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劝和，始自倾听双方 中东

　　不管是否同以色列建交，中国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方面的所有主张和做法。同巴以双方都有接触，同时同双方都能对话，这样有利于实现“劝和”的目的。
　　　以色列高官争着访华
　　
　　《南风窗》：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外交经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里，您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和感受是什么?
　　王昌义：我196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有20多年在从事与中东有关的工作，十几年在新闻司。我当大使是从阿盟成员国吉布提开始的，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之后又在叙利亚担任大使3年。同外交部后，我先是担任西亚北非司司长，后来当外交部长助理，也是负责西亚北非这一块。1996年起我出任驻以色列大使，一干就是5年。去年我退休，之前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印象最深刻的事说起来太长，我就说点其它有意思的吧。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拉伯主要国家和以色列参会。当时，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外交部向以色列副外长内塔尼亚胡发出邀请，请他访华介绍和会有关情况，然后，杨福昌副外长访问以色列。不料以方回复说，副外长已调离，不能赴华；我方再邀请以外交部总司长哈达斯时，对方又说总司长公务繁忙，不能脱身。不过，以外交部也提出替代方案：请中国副外长杨福昌先行访问以色列，如果中方邀请以色列外长利维本人访华，他会尽快成行。
　　对于以方左推右推、不痛快的表现，我在联系此事时一开始很纳闷，后来听以方驻华办事处主任讲，他们政府内部利维和总理沙米尔都想争夺对华建交的政治资本，都想在这个问题上“抢头功”。就在利维通过外交部同中方联系时，沙米尔背着利维指派国防部长秘密访华，向中国总理李鹏转达了愿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口信。利维从媒体得到这个消息后，很恼火。不过，最后还是他到北京签署建交公报。
　　再有，1996年以总统魏茨曼向我提出要访华，我将信息报回国内后，国内邀请他1997年来访。不巧新总理内塔尼亚胡1997年也提出，其任内首次出访亚洲，想把中国作为第一站，请中方尽快安排。我方考虑到以总统、总理接踵访华，行程过于频密，于是请内塔尼亚胡1998年来访，结果由于自身原因，魏茨曼总统1997年没来成，我方便安排内塔尼亚胡1998年上半年访华。总统府官员还希望我们先安排总统统访华，我们不便再变更，于是魏茨曼推迟到1999年再访华。
　　前面是总理、外长争着同中国建交，后面是总理、总统争着访华。这一方面说明中同和犹太人的友谊基础很深，从宋朝犹太人与汉人和谐相处，到二战期间上海接纳2万多名犹太难民，犹太人对中国抱有感激、感恩的心态。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中国的影响和地位已经大大增强，当时以色列在国际上还比较孤立，其领导人为了维护执政地位，改善政权形象，需要接近中国，同中国发展关系。
　　
　　从“一边倒”到平衡对待巴以
　　
　　《南风窗》：中国和以色列1950年就开始筹划建交谈判，为什么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
　　王昌义：以色列在中东是第一个承认中周的国家，在世界是第六。当时双方相互承认，有过多次接触，打算谈判建交，当时主要是通过双方驻缅甸使馆进行接触。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人大报告中提到双方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
　　但是，以政府内部有分歧。外长、后来一度出任总理的夏里特主张更多考虑美国的态度。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追随美国。朝鲜战争结束后，夏里特批示外交部“不能迅速”同中国建交。因此，当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科恩1955年初访华时，没有被授权同中方谈判建交问题，只签了贸易关系协议书。就这样，以方迫于美国的压力，错过了一次同中国建交的机会。
　　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点转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同一批阿拉伯国家先后建交，中阿关系已经打开局面。以后，以阿之间发生几次战争，双方关系极为恶化。中国站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同以色列越来越拉开距离。“文革”期间，中国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以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东地区和中国国内都发生重大变化。中东地区，除了埃及率先同以色列媾和外，要求和平解决阿以争端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中东问题和平会议，标志着谈判解决争端的主流趋势迅速发展。阿拉伯国家愿意同以色列坐在一起谈判，也希望中国介入中东和平进程。它们对中以关系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中以双方也都有需要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这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在这个背景下，中以终于在1992年正式建交。
　　《南风窗》：早年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会否处于两边不讨好的境地?在巴以问题上，中国的恰当立场应该是什么?
