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城楼

　　直播几乎刚刚结束，手机上便有一条短信：“我和全家刚看见你站在城楼上，用美好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广场上的一切，辛苦了!节日快乐!” 　　是一个久未谋面的中学同学发来的。我随后把电话拨过去，几句寒暄之后，同学便赶快把电话递给他那已经成年的儿子：“快来同阿姨说几句，就是刚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阿姨!”
　　其实要说感谢的应该是我。是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工作顺利完成了。作为电视人，没有比收到受众的及时反馈更高兴的事情了。
　　接到“十一”上天安门城楼的任务是在8月底。那天，新闻中心主管国庆项目的王主任召集参与者开会，宣布各自的任务。在会上我知道了，“十一”当天我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城楼。
　　十年前50周年大庆时，央视直播庆典，只在城楼和广场上各设了一个现场报道机位。而这次完全不同，机位增加到12个，就是为了能够全景式地向观众详细报道庆典开始前各项准备工作的点点滴滴。报道分两组，上午的游行阅兵和傍晚的焰火联欢，各12名现场记者。
　　这项任务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责任。无论之前作过多少报道，完成过多少急难险重任务，仅从运作方式看，这次国庆报道便非同一般。开会，开会……没有什么节目只为了一段现场报道开如此多的会：强调重要性，回顾50周年大庆，分析演练状态，观摩国外同行经典案例……
　　我的出镜时间是在傍晚的18点03分――联欢晚会开始前，然后依次有教一丹在西观礼台、李晓萌在金水桥……晚间组的报道时间只有不到一小时，后面就是《新闻联播》。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城楼。大家平时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看到的天安门城楼是庄严和巍峨的，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在夜晚被璀璨华灯照亮了的天安门城楼，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时刻登上城楼……”
　　第一次演练是在夜里12点。广场被身穿各色表演服装的十万人群填满，看起来像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调色板。当各处漫射出的灯光把整个广场照亮时，它显示出了与白天完全不同的质感。在三分多钟时间里说什么?怎么说?用什么语言方式和情绪表达最恰如其分?
　　第二次演练，我提前四小时站在城楼上，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场上发生的每一个变化。我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所处的独特视角看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告诉观众。
　　“在夜晚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发光体……”确实，同发光体比较起来，一切都相对失色。可是我突然意识到，演练的时间都在夜里，而实际到“十一”那天，我的出镜时间应该是傍晚6点左右，那时的天色会怎样呢?
　　“没问题的，前几天看就已经黑了。”导演组的人说。我问他，“你看到的黑是几点几分?”他说那倒不确切。这必须确切，现场词一旦确定，为了运行的安全就不能再改动了。9月25日以后几天，我天天在傍晚6点左右看天色。
　　“大家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几个发光数字：1949――2009，这几个数字是镶嵌在一块网幕墙上的，而擅长焰火绘画的现代艺术家蔡国强先生。今天晚上将会在这块网幕上大有作为。……”
　　一切准备停当。
　　“十一”的天空是那样的晴朗，太阳直射着。下午4点安检后登上城楼，看见太阳还高高地在西边挂着。
　　如果天黑不下来，意味着我先前围绕发光体的所有构思都将推翻重来，和摄像镜头间的设计配合都将重来，重新构思的内容必须同原先的时长一样……
　　5点半，太阳已经很低了，却依旧还亮着。我脑子里一边紧张构思着将要重新叙述的内容，一边紧盯着那太阳。如果临近5点55分还不落下，我会告诉摄像，我的词儿变了，请他注意我说话间的手势，我会用手势引导他的镜头运行。因为广场上喇叭的声音太响，我们隔着一米说话便什么也听不见。
　　5点55分，谢天谢地，太阳真的落下了!天色纵然不是全黑，却已是傍晚的模样了，广场上的发光体全部打开了。
　　我听见耳机里传来演播室的声音，演播室主持人正在介绍12路现场记者，“首先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徐俐。你好，徐俐!”
　　“你好!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城楼……大家看，因为现在已经是临近夜晚，所以城楼上最耀眼的还是这一排大红灯笼，这些灯笼也是为这次庆典而重新更换制作的……现在它们一起闪耀着，透着洋洋的喜气。”
　　一气呵成，顺利极了。
　　《中国报道》CCTV－4　每晚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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