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的前世今生] 译制片

　　译制片,蛮荒过后的一份艺术滋养｡那样的声音永远不会因为时间的推逝而模糊,因为它们早已凝聚成了历史｡它们提供的不仅是一部好看的影片,更是一段认知世界的经验,一种触摸未知的媒介｡――编者手记
　　
　　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最让我难忘的片断,是年届九旬的袁乃晨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全场起立致敬的场景｡袁乃晨是新中国译制片的开拓者,60年前,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开始译制新中国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电影
　　《普通一兵》｡
　　
　　中国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
　　
　　那是在东北刚刚解放的那个冬天,袁乃晨踱步在白茫茫的原野,忽听得村里的大喇叭广播,觉得“播音员”的声音不错,于是就把这名还是村长的“播音员”马静图拉到译制组｡为了符合译文的口语化特点和画面对口形的要求,《普通一兵》脚本的中文译稿几经修改｡排练时,袁乃晨用秒表掌握时间,与孟广钧一起反复实验琢磨,逐个纠正拼音上的问题和不足｡比如,配音演员说出中文的口型开合程度及其节奏必须与俄文一致,同时说出的中文不能过于僵硬,为此他们反复修改调整译文,直到满意为止｡电影中马特洛索夫在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呼:“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他们就改为“冲啊”,结果口型合适,听起来很自然,效果很好｡于是第一部说中国话的外国片《普通一兵》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诞生,引起轰动,得到苏联专家的赞扬,袁乃晨也成为世界第一位译制片导演,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译制片(dubbed film),又称“翻译片”｡1948年1月8日,大上海大戏院公映了由20多名华侨译配的意大利电影《一舞难忘》,从此,中国人看外国电影结束了幻灯字幕时代､译意风时代,进入译制片时代｡同年9月,解放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翻版组成立｡
　　袁乃晨在电影节当天的致谢发言中一直将译制片称作“翻版片”｡我曾经看过顾铁军的一种观点,他认为“经过译制配音的外国电影变成了中国的译制片,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电影的性质,使它不再是纯粹的外国产品,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中国电影产品｡”
　　那个时代,译制片这一艺术形式在全世界尚属首创,《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2月28日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人员,他们毫不懈怠,一部又一部地译制新片,一发不可收拾,仅在1949年下半年就接连完成了另外两部苏联电影的翻译,即《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第二年的产量更令人咋舌,多达31部｡东北电影制片厂生产的译制片在具有中国民族电影光荣传统的上海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激发了那里电影界同行开展电影译制的热情,于是上影厂派出陈叙一率六人到东北学习｡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诞生,这是我国惟一一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厂家｡从此,黑土地的“东北腔”和海派文化的配音美声奏响了“人性”的交响乐｡
　　
　　从“露音间”到面向
　　世界的窗口
　　
　　那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条件也十分简陋｡人们戏称录音间为“露音间”――那是设在旧车棚改造的厂部三层楼楼顶上的小房间,录音的环境很差,只有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联制造的小型单声道光学录音机,大家因陋就简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作隔音板,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来一些冰块降温｡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制作了《乡村女教师》(1950年译制)､《列宁在一九一八》(1951年译制)等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上乘之作,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译制片经典｡
