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３０年，看世界的眼光】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3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思想意识的转变,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带着外国人回家
　　
　　国庆长假,师偃带着女友回家｡在从北京去往长沙的火车上,他们遇见了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当时,这两个高鼻子的外国人,正跟很多没有买到座位票而不得不席地而坐的中国人一起,挤在狭窄的车厢连接处｡他们带着非常多的行李,简直像把整个地球背在身上｡
　　劳伦斯和英格丽德来自英国,是新近才在一起的恋人｡他们在蒙古认识,要去香港,途经大陆,想顺便去一些中国有名的地方｡他们二十多岁,与师偃年纪相仿｡
　　大家用英语交流,很快互相熟识｡劳伦斯说起刚刚在北京度过的几天快乐时光,接着又抱怨北京的物价实在高得厉害｡师偃和女友对了下眼神,耸耸肩｡这样的外国人他们碰见过许多,由于缺一个好的本地向导,老外们旅行的开销总是远远超过预期｡
　　英格丽德说他们想找个既美丽又安静的地方,正打算去凤凰古城｡这与师偃的行程不谋而合｡于是师偃高兴地说,他的家乡距离凤凰很近,如果他们愿意同行,可以先在他家做一番休整｡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心花怒放,欣然同意｡
　　
　　两个外国朋友的到来让师偃的父母十分惊喜｡他们很快做了一桌好菜,还帮忙把两位旅行家多日积攒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了｡这让劳伦斯和英格丽德感激不尽｡他们终于洗了个畅快的热水澡,一扫多日旅途的疲惫｡师偃的母亲是小镇上的中学英语教师,在饭桌上,她一直十分努力地想用蹩脚的英语跟客人交流｡师偃的父亲则总想按中国人的礼数给外国朋友夹菜,但几次都被熟悉西方餐桌礼仪的师偃劝阻下来｡
　　饭后,师偃带客人们去了不远的农村,那是他舅舅住的地方｡在秋日午后暖暖的阳光下,两对不同国籍的年轻恋人一边在田埂上散步,一边谈笑风生｡一些村民从他们面前经过,不时回头看看,带着拘谨的微笑｡师偃的舅舅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还自豪地带他们参观了他的酿酒作坊｡晚餐很丰盛,客人赞不绝口｡英格丽德发誓说,这将是她这辈子最美味的回忆｡劳伦斯则指着桌上的主菜陶醉不已地说:“这只鸡一定是降落到你舅舅厨房里的天使,然后被他宰了端了上来｡”大家被劳伦斯奇怪的赞美之词逗得前仰后合｡
　　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劳伦斯和英格丽德的凤凰之旅十分惬意――他们终于住上了便宜又实惠的旅馆｡中国人的热情友善让他们印象深刻｡师偃不仅帮他们查好了离开凤凰后的乘车线路,又帮他们买了票,甚至还特意帮他们写了中文的问路纸条｡
　　为了感谢师偃和他女友所做的一切,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在分别前请他们吃比萨｡这时,大家已经相互了解得更多｡他们聊起工作､住房､平时的娱乐,又说到政治,就次贷危机､格俄战争等全球大事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最后还聊到国家的前途｡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并不满意,对于英国的发展前途也不积极｡两位中国年轻人却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非常乐观｡
　　
　　“不要围观外国人”
　　
　　长假结束后回到单位,师偃把这段经历说给同事,引起大家一番议论｡
　　如果是30年前,师偃的外国朋友绝不可能经历一次如此愉悦的旅行｡劳伦斯的长卷发､络腮胡,还有英格丽德的蓝色眼睛一定会让他们被人团团围住,脱不了身｡师偃也绝不可能把外国人带回家｡
　　同事老于,年龄比师偃整整大两轮,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外国人的经历｡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前期,老于在北方一个省会城市上小学,一天傍晚,忽见街头十来个大人孩子,不远不近地尾随着两个人｡近前一看,竟是两个大鼻子的外国人｡这在当时可是“珍稀动物”,老于立即加入了尾随围观的行列｡
　　那时,大人孩子物质精神生活都很贫乏单调｡由于家庭原因,当然更由于整个社会极其浓厚的政治气氛,老于比其他同龄孩子更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他知道“乒乓外交”和“熊猫热”,知道尼克松访华,据说尼克松大冷天地拿着中国赠他的小折扇爱不释手,也知道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随即出现的中外建交热潮｡“这几天在收音机里听到我国又和某某国､某某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心里非常高兴,真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老于至今记得当时他日记中这样的话｡当时,日记是要交给老师看的作业,里面充满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政治语句,他也不清楚其中有没有他的真心话｡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当时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但接下来的却是“我们的歌声传四方｡革命的风暴席卷着全球,永远舍身迎向前方”｡这也是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以及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看法｡
　　北京饭店新楼建起来了,外地人无缘实地参观,但北京饭店新楼,还有一些工艺品如牙雕“嫦娥奔月”等照片,被大量印制成年历画､挂历､月份牌,挂在贴在许多人家的墙上,给人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亮色｡很快,老于所在的省会城市也建起一座新的宾馆大楼｡那些工艺品是当时我国领导人送给外国贵宾的礼品｡这些都是尼克松访华后中外交往增多的表现｡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老于的城市也出现了老外｡后来他们的数量逐渐增多,人们还是喜欢围观｡但像师偃那样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是不可想象的｡老于可亲眼看到,有个人在新华书店,用外国话跟几个外国人说了几句话,外国人走后,这个人就被两个人带走了｡
