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汇率升值,不同的日本和德国】 美元汇率

　　美国总是拿人民币汇率“说事”。抛开这点不谈,单就汇率升值而言,从历史上看,最终导致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间带来的启示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被炒作多年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让人觉得似乎人民币升值是减小美国贸易逆差的灵丹妙药,这里的逻辑好像成了“只要人民币升值,就会如何如何”。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在拿人民币汇率“说事”。抛开这点不谈,单就汇率升值而言,从历史上看,最终导致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间带来的启示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1969年到1978年,以及1985年至1987年,日元和德国马克(即当时的西德马克,下同)同时经历了两轮堪称比翼双飞的大幅升值。两种货币在两次升值中的幅度,均超过了40%。其中,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及随后日本经济的覆辙,至今令人谈虎色变,并成为“升值恐惧论”之经典依据。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广场协议货币升值的黑名单上,除了日元,还有德国马克;我们更应该知道,在此之后,两国经济境况有着天壤之别。
　　从这点上看,作为后来者的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在应对本币汇率升值方面,我们有一个失败的教训,也有一个成功的榜样。也许失败的结果可以避免,但成功的模式却不能复制。不过,两相比较,还是更能让我们看清楚:失败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日元和德国马克的两轮大升值
　　
　　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联邦德国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出口急剧上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同年西方十国达成的《史密森协定》,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升值均产生了推动作用(不过马克的汇率调整更为主动,早在60年代就有小幅调整)。1969年至1978年,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幅度,累计分别达到了49%和42%。在大幅升值的冲击下,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就我们今天非常关心的经济问题――就业和经济结构调整而言,当时两个国家的表现存在一定反差。
　　一方面,日本的就业市场状况较为稳定,而联邦德国出现了严重的失业。联邦德国失业率从1970年的略高于0.5%,跃至1975年的4%;而身处相同背景下的日本,其失业率一直控制在2%左右,与日元升值前1.2%的失业率相比,变化较为温和。这是由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差异造成的。日本在终身雇佣制的背景下,企业很少采用裁员来应对经济不景气,而员工也易于接受减薪来与企业分担困难。而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工会势力强大,德国工会联合会在整个议会中的席位占到了44%,大部分联邦部长也是工会会员。工会在1974年为实现工资两位数增长而进行了罢工行动,甚至加速了当时勃兰特政府的下台。得益于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经济在外部冲击下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方面反应更为迅速。当时联邦德国已形成了以“二元制”为主导的职业教育体系。所谓二元制教育,是把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二元”是指企业和学校。在职业培训内容中,不仅包括电气、机械等制造行业,还包括了诸如经济与管理、护理与健康、家政与营养等服务领域的专业课程。此外,职业培训的内容、专业等,也会根据现实需要变化及时进行改进。在1969年生效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中,还专门将职业改行纳入了职教体系。得益于此,联邦德国较快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在1971年,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49.8%和49.0%;到了1974年,该比例则分别是52.7%和50.3%。在经济学中,服务行业提供的产品是典型的非贸易品, 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反映了联邦德国经济重心向内需方向调整;而成功的职业教育,则在供给因素方面加速了这一调整过程。
　　货币的第二轮升值是在1985年至1987年间。1985年9月,西方五国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协议规定:日元与德国马克应大幅对美元升值。事实上,从1985年9月至1989年12月,两者分别对美元升值了46%和42%。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热度一直高于联邦德国;而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破灭,并开始了“失去的十年”;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冲击,则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因此,把当时日本和德国经济进行比较,也许会有所启示。
　　
　　日本经济在广场协议后的表现
　　
　　汇率的大幅升值对于日本来说,远非“出现泡沫”和“泡沫破裂”这么简单。事实上,汇率升值后的几年中,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日本对外贸易的福利水平有很大提高;并且,在经济结构调整、对外投资等方面,汇率升值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先从贸易条件改善这方面来看。按照日本东京大学吉川洋教授的估计:从1985年9月到1987年12月,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从240∶1升值到130∶1,在这两年中,日本共减少了9万亿日元出口收入,占同期GDP的1%,这确实导致了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但从进口方面看,日元升值后,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并由此导致两年共减少9.3万亿日元的进口成本,比减少的出口收入还稍多些。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还给企业带来成本下降、利润上升的有利影响。总体上,日元升值带来的进口收益及其关联效应超出了出口损失,并且促使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为主,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积极改变:一些出口企业受升值影响而倒闭,但更多面向内需的企业获得了发展。同时,由于日元升值降低了对外投资成本,为这一时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不过,日元的大幅升值,确实对外部需求造成了重要冲击。1986年,日本的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出现了负贡献,GDP增长率则由1985年的5.08%降至2.96%。在此背景下,日本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以期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使内需发挥主导作用,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双松政策组合。在当时日本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格局,具体包括增加政府公共投资(财政政策)、扩大企业投资(货币政策),以及转变居民消费结构等措施。