　　建国初期,我国在文化上相当开放,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选片只考虑影片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在乎出产国的国家制度｡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诸国｡从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电影时期,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顾铁军曾说:“译制片是中外两种文化交相辉映而幻化出的一个奇妙世界｡作为外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我们怀着一颗中国心,通过我们亲切的母语倾听着外国人的心声,感受着遥远国度的风土人情,离奇怪异却又似曾相识｡”
　　于是那些声音就像美丽的回忆和传说让我们记忆犹新｡195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了《王子复仇记》,著名影星劳伦斯•奥立弗的演技与孙道临的配音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的潇洒､有激情､充满悲剧色彩的丹麦王子打动了无数中国观众｡还有邱岳峰,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无法忘记《简•爱》(1972年译制)里罗切斯特那一声绝望的“简――”｡据说这部由乔治•斯科特主演的影片,在欧美毫无影响,是邱岳峰和李梓奢侈地给了它们新的艺术生命｡意大利一位汉学家称赞《警察与小偷》里邱岳峰的配音:“这名演员是一位不会说意大利语的意大利人,而且还是地道的西西里人｡”
　　而在“文革”期间,电影界人士深受迫害,万马齐喑,译制片的产量更是很少,片源国家的数量也很有限｡当时深受观众欢迎,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译制片有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伏击战》､《宁死不屈》等｡
　　
　　享受人声的
　　美和尊严､优雅和热度
　　
　　“文革”结束,中国电影迎来了春天｡在新环境下,观众恢复了对外国电影的娱乐需要,电影译制的产量逐步恢复,大量优秀外国影视进入中国,一部部优秀的电影在配音大师们的演绎中变成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1977年,上译厂迁至永嘉路383号,在这里缔造了80年代译制片的辉煌｡《佐罗》､《追捕》､《虎口脱险》等一批经典译制片在这里诞生,邱岳峰､李梓､苏秀､赵慎之､童自荣､刘广宁､乔榛､丁建华､曹雷､尚华､于鼎等新老配音演员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明星｡从此以后,茜茜公主､佐罗､叶塞尼娅､杜丘､简•爱､瓦尔特……这些曾让我们魂牵梦萦､热血沸腾甚至唏嘘不已的人物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电影记忆｡当艺术家们用声音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引领我们去感受那陌生遥远的异域文化时,我们感受到人声可以拥有美和尊严､优雅和热度｡这一切使译制片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就说:“好的配音不仅声音气质要与人物相符,还要有好的塑造能力｡一部好的译制电影,观众看的时候会觉得是浑然天成的,甚至忘了配音,忘了配音演员的存在……”
　　年近半百的李梓配《英俊少年》(1981年译制)中十几岁的孩子,这倒不是难事,困难的是有多处原唱,要改变自己发声的语音“波段”,才能和原唱无缝衔接｡李梓号称有声音化妆术的绝技,目前已经失传｡1983年,主演《叶塞尼亚》的杰奎琳随团来中国,文化部招待她观看译制片《叶塞尼娅》(1977年译制)｡杰奎琳看到一半,出人意料地反身紧紧拥抱陪同观看的李梓,含着泪水兴奋地大声说:“我会说中国话了｡”
　　为伊凡的鼻音,把自己冻感冒,饿两天,求不能自控的气鸣声,这是刘广宁当年配音的经历,为了配音,艺术家们可谓废寝忘食,甚至是可以玩命的｡当年她为日本电影《砂器》(1980年译制)中的高木理惠子配音,由于感情的冲击,神游天外｡理惠子“死亡”这场戏,脚本提示为“急促的喘气”,而我们在译制片中听到的是:“抱抱我……抱抱我……”
　　陈叙一曾说过类似的话:回家不认得路,要从原路找回去,要想进入外国人心里,首先必须熟悉《圣经》和他们的交响乐｡老配音演员都走过“那条路”｡我们欣赏老译制片,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透过被重塑过的影片人物,间接感受到老艺术家们身上散发的魅力｡老艺术家们的艺术良心赋予他们历史的使命感,使他们更深层次地挖掘影片人物的人性真谛,赋予原片以新的生命｡进而,译制片里的汉语本身也是电影欣赏的审美对象,它不同于原文,也不同于国产影片的中文,它是一种“中间语”,既包含着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也包含着汉语文化｡
　　在国门还未打开的时候,是那批才华横溢的配音演员,用他们的声音给予成千上万中国人关于“外国”的想象,并在上世纪80年代将电影配音创造成一个辉煌的世界｡
　　文化部于1979年在政府优秀电影评奖的项目中设了“外国影片优秀配音奖”,后更名为“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此后,多部译制片获得这个荣誉,如《追捕》､《舞台生涯》､《永恒的爱情》､《苔丝》､《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评选的中国电影金鸡奖中也设立了“最佳译制片奖”,译制片《阿甘正传》等曾获此殊荣｡
　　译制片一路走来60年风雨,但愿它在前路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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