　　老于说,那时他们很羡慕北京的小学生,因为他们隔三岔五地会被组织起来,到机场､街头或者天安门广场,挥舞花环,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在《新闻简报》――当时中国的国产电影主要就是以此为名的纪录片里,他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这意味着可以不上课,那盛大的欢迎仪式,就像是过节｡
　　终于,他们(好几所学校的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在大街上“热烈欢迎”到该市访问的“外国贵宾”――澳大利亚总理佛雷泽｡毕竟不像北京的学校那样经验丰富,他们去得太早了,等佛雷泽一行的车队终于开过来时,他们早疲惫得无精打采了｡不知佛雷泽先生透过车窗看到沿街这一大群瘫坐地上的小学生时,会有什么感想｡
　　后来,政府教育人们:对“外国贵宾”,不要尾随围观｡
　　说起往事,老于觉得恍如隔世,师偃如听天方夜谭｡30多年,这是两个时代｡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师偃和他新结识的英国朋友对于各自国家发展前途的不同看法很容易理解｡因为对于自己国家现状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测总是基于历史,尤其是离最近的这一段历史｡在中国,这便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2008年流行起来的《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就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现在的开放心态｡这30年,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梳理这30年的历程会看到,这种变化是阶段性地发生的｡
　　说起国民看世界的眼光的变化,就要说到中国外交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与中国国民对外心态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30年来,外交上的变革包括几个大的方面｡一是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界定国家关系,转为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与别国的关系｡这确保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二是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对于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的态度由怀疑､抵制到积极融入,甚至参与规则制定｡三是确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决策｡不当头,但也坚决负起国际责任,并在新世纪实行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
　　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歌声传四方”,到“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伴随着国家层面上对外方针的变化,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也在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但是许多人仍延续着“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的强烈意识形态思维｡喇叭裤､蛤蟆镜､流行歌曲,它们被许多人当做“资产阶级”的符号,悄然潜入,却在久久压抑着的中国人面前诡异地显示出魔力｡一时间,“崇洋媚外”的思潮与我们守护多年､又爱又恨的集体信仰扭打在一起｡在争论中,我们与世界和解,并手忙脚乱地将一切外来之物收入囊中｡
　　1976年,英国女孩玛丽踏上中国的土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留学中国的英国人｡她目睹了“文革”后期那个特殊的中国｡
　　197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玛丽突然从学校的广播中听见了莫扎特的音乐｡“我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信号｡”玛丽后来这样说｡她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不久后,中国人果然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春暖花开总需要先破冰融雪｡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在最初的几年,甚至整个80年代,都一直都处于争论之中｡这期间,有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也有手拿剪刀在街头与这些“腐朽”现象作斗争的“执法者”;有人津津有味地传唱着李谷一的《乡恋》,也有人挥舞着拳头将她唾骂成“黄色歌女”｡
　　国民的对外心态也是同样地纠结｡80年代初,国内的物质需求非常旺盛,但生产能力很差,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只要是国外的东西,人们都喜欢得不得了｡“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有人尖锐地批评那些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充满向往的人｡
　　后来,沈亮还专门来到北京安定门外,去寻找那个曾经给他强烈印象的大院｡