　　但是,决策者严重高估了日元升值对经济的冲击,因此双松政策力度过大。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为此后“失去的十年”埋下了伏笔。其一: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金融政策,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大量资金涌向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同时,也加剧了境外热钱的流入,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后来泡沫破裂产生的落差之大,原因就在于此。其二: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减少了日后经济刺激的政策空间。日元升值后,经过几年的双松政策组合,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1990年就已超过了50%,而德国的这一数据直到2001年也未超过40%;货币政策方面,日本在1989年的存款利率不到2%,而联邦德国这一数据高达5.5%。可见,带着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条件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刺激的政策空间已经捉襟见肘。当经济真正面临困境的时候,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受约束。
　　
　　德国经济在广场协议后的表现
　　
　　在德国马克大幅升值以后,联邦德国经济同样受到了冲击。到1987年,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降至1.40%,与1984年的3.12%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随后又强劲反弹,1988年经济增长率已经攀升至3.71%,1990年更是超过了5%的水平。在1993年,德国经济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又恢复到了平稳增长的路径上。
　　与日元相同的是,作为广场协议的众矢之的,同期的德国马克也经历了大致相当的升值幅度。但是与日本不同,联邦德国政府持有完全不同思路的经济政策取向。
　　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民众对二战时期的通胀刻骨铭心,因此造就了世界上最具有独立性和稳健性声誉的德国央行。历任德国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均以稳定物价水平为首要目标。广场协议之后,由于马克大幅升值,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出现下滑,但依然维持了3%以上的存款利率,这几乎是日本同期水平的两倍。
　　1982年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科尔当选联邦德国总理,并一直当政到1998年,成为德国战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科尔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财政政策方面有很多体现,例如:从1982年至1987年,联邦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单调递减到了0.4%的水平,这其中甚至包括了马克汇率大幅升值之后联邦德国经济承受冲击的年份。此外,在税收政策方面,科尔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通过这些方式,科尔政府减少了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不过,科尔政府同样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例如:用财政补贴资助一些利润率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生产行业;同时,也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解释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他认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地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
　　
　　中国从中读出了什么
　　
　　同样面对汇率升值,德国、日本的不同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有益启示:
　　第一,面对汇率升值的冲击,一个工资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将维持更为稳定的就业水平。
　　第二,汇率向均衡水平的回复性升值,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起到正面作用,而这种作用实现的快慢以及程度,与其他辅助、预备措施有关。例如,德国的职业教育广泛涉及各个行业,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并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办学。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的推行,对于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经济活力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除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之外,汇率大幅升值的积极影响还包括: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内福利;改善企业对外投资环境;等等。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同样被列入广场协议的升值“黑名单”,德国和日本风格迥异的政策取向,导致了两国经济的日后发展出现了分化。日本的政策至少在三个环节出现了失误,其一:对货币大幅升值的负面影响过于忧虑,并进一步导致――其二,过早、过度使用了双松的政策组合,促成了泡沫的积聚,减少了日后政策的回旋余地。其三,在刺激经济过程中,过度依赖需求管理政策,以致其弊积重难返。同样面临升值带来的外部需求冲击,德国的决策者却并未采取大规模的需求刺激,而是从供给角度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通过利润的提高来促进私人投资。后者虽然承受了短期内经济的下滑压力,但是保持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一点,也许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尤其需要细细体会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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