费更多的心思来改变这种状况，仅仅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不断出台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些显然不足以改变现实。事实上，基础教育的管理是最需要国家统筹的领域，教育部办大学、各地教育局办中小学的现实治理模式，让中国社会区域发展失衡积弊，在教育领域也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
　　
　　下一个5年
　　跟当年的周济一样，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官声良好，被认为“一辈子在教育系统”，是个懂教育的人，无论如何，人们至少相信，这个当过中学老师、大学校长，在教育系统浸淫30年的新部长对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应该会有清晰的认知。
　　在北京35中的讲话中，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教育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
　　如果能够在下一届获得连任，袁贵仁至少将会再有一个完整的5年任期，毫无疑问。新部长面临的最大课题依然是改革，任何一项改革事业，失败的因素往往有两种，一是急功近利的思路，欲速则不达，二是遇到困难时的停滞和退缩。教育改革同样如此，虽然高等教育是科研人才和成果的直接生产地，也是容易出政绩的层面，但中国教育的弊端，创新型人才的瓶颈更大程度 上在于基础教育，教育事务原本就是百年大计，而其改革也应从基础做起，循序渐进，让教育改革的重心回到基础教育上来，才是务实的改革者所为。
　　11月7日，新部长袁贵仁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在河北邯郸，出席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会上，袁贵仁提出，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发展的新目标。自从2008年9月1日，中国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义务教育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事实上，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在义务教育达标率上依然存在着巨大差距，在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义务教育达标率基本都能达到98％以上，但在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适龄少年的入学率最低的仍然只有30％多。
　　在很多农村地区，近几年来，辍学率也开始反弹。辍学的最重要因素已不再是贫困，而是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发达的城市地区，在大一统的高考模式下，农村学生凭借分数进入优秀大学变得越来越难，就连总理温家宝都感慨，与他的学生时代相比，这个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
　　义务教育不均衡的背后是教育理念、内容、方式、选拔机制等等一系列弊端。革除这些弊病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甚至非一代人能够完成。改革的主导者需要抛却政绩驱动的改革思路，真正为中国教育谋划长远目标。
　　在高等教育层面，理论上看起来，改革要简单许多，但高等教育最需要的则是改革者在面临困难时的勇气。年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温家宝作了题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讲话，回顾了历次重大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其中特意提到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那次改革提出的目标，基础教育是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核心思路则是逐步落实大学的自主办学权。
　　在杨东平看来，1985年的改革纲要到今天也仍然具备先进价值。“那次纲要对于高等教育，中央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核心就是政府放权，建立校长负责制。”杨东平说，这个任务今天也没有完成，1989年之后，教育行政体制改革被搁置，改革的延误导致在大学校园里出现官本位的回潮，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出现了一批副部级的大学，自上而下，强化行政的价值。
　　事实上，2002年，中组部的事业单位改革中也曾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但是现实恰恰相反，强化了这套官本位价值。经过了1990年代末的大扩招和过去6年多名目繁多的规范化评比考核以后，中国的大学真正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还其办学自主权，革除大学的行政化，这些措施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基础，而自由才是诞生杰出人才的根本。
　　大学的改革涉及意识形态的敏感性，执政党的自信和魄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革新能在什么层面上得到突破，这决定了高校体制改革进程不能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如此，大学的革新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可以而且应该跟社会改革同步，官本位、机构膨胀、垄断性，这些在社会其他领域已经被逐步革除的流弊，在大学校园里应该从制度上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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