　　王昌义：中国一开始就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从多方面向巴人民事业提供支援。中国这个立场是一贯的，不管是否同以色列建交，中国都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方面的所有主张和做法。比如，中国曾经不赞成有的巴勒斯坦组织提出搞暗杀、劫机的做法。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叙利亚使馆工作时，就曾听说“把以色列赶到大海里去”的口号，对此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一直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中国由于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阿拉伯国家对中以建交普遍表示理解。我们认为，同对立双方都有接触，能够直接听到双方的声音，便于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和判断情况，同时同双方都能对话，便于阐明自己立场，做双方工作。这样有利于实现“劝和”的目的。
　　事情往往有两面，对双方做工作，要“劝和”，很难同时满足双方的所有要求，自身的立场就要平衡一些。自然，这是有原则的平衡，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简单地说，我们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就是：领土换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实现两国共处。
　　《南风窗》：怎么看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的腐败问题?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巴勒斯坦人是完全的受害者吗?
　　王昌义：这是巴民族权力机构在自身建设问题上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不能妥善解决，将影响其执政能力和地位。过去若干年，哈马斯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原因之一就是利用巴民族权力机构存在的问题。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以色列至今还占领巴领土，军警不时镇压巴人的反抗，造成巴方大量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以方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些巴组织在以境内实施自杀式袭击也不可取，因为它往往伤及无辜，这包括以色列民众，甚至还有其他外国人。
　　
　　美国以反恐谋霸，中国以反霸图强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 伊拉克战争?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能取得成功吗?
　　王昌义：简单地说，这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实际谋霸而发动的一场战争，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伊拉克战后重建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这几个方面。目前看来，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且曲折反复。根本问题是，美国入侵后，伊拉克有几大矛盾在发展，主要是：占领与反占领之间，库尔德人与逊尼派、什叶派之间，教派内部，以及政府内部，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它们相互交织，互动式发展，影响了重建的方方面面，这些矛盾和斗争将延续很长时间。
　　就说美国撤军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要加速撤出。但不管撤军的规模和进度如何，它为了保住在伊拉克的利益，最终很难全部撤出，总要以这样那样的名义留下一部分“坐镇”。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就会存在，安全形势就不容乐观。美国还要把伊拉克改造为“中东民主典范”，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如果结出果实，也很可能是“怪胎”。
　　《南风窗》：9?11恐怖袭击的嫌犯多数来自中东，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美国想通过在中东推行“民主路线图”的做法来消除恐怖主义，这是可行的吗?
　　王昌义：中东国家之间的经济状况很不一样，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厉害，将近一半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人口比例很大，这使主张推翻世俗社会、重新分配财富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不断扩大影响和势力，是恐怖活动得以滋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外因方面，中东历来是大国争夺的重要场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实行不公正待遇，包括干涉内政，掠夺石油财富，特别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许多人认为祸害都是西方霸权主义造成的，从而走上以恐怖活动反抗的道路。
　　虽然从某个阶段看，中东的恐怖活动多一些，但不应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地区、特定宗教挂钩。中东地区有，其它地区也有。伊斯兰教有，基督教也有。佛教讲究“慈悲为怀”，西藏的一些藏独分子不也搞恐怖活动吗!
　　美国企图通过“民主路线图”来消除恐怖主义，完全行不通。道理也简单：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西方执行的错误政策，“民主改造”计划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再则，西方民主不能移植于中东，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的差异很大。民主改革应由内部开始，要符合本国国情和价值观，外力不能强加。还有，如果照搬两方模式，有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伊朗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搞全盘“西化”，引起群众反感，国王政权被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不仅如此，移植的结果可能更激化恐怖活动。这几年伊拉克的局势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南风窗》：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东既缺乏强烈的历史联系，又没有长期的战略利益，中国在中东的方向只不过是“获得资源和石油，而不是任何政治或战略利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昌义：中东有22个阿拉伯同家，2亿多人口，是世界热点、矛盾和冲突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大国博弈的平台。中东国家反霸反强权意识强烈，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中国看法一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支持力量。说中国在中东只图资源和石油，是没有看到中东的独特之处和在中国外交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概括来说，中国同中东国家发展关系是全方位的：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国际事务中合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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