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国家建构 建构合理的城市政治生态

　　作为市民在城市里，仍然有一种在单位里的感觉。在城市这个大“单位”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权力层级结构，在每个层级上，都有很多的“领导”，他们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城市这个大“单位”。
　　在城市大街小巷路面上，还时常游动着一些穿着制服进行直接“领导”工作的小领导，引车卖浆的小市民面对这些小领导们，常常是毕恭毕敬。这和单位里的规矩是一样的，他们既然是有权力的领导，哪怕只比你高一级，你的命运也自然就要由他们来领导。最近重庆街头的一个小领导因为穿着“领导”制服和小市民促膝聊天，居然被小领导的领导解除了职务，这让很多小市民感到非常失望和不解。
　　作为市民，时而也会经历一些“感动”和“振奋”。这和单位里在重要节日前发奖金、发福利品一样，如果天天发，就不容易感动和振奋了。公共卫生事故发生了，来自上级领导的关怀是非常及时和温暖的，上级领导对失职官员的严厉“问责”也是非常震怒和严厉的，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和振奋?还有，公共交通车内严重拥挤、车外严重堵塞，终于也有领导知悉、震怒和揪心了，特别愿意体察民情的领导，甚至还会乘坐一回公交，以便进行相关的“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掌握的信息要比较真实、全面，可是许多与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市政支出等等相关的内幕我们市民是不了解的，所以只能拜托了解内幕的领导们去做“科学决策”。但是了解这些内幕的领导们不一定会将这些内幕公开，因为如果这么做将会干扰“科学决策”和“统筹安排”。
　　被领导、被安排其实是多数国人情愿接受的选择。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是从属者而非主权者，强大的国家机器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状的政治化社会，聪明的中国人经过利弊衡量做出了上述选择。只有在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在超级市场里，我们才会发现世界是“扁平的”，我们不用被领导，我们有选择权，我们是“上帝”。
　　顾客是“上帝”，这一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并得到官方认可，其实质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公开、公平的交易。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人民可不可以是“上帝”?当然也是可以的。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一文早已指出“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不过《愚公移山》一文论述的是在政治斗争中谁是最强的帮手，而非政治制度中谁是最有权力者。
　　近代西方产生的人民主权观念，其实也是一个公开、公平的交易观念：受托掌握有限公权的人，并不一定从内心很喜欢、很敬佩老百姓，但他们必须力争用良好的服务来“购买”选民们的支持，选民们就像超市里的顾客，不专一，挑挑拣拣，对于从政者来说，拥有政治投票权的选民当然就是“上帝”。
　　具体到一个城市里，市民要成为“上帝”，就必须存在一种公开、公平的交易制度，没有这种交易制度，市民就很难成为“上帝”。市场经济中公开、公平的交易制度，使顾客可以在多家竞争中的商场、多家竞争中的品牌之间自由地挑选从而成为“上帝”；在城市公共事务中要让市民成为“上帝”，大概也只能效法市场经济的法则。
　　近年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我们市民荣幸地获知了市长们详细的职权分工信息，但是面对十几个正副市长和一份包罗万象的权力清单，我们不免生畏并产生一种渺小感。在中国，城市是巨型政府、全能政府的地方标本。而在比较正规的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国家，由中国市长来“领导”的许多事务都可交给市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由它们依照法律来运作。全能政府的后果，就是沉重、混乱的政府开支和涣散的民间社会。
　　不过，公布市长们的分工在中国也算是一种进步，因为按惯例，市长们的分工只告知政府内部人员，至于市长们的公务机要开支和个人财产，就更是机密了。中国的市长还以慷慨大方闻名于世界，几年前，时任山东威海市长在中美市长电视对话节目上的表现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他不在电视上夸口，市民们还真的不一定知道他们交纳的税金可以这样被“领导”随便用。
　　建构合理的城市政治生态，当然是一个困难的和渐进的过程。这个转变需要市民们的自觉行动：从言论监督到选票监督，从小区业主自治到广泛的各领域的市民自治。时下流行的“市民博客”和“市长博客”之间的互动并不能解决权力的合理配置问题，对市民来说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自治来制衡公权力，通过选举来完善代议制度，以此标准来看，目前市一级立法机构和市长的选举办法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如果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能得出一些经验教训的话，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各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应当进一步改革使之合理化，特别是公共权力资源，应当进一步向民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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