　　沈亮,师偃的另一位同事,比老于年长几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已经参加工作几年的沈亮正准备结婚｡一天他的父亲突然来到他的宿舍｡原来父亲刚刚因公出差美国回来,要送一个“大件”给儿子当做结婚礼物｡于是父子俩来到安定门外那个著名的大院｡院子内人头攒动､货物进出的景象让人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彩电､冰箱､洗衣机,这可都是当时的紧俏货,相对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来说实在是价值不菲,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而出国人员却可以拿着国家发的､自己节省下来(或者自己从黑市购买)的外汇,到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开设在这里的免税店购买｡院子里人人兴高采烈,院子外还围着很多人,看热闹的,开眼界的,倒买倒卖外汇券的,蹬三轮帮人送货的……
　　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是外经贸部､外交部､海关总署等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83年6月成立的｡当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经贸合作活动的日趋扩大,出国人员数量激增｡成立了这个公司,出国人员就不必从国外直接购买大件小件电器了｡外经贸部安定门外的这个大院,就成了免税店的第一个地址｡公司与日本､西欧､香港等地企业建立了进货渠道｡一开始,免税外汇商品供应品种,只有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八大件,及电风扇､计算器､剃须刀片､尼龙布､毛线等28个品种,到1987年就有200多个品种｡1983年公司成立时年营业额为3891万美元,1987年达到1.43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近40%｡
　　
　　后来,公司迁入朝阳区惠新东街新址｡这个地方,沈亮也去提过货｡那是他父亲再一次出国回来又送他一个大件的时候｡
　　他的父亲当时目睹了日本游客在美国一掷千金的景象｡人们都没有想到,以后中国游客也可以在海外豪爽花钱让人眼红了｡
　　那时出国的人在常人眼里风光无限,但出国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们冷暖自知｡为了省外汇买大件,在国外不敢乱花一分钱｡更有甚者,有人为了省下出国后的饭钱,竟在行李中带着方便面｡
　　的确,那时候,外国――当时主要指的就是西方,包括美国､日本､西欧――的一切都让人羡慕无比｡不光是大件小件,在许多人眼里也许还包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类似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这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年轻人有自己的追求,但并不清楚他们的偶像或者目标究竟是什么样｡
　　
　　出国是为了什么
　　
　　1979年1月31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会见邓小平时提到了杰克逊修正案｡其核心是如果某共产主义国家限制公民向外移民,美国就不能与其进行正常贸易,包括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和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回应说:“杰克逊参议员的修正案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无非因为苏联限制了移民｡至于我们,如果你们要,我们可以送你们一千万｡”这机智的回应令卡特一时无语｡
　　杰克逊修正案涉及的是移民问题,而中国对外开放初期更关心的是向外国学习｡早在1978年6月,邓小平就作出了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12月26日,首批访问学者在中美建交前夕起程赴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在留学生管理问题上,一些人还有些顾虑,担心叛逃一个不好交待｡邓小平却说,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邓小平作出指示后,教育部不到20天就拿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对出国留学的各种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划｡
　　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留学史一个全新的时代,引发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随着出国限制的解除和留学潮的兴起,从80年代起,出国蔚然成风｡30年来,尤其是护照改革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出国的机会,出国人数只增不减｡但随着中国一步步的经济发展,出国人员的心态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一般都是公派的,动机非常纯洁,就是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这种使命感不是强加的,而是自发的､朴素的｡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柳百城曾在1978年11月得到清华大学机械系的赴美留学名额｡他和其他学者组成的访问学者团由巴黎转机赴美｡在巴黎机场,中国驻法国大使告诉柳百城有记者要采访他们｡为此,他们还起草了一个声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是为学习美国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国家发展上的差距,早年出国的留学生都会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后来担任过中国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也在1981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德国几个著名的公司里进修,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德国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傅志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铁路列车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而中国只有100公里｡