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告赢省政府【农民告赢省政府的启蒙意义等】

发布时间:2020-03-16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一国两制的历史与现实   邓小平同志在谈“一国两制”时曾指出:“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的确,纵观中国古代史,据专家考证,从西周开始,及至北魏、辽、金、清等朝,他们都曾根据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特点,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实行过“一国两制”。
  西周时期,周武王灭纣后,并没有急于将殷纳入西周政体之内,而是分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承续商的祭祀。实行殷人自治,即对殷人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在历史上的契丹辽朝,更是实行一国两制达200余年,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为了使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和谐共处,就实行了所谓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从上至下,不但设置了不同的官僚机构和官员选拔制度,还施行不同的祭祀仪式和法律制度。到了清朝更是如此,由于多民族多共存的现状,清朝统治者甚至实行“一国多制”、“一国多律”。
  古代政治家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和兼收并蓄的珍贵品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但可以缓和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而且,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只是一种简朴形态的话,那么,今天的“一国两制”则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还上升到了社会制度的层面。“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是不容损害的核心价值观,而“两制”则体现着“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这种包容,不仅是对其生活方式的包容,还是对其意识形态的包容。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国两制”、“一国多制”的过程,不但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多元文明、制度、政体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正如独家策划所言:“消极性的共存,固然是合作的基础;积极性的制度整合,才是决定中华文明未来的关键。”
  可以预想的将来,“一国两制”不仅会影响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政治体制,也将对内地的政经体系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这不仅会在理论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而且,香港回归以后,香港在政治体制发展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参考样本,香港的政府职能转换、权力制衡、公务员制度以及廉政建设,都值得内地关注与研究。彭兴庭(2007年7月上《一国如何两制》)
  自1990年行政诉讼法正式施行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已超过100万件,几乎涉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领域。尤其是近几年来,“民告官”出现逐年激增的现象。“民告官”中“民”的撤诉率和败诉率逐年下降,相应地,“官”的败诉率则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这彰显了国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以及公众由顺民到公民的嬗变。在这样一种现实境况之下,应该说浙江农民状告省政府,用法律纠正省政府行政行为的鲜活个案,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必然仅仅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对于“民告官”中的大多数“民”而言,“民告官”同样是一新鲜事物。新华社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民告官”中一个制约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作为原告的“民”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辨别不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以致无动于衷,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了解诉讼的程序,怕报复,不敢告。可见,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还亟待进一步增强。
  而张丽锋和他代表的83户走出了原有行政争议的解决路径,显示了公民维权更加理性,这个鲜活的个案无疑起到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法律意识的作用,这种启蒙作用功莫大焉,已然绝对超越了案件胜诉意义本身。
  史迪亚(2007年7月上《浙江农民告赢省政府》)
  
  网络经济,啤酒经济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4个80后亿万富翁的代表:高燃,李想,茅侃侃,戴志康。这4个版本相近的白手起家迅速创造财富神话故事的背后有着相同的几个概念:新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
  网络用户数正向两亿冲击的中国,经历了门户时代,搜索时代,博客,播客,威客,沃克和WEB2.0,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之后,又迎来了SNS狂潮,若邻网只是这场浮沉潮涌中新探出头的一粟而已。参照上面的故事简单推算便可知晓,这些概念背后的机会能有多少?任何唯美的故事必脱胎于现实,这有些类似于啤酒,细腻养眼的泡沫下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啤酒,才是最值得关心的。无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满眼的泡沫。
  在一个技术躁动和资本躁动的时代,任何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都会出现非理性的躁动,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然也不例外。但从长远看,新经济的躁动将对人类生活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在中国,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然而这种正面作用的产生不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譬如发挥中国的科技人才潜力、从海外吸引人才、建立完善的孵化器、改善融资环境、建立高新技术独特的游戏规则与法制环境。
  网络经济是浮躁的,但这种浮躁是有价值的,希望啤酒的美丽泡沫泛起之后,我们能够有幸集体啜饮到爽口的啤酒。
  珠玑子(2007年7月上《谁是下一个网络印钞机?》)
  更正并致歉
  本刊2007#-7月(上)《培训中心还要整顿到几时》一文,题图错用华山风景区的照片。由此而给华山风景区造成不良影响,本刊深表歉意。
  
