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年执政党整党的启示]苏联的兴衰对执政党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开展的所有整党活动及教育，无一不是以自律为主，以他律为辅，对不合格党员的清理，其30年出党面的总和也不过党员总数的1％～2％。 　　优良作风是政党具有强大力量的源泉。当前执政党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缺乏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真正了解并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执政60年的党的作风情况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才能通过反腐败斗争推动党风好转。
　　
　　经验与教训
　　
　　建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执政后可能增加脱离群众的危险有着清醒的认识。
　　1950年初，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全党作风大为改善。在此基础上，1951年下半年又开始了为期3年的整党建党运动，到1954年春，“经教育审察，党内约有不到10％的人不符合党员标准。据统计，1953年底，已有32.8万多人离开党组织。其中23.8万余人完全丧失党员条件被开除党籍，9万多人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开展了确保党员质量和党组织纯洁性的建党工作。“截至1953年6月，全国新发展党员107万人。”建国初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和整党建党运动，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积累了经验。
　　1957年4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等人，就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周总理说：“北京的城墙高，容易把领导同群众隔离开来。”拉希多夫开玩笑地说：“城墙高也有个好处，使官僚主义不会播散开来。”
　　周总理笑着说：“另有一个好处，要是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城墙还可以挡一阵。不过，这还是不保险的。城墙是可以冲破的。近40年前，我们北京学生就曾冲进过北京古城，反对过当时的官僚和军阀。”他指着两个向拉希多夫同志和尤金大使献花的小朋友说，“假如我们的官僚主义不改，他们将来就会冲进城墙的。”
　　周总理说：“人总是这样，稍有成绩，就会骄傲。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以为我们有了缺点，人民也会原谅我们的。”尤金大使说：“是啊，人们总以为，既有人民的拥护，他们就不会有官僚主义。”拉希多夫插话说：“悲剧也就在这里。人们往往有了官僚主义，而自己还不能察觉到。现在中国进行这个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详见记者刘时平在195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上的报道)
　　
　　在党内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历程中，需要浓墨重书的是1978年11月9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把原定要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的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重要会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内缺乏民主、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僵局。自此，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开始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始重建。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党的作风建设历程，笔者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党风建设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党风建设的进步速度，特别是相当多的地方和部门党风进步速度，还慢于问题的滋生蔓延速度。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理由有三：其一，根据十五大报告，到2010年，才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期间，既是党内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也是腐败的高发突发期；其二，党的作风建设的加强和推进，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其三，全党特别是地方和部门党组织，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才刚刚认识，而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去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作风背后是制度
　　
　　前30年每隔三五年就搞一次运动，甚至把它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来认识。隔三岔五的政治运动，虽然在当时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这绝不是治党治国的良策。而且这种“运动式的教育”和“运动式的反腐”的负面作用随着运动频率的加快而愈益显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痛定思痛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决定，并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政治运动这种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最先想通过三年半整党把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内的三大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以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但以自律为主、兴师动众的三年半整党。群众对其的评价――以洗了个温水澡而结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三讲”教育，虽然采用了上级下派巡视组和背靠背提意见等措施，但教育的主要形式还是一种自律式的教育，缺乏他律的促进。群众认为其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反腐败斗争中的三项工作，群众意见最大，见效最少的还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实践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绝不是靠号召就能兴起，也不是凭决心就能推动，当然也不是靠自律就能实施。1951～1953年的整党建党运动，对打天下时和政权初创时的不合格党员的清理，以自律为辅，以他律为主，出党面达6％，效果却相当不错；而改革开放以来开展的所有整党活动及教育，无一不是以自律为主，以他律为辅，对不合格党员的清理，其30年出党面的总和也不过党员总数的1％～2％。
　　实践证明，只有菩萨心肠，而无霹雳手段，从严治党则只会停在嘴上。没有强有力的他律为后盾，仅仅依靠说教式的教育去希望实现自律，其结果，所谓的自律与不律无异。
　　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时，只有20多万党员；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党员也不过300多万；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虽然曾一度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包括剧变前，已退党的420万党员)却没有谁站出来表示反对意见。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苏共，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苏共中央，丧失党心和民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迄今为止堪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扛鼎之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第一次认真总结分析了前苏联和我们党执政后因忽视制度建设而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在这里，仅举200多年前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真正好的制度比人更重要的道理。为了开发澳洲，英国将判了刑的罪犯大规模移民。私人船为了获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犯人， 减少给养，降低卫生条件。据记载，1790至1792年，私人船主用26艘船运送4082名犯人到澳洲，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叫“海神号”的船，犯人死亡率高达37％。
　　英国媒体对此进行披露和抨击。当时解决的方法有三：一是教育船主，使其良心发现，能够自律；二是强化监督，派员上船制约，使船主不敢虐待；三是改革运送罪犯的给付制度。由于媒体的介入和问题的公开，使英国政府也聪明起来。最后，他们选择的是――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头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给钱。1793年，第一次按新规则付费的三艘运送罪犯的船到达澳洲，结果，422人中只有1人死于途中。
　　此例在充分说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重要性的同时，也更好地印证了邓小平同志29年前的一句名言：“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口”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1994年11月，人民日报的《理论动态》刊登了笔者《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一文。笔者期待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的那一天。
　　
　　两个“最重要”的转变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引用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那么多疯狂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人，那么多舍钱、舍色、舍人格、舍性命地追逐于权力的案例足以证明，在现行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下，权力早已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可以方便地谋私、谋利的乐趣。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的今天，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在以教育为先导的同时，必须以制度为载体，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舍此，党的优良作风则难以保持，也绝无发展。
　　抓作风问题离不开监督。谁来监督，怎样监督，其探索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并进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执政实践的发展，逐步完善并深化的。
　　1962年，执政的第13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这第一个“最重要”，是认识的第一阶段――由“党委会”来批评和监督。
　　18年后，通过台上台下不同角度的观察思索，长于战略思维的他，总结出一条对党的长远建设有着关键意义的结论性意见，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这第二个“最重要”，是认识的升华阶段――由专门的机构来监督，才可能做到“铁面无私”。总之，有效的批评要解决好主题、客体和方式的适应问题。批评也同样如此。强化党内的批评与监督，必须尽快完成从第一个“最重要”到第二个“最重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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