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傅志寰深受震动｡他常想,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除了公派学生,自费学生逐渐增多,“出国热”在全国持续迅速升温｡这一时期,出国留学人员心态比较复杂,有的是希望成为“海归”,提高自己在国内竞争的砝码;有的则怀着移民的想法,为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出去后不想再回来的人不在少数｡这一时期,国内的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宽容平和｡
　　90年代末期到现在出国留学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公派留学生稳中有升,自费留学生迅速扩大,留学人员成分更加多元化｡这期间出国的留学生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和更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也有更开放的机会和视野去感受世界,他们更加关注祖国,也更加愿意为国家做事情｡例如天津的徐梦?｡她三岁学习舞蹈,从九岁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她都会跟随艺术团出国演出,去过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蒙古等多个国家｡2005年,15岁的她赴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一年后她以全科都是A的优异成绩圆满结束了这次交流活动｡与此同时,她还把在美国这一年的生活点滴和内心感受写下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名叫《爸爸妈妈请放心――15岁女孩孤身留学美国的日子》｡
　　“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现在人们出国这么容易,但是沈亮老想到自己的父亲70年代的一次出国经历｡
　　沈亮的父亲是工程师,80年代多次去美国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在沈亮看来,父亲的经历倒也具有象征意义｡
　　70年代初的某一天,父亲下班回家,神情诡异地招呼大人孩子,说了一件事:单位要派他出趟国,可能需要三四个月｡
　　“是去坦桑尼亚吗?”沈亮兴奋地问｡当时父母单位都有人去援建坦赞铁路,在人们眼里,出国就是去坦赞｡那时的出国人员,恐怕除外交官外,主要就是援外人员｡
　　“不是,是去波兰｡”父亲严肃地嘱咐孩子们,此事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父亲是到波兰,接收有关部门从民主德国购买的一套机械设备｡在做出国准备的同时,父亲总对着地图琢磨,上级会给他们安排什么航线､途径哪些国家｡他猜测不可能飞途经苏联那条最短的航线,因为当时中苏严重交恶｡其实,当他到北京与同行的人会合后,走的就是北京―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华沙这条航线｡
　　那时可不会带回什么大件小件,沈亮记得,父亲带回来的不过是曲奇饼､威化饼干之类｡不过父亲的这趟经历还是让他在同龄孩子中大大风光了一回,因为那时能出国的人太少了!
　　后来沈亮自己也多次出国,每次都会想起父亲的那次经历｡有一次见到波兰驻华大使,闲谈中还讲到父亲这段往事,其中包括父亲说的波兰群众向他们要毛主席像章,而他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委婉拒绝的故事,因为波兰毕竟也是苏联集团的成员｡大使听罢沉思良久｡也许父亲回来后讲述的见闻,就是他认识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启蒙｡
　　
　　护照的故事
　　
　　2007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4095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3492万人次,占出境总人数的85.3%｡2007年一年的因私出境人数约是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1978年21万人次)的166.3倍,是1978年(出境人员10万人次)的349倍｡
　　
　　现在人们要办个护照,简直太容易了｡时光倒流30年,个人护照申领的程序却极其繁琐,需要经过单位､街道､派出所甚至国家部委的审批｡那时,出国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护照也是一般人见不到的新鲜东西｡据老外交官范振水大使回忆,1980年2月,他的夫人在石家庄某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时出示护照,该科室医护人员看到护照都非常稀罕,立刻围拢过来,捧着护照挨个传看｡后来,范振水大使成了外交部著名的护照研究专家,并著有《护照》一书｡
　　据范大使研究考证,我们成天说的“卖关子”这个词里,“关子”指的就是护照｡《西游记》中说,唐僧师徒一路途经西域各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各位国家元首在唐王签发的护照――通关文牒上盖章｡实际上,历史上玄奘西行时,身上并没有通行证件｡在另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伍子胥过昭关”中,伍子胥逃避追杀,想脱楚入吴,却因为没有通行证,在吴楚交界的昭关受阻,一夜忧急交加,头发尽白｡
　　这两个故事最好不过地诠释了护照的含义:安全和自由通行的权利｡不管在哪个时代,这样的权利都不是人人能够得到的｡
　　1983年,中国成立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局｡1986年2月1日施行《出境入境管理法》,公民因私出境纳入依法管理轨道｡“管理法”第五条规定:“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除本法第八条规定(刑事犯罪嫌疑人､未了民事案件等)的情形外,都可以得到批准｡”这就是说,中国公民只要不是刑事､民事被告,人人都可以出境,再也没有政治因素和政治审查｡该法第五条还规定:“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的申请,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通知申请人｡”这在当年是非常大的思想转变､非常宽松的政策｡1987年,因私出境人数首次突破10万,达10.8万人｡