  美国还是老大
  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麻烦不断,中国悄无声息地发展;俄罗斯大有重整旧山河之势;伊拉克安全局势无法改善,伊朗核问题陷入泥潭,而在美国的后院又崛起一批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反美国家。在经济领域,一些国家也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老大,美国的实力被这些表象给低估了。在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际性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将很难有成果。美国出了一些管理方面的小问题,但它最擅长的就是自我调整,这点强于任何竞争对手。由于感受到选民的压力,小布什重拾起多边主义政策,谈起了“全球变暖”,中东和平进程也有了新的动力。总之,美国这个世界巨头如今正从低谷反弹。如果美国是一只股票,那么现在的评级就是可以“买进”。
  
  摩尔的《医疗内幕》
  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纪录片《华氏911》的导演摩尔的新片《医疗内幕》(Sicko)自完成以来也是风波不断,既在各大电影节上抢尽风头,又惹出许多法律纠纷。影片从颇有讽刺意味的个案拉开帷幕,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在工作中手指被截断,不得不在医院提供的方案:支付1.2万美元修复无名指或者8万美元修复中指间作出选择。影片把保险公司和两党的政客们都描写成坏蛋,并且把美国的医疗系统和加 拿大、法国、英国的医疗系统对比,称赞了后者由国家运行的医疗体系。在电影的高潮部分,那些参与9?11灾后救助的生病工人从美国去了古巴,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更好和更便宜的救治。因为此片的拍摄,摩尔已被政府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理由是违法进入关塔纳摩和古巴。
  
  商界喜欢希拉里
  现在,两党的每个总统候选人都在竭尽全力争取那些CEO们支持自己。去年早些时候,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城的四季酒店开始了最重要的一次“求爱”,她邀请摩根斯坦利的CEO约翰?麦克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麦克是一个积极的共和党支持者,他曾为布什总统的第二次竞选捐了至少20万美元。双方的交谈涉及广泛的领域,希拉里用她的智慧和魅力征服了这位CEO,特别是在医疗改革方面的共识使麦克成为希拉里的盟友。麦克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这解除了不少CEO们的恐惧,他们曾经担心希拉里政府将执行高税收政策。由于这次成功合作的推动,希拉里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赢得了GOOGLE、梦工厂等多个公司CEO的支持,在这场争夺CEO的战争中,战胜了其他对手。
  
  用创投模式做公益
  交出趋势科技执行长大位后,张明正第四度创业,他选择投入刚萌芽的社会企业。“这次创业要跟我到最后,我还要让它IPO上市!”张明正说。新公司取名为若水:以有限公司模式成立的若水,定位于慈善创投,除协助投资符合社会企业定义的公司成立外,还会免费给一些非赢利组织做顾问咨询。甚至,如果若水本身看到合适的型态,也可以自己成立社会企业经营。根据英国贸易及工业部所定义的社会企业,虽然本身是企业的型态,而且要有获利,但主要目的是改善社会,盈利是用来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谋取最大利益。最标准的例子就是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政治大学EMBA非盈利组织召集人黄秉德说:“社会企业这个观念在台湾还太新,张明正要闯出这条路,并不容易。”
  
  中国制造的另一面
  过去的几个月,几起中国制造的产品的质量丑闻震惊了世界:有毒的宠物食品、不合格的牙膏、劣质的轮胎等等,这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声誉。尽管类似的情况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都出现过,但其中的不同或危险之处在于,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覆盖了全世界。如果中国不能很快提升形象,把“中国制造”变成声誉卓著或至少可信赖的品牌的话,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将处于危险之中。而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可能面临大麻烦。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国内更为严重,因为内销的产品往往执行的是比出口产品低得多的质量标准。从噎死儿童的糖果到杀死人的爆竹再到致人毁容的面霜,中国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产品现在都有问题。据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统计,大约有3亿中国人因为吃不合格的食品而患病。
  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最近对郑筱萸事件的查处,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已下决心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国举报假冒伪劣商品仍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很多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有些人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以前大多数企业是国有的,政府管理起来很容易,而现在它们是私人的,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之下,这些企业得到了大量的优惠甚至庇护.中央政府的相关决策很难触动它们。
  由于对国内的质量问题已经习以为常,中国官员对发生在国外的类似问题也往往反应迟缓,甚至文过饰非。在刚刚结束的中美经济对话中,当美国要求讨论产品安全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则要求推迟到下一轮再讨论。这种态度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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