　　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1978年),公民因私出境发照21万,年均只有7000本,这对当时八九亿人口来说,微乎其微｡
　　改革开放后,护照政策的变化也使得国民出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1985年,公民因私出境发照35万｡1986年~2000年,15年的时间,公民因私出境发照1500万｡2000年一年,公民因私出境发照310万｡这时,一年的发照量相当过去40年的发照量,一天的发照量是过去一年的发照量｡
　　2002年,上海开始试点“按需申请护照”,居民凭身份证和户口簿就可以申领护照｡这是中国首次在特大城市实施新的护照政策,核心在简化申领护照的程序,取消从前与“身份证明”无关的种种程序｡
　　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护照法,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依法实施按需申领｡护照法同时也把护照签发机构扩大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偏远地区的公民无需再奔向大城市来办理｡普通护照的办证时限也由该法明确确定为15天,偏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区为30天｡
　　现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已达132个｡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旅游客源输出国,全球出境旅游市场上增幅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护照的历史是国家开放的历史,也可以衡量国民“自由”和“安全”受保障的程度｡范振水大使说:“政通就人和,政通人流动｡人流动促进政通,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这是从改革开放30年护照颁发消长的一个侧面揭示的规律｡”
　　
　　“中国可以说不”
　　
　　有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自己毁掉了它们在中国民众心中一度享有的良好形象｡
　　1985年是一个关节点｡从这一年开始,改革开放初期对日本的良好印象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该年,中日贸易出现逆差;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军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接近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对其规定的最高上限,并且实际上早已突破;日本已开始努力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试图从经济大国最终迈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而在此前的1982年,还发生了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9月18日,北京大学约2000名学生举行了以抗议日本时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华经济政策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口号中就包含“抵制日货”,听起来挺陌生,因为那时日本家电等消费品还是中国民众狂热追逐的对象,日本汽车和大型施工机械在城乡到处可见｡
　　在改革开放以来复杂的对外国民心态中,民族主义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一股潮流｡对外开放初期人们对于外国产品,尤其是日本产品的疯狂追捧,实在是出于改善现有生活的简单愿望｡当人们的生活慢慢变好,对外开放中人们不曾想到的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
　　1989年是更重要的关节点｡美国在这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许多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中依然延续着它的形象和影响｡但是,很大程度上,美国“自己坏了自己的事”｡本来许多人对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和“和平演变”这样的告诫还不以为然,甚至相当反感,但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90年代将所谓“人权”问题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又阻挠中国申奥､中国入世;不仅频繁对台出售武器,更在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挑起严重的台海危机｡这一系列行为在中国国民心里激起强烈的怒火｡美国的形象大变｡1996年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成为中国大陆畅销书籍,就深刻反映了这种情绪｡
　　中国人的愤怒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爆发出来｡从首都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北大学生在“三角地”打出一条标语:“不考托(托福),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从燕园发出的班车,挤满了统一穿着“北京大学”T恤衫的年轻人,公交车也给予他们免票的优待｡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广州｡两位老师闻知抗议北约游行后,从家里打的直奔美国领事馆｡出租车司机分文不取,只要求乘客们帮忙喊一嗓子――“打倒美国!”
　　仔细分析起来,还不仅仅是西方自己坏了自己的事｡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增多了,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越来越深｡
　　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美国,一个是东亚邻国日本｡但这两个国家却又因为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与中国有许多纠葛｡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相比80年代要复杂得多｡90年代,深刻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培育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土壤｡同时,对于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人们也更加理性而客观,谨慎地恪守着“拿来主义”的爱国本意｡一方面,继续谦虚地向西方学习着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对于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无理做法,中国人开始激进地表示出自己的态度｡
　　90年代上半期,两部文艺作品几乎同时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北京人在纽约》｡叙述同样的内容,却展现出两种对立的看法｡前者描述一个中国女人在美国商场打拼,并最终成功的故事,对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它的爱国情怀表现在在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前提下在美国实现成功｡后者是几乎同样的个人奋斗故事,却对美国社会充满了怀疑和批判｡“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更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怀疑和批判的意识,生动地反映出那时中国人充满矛盾的对外心态,与当时正在社会上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非常合拍｡
　　
　　民族主义与理性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国民的对外心态又一次发生变化｡与90年代在对西方的渴望与怀疑之间徘徊不同,这一次,借助网络等现代化的新兴媒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温和的理性主义者展开着旷日持久的争论｡主张克制的人轻蔑地称民族主义者为“愤青”,后者即刻反唇相讥,以嘲讽的语气称呼不赞同他们的人为“精英分子”｡
　　
　　1999年反美游行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多年积蓄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从那时开始,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一种强势的民间意识形态,它历经中美撞机､入世争端､保钓､反日游行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在今年的反“藏独”､护圣火运动中达到顶点｡
　　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当然来自于中国的崛起｡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度和支持度排名世界第一｡另外,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贯穿80年代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情,逐渐转变为敌意与猜疑｡而随着“80后”一代的成长,他们没有父兄一辈改革开放之初的心理落差,因而面对外部世界更自信,也更渴望得到尊重｡这些都是民族主义思潮成长的重要土壤｡
　　网络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1999年也正是中国互联网大爆发的肇始时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后急于找到情绪宣泄出口的民族主义者们迅速发现了这块对自己而言最好的阵地｡强国论坛､铁血社区等一批网络论坛迅速走红｡民族主义､互联网､“80后”这三者结合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这便是“愤青”的由来｡但“愤青”们的热情并非只在网络上渲泄｡2005年,为反对日本“入常”,他们通过互联网与手机在多个城市组织了反日游行｡但这次游行迅速被政府制止｡网络民族主义如今仍是最强大的舆论力量之一｡它的爱国､凝聚国民等积极作用已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其常常表露出的狭隘､非理性和暴力倾向也十分让人担忧｡
　　理性而客观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今国民心态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年初反“藏独”､护圣火的运动中,这些声音并不赞同针对家乐福和法国品牌的大规模抵制运动｡遗憾的是,这些人没能好好利用网络作为宣扬自己观点的平台｡这些持中庸观点的人往往不喜欢在网络上与民族主义者针锋相对｡一是因为温和派本身就不喜欢争论,另一方面,在网络上,持这些观点的人必须要长篇大论才能明确表述清楚,而“愤青”们说两句脏话就足够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淋漓尽致｡
　　
　　跨国恋情追求什么
　　
　　许多人一定记得那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那还是上世纪50年代,故事的女主人公叫宋怀桂｡17岁的她幸运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所艺术的殿堂里,她曾师从董希文､吴作人､艾中信等名师,潜心学习艺术｡也是在这里,她邂逅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可是,时代的背景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人为的障碍｡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很保守,人们与外国人打交道慎之又慎｡两颗心虽然不分彼此了,可现实的国界线在政治时代的层层常理中,还是被各位管理者划得清清楚楚｡每次接头､约会,他俩就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躲藏藏｡他们的恋情公开后,宋怀桂受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阻力｡重重的关卡､繁琐的手续,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夫妻｡痛苦､泪水成了当时他们爱情生活的苦咖啡｡生性不屈服的宋怀桂执著地坚守着这段异国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总理写封信,请他表明一下对这件事的态度,也许会有一线希望｡”这个大胆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的转机｡信发出半年后,他们收到了总理的回信｡这封珍贵的信函成了他们通往婚姻路上的绿灯｡没费多大周折,他们顺利地办了各种手续,领到了证明他们纯洁爱情的结婚证书｡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中国的跨国婚姻占到了全体婚姻的5%,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40多万外国人和中国的青年男女结缘｡从当初的谈虎色变到现在的欣然接受,中国跨国婚恋走过的历程,也正反映了中国人心态的逐步成熟｡
　　大体来说,中国跨国婚姻的历程有两个相对典型的时期: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热”的骤然兴起,使一部分急于出国的人把与外国人结婚作为一种手段｡当时似乎跨国婚姻的目的不是追求美满的生活,而是为了实现出国的功利性目的｡基于当时的现实,盲目和功利的跨国婚姻质量并不高｡到了21世纪,这个时期中国跨国婚姻的发展已经趋向于理性,曾经的功利成分转向感情成分的比重越来越大｡跨国婚姻逐步回归本质,回归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国人对跨国婚姻的看法也经历了大的转变｡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一桩跨国婚姻,国人大多会流露出怀疑甚至是鄙夷的态度｡当时中国人一谈这个问题,头脑中马上就对“地位”､“经济”､“目的”这些东西敏感起来｡这其实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国人普遍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里,讲究门当户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相对落后,嫁一个比咱们富足的外国人,那无疑是“攀高枝”｡国人内心处于弱势地位,看见一个外国男人娶走了咱们中国女人,除了有点愤愤不平,大多还会觉得酸楚｡
　　然而,在中国经济情况大为改观的今天,国人对跨国婚姻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难以理解到现在的能够接受了｡这种改变恐怕还需要有一个挣扎的过程,但在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国人在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同时,也克服了曾经的弱势心态,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跨国婚姻｡不再把原来本该基于爱情的婚姻和其他一些东西强硬的纠结在一起｡
　　
　　从“西学东渐”到“国学热”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诉说,在1980夏天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那时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祖国近乎绝望｡
　　而此时,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思潮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了大多数人的“精神初恋”｡整个80年代,中国掀起了求知热潮,简直是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其中尤其以外国文学和哲学最受欢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种种外国文学和哲学思潮的涌入汇成一股甘甜的泉水,滋润着中国青年干涸了多年的精神沙漠｡
　　那时出版的一套书在今天仍令读者难以忘怀｡这便是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套书的封面一直是朴素的浅绿浅灰套网格,因此被亲切地称为“网格本”｡收集一套完整的“网格本”是许多人的梦想｡
　　
　　许多读者为了买到一本新出的名著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许多书还没等上架就被一抢而空｡有人回忆说:“人人都在疯狂恶补所有的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还没开架,外国文学阅览室永远要排队,不能外借,大家就挤在木板凳上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对书的欲望､激情真是又美丽又悲哀｡”
　　如今回忆起来,80年代如此崇尚哲学和文艺的狂热精神生活不禁让人向往｡进入90年代,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文艺的兴趣,关于如何赚钱和成功的书籍成为新的畅销书｡1996年从美国引进出版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被誉为“商业圣经”,伴随着中国人发财致富的美梦风靡了大江南北｡市场经济同样冲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些讲述细致情感故事和美好恋情的小资情调的文学作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廊桥遗梦》和《挪威的森林》的流行,与中国人在90年代的国民心态不谋而合｡
　　与80年代西方文化思潮风行全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自信满满地开始追寻传统,掀起了国学热｡当然,这个“热”是相对的,只是与过去的“冷”相对照｡有材料统计,现在读国学经典或读普及读本的人全国有800万,但是现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是1.2亿,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传统,学习国学,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学者说,“国学热”的出现和升温,可以说是华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认同感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国学的倡导者们对于“国学”的认知并不一致,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一致的｡他们提倡国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这种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在所有的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侨的心中,一直时刻存在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认同感的强弱程度并不一样:当中国国力十分虚弱时,这种认同感是潜在的,甚至被掩藏了起来;当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时,这种认同感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因此,目前国内“国学热”的出现和升温,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民族复兴｡从“西学东渐”到“国学热”,尽管在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想想中国的近代史,再看看3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们起码能为自己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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