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一样原唱【不一样的“世界工厂”】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获得了51枚金牌,位居第一｡全国人民为之欢呼,视这些获奖运动员为英雄,他们的名字被人们一遍遍提及｡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除了“体育奥林匹克”,世界上还有个“技能奥林匹克”,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都曾选拔优秀技工参加“技能奥林匹克”,夺得金牌的工人,也被本国人民视为英雄,受到很高的待遇｡
　　本文作者对“世界工厂”问题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我们常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们这个“世界工厂”与日本的“世界工厂”差距太大了,有着太多的不同,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编者手记
　　
　　在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曾成为“世界工厂”｡进入20世纪,全球性制造中心日渐移至美国｡
　　迟到的工业国日本为了发动战争､维持殖民统治,在二战前推行军事化的工业化,偏离了“工业化走进人们生活”这个20世纪工业化的主流,误入了歧途｡战后日本推行以民用技术为主的发展路线,使日本工业化走向成功之途,从偏离20世纪工业化发展主流到比任何国家都更好地融入这个主流,达到“如鱼得水”境界｡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后,日本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耗能多的“重厚长大”型产业向电子､汽车､精密机械等“轻薄短小”型的加工组装产业转移,日本出口结构也转向利用日本的高技术来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
　　1980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1983年日本机械工业出口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制造的船舶(按“总吨”计)也达到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于是“日本第一”声名鹊起,“日本制造”誉满全球,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十多年的低迷期｡在国内需求低迷和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逐步向国外转移,国内一部分工厂被兼并甚至关闭,引发了“产业空洞化”问题｡与此同时,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的重点对象｡2001年日本转移到中国的生产据点数量,第一次超过转移到美国的生产据点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制造的产品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于是人们开始热议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1995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只有5%,到了2007年这个比重上升到大约14%,与日本的大约14%几乎持平,虽不及美国的大约25%,却远远超过德国的7%和昔日“世界工厂”英国的3%｡2007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70%的DVD和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1/3的彩电和箱包均产自中国｡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已近20%｡
　　
　　中日“世界工厂”的
　　不同发展道路
　　
　　日本对吸引FDI一直很不积极,至今,日本吸收的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只有1.1%,比世界平均水平16.3%低得多｡因此,20世纪80年代日本“世界工厂”化基本上是“国别行为”,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物;而当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外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6年的40.7%上升到2001年的50%以上,特别是制造业吸引了大部分外资｡可以说,中国“世界工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行为”,是经济全球化､即全球性的国际劳动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大都已从“国别行为”转向“国际行为”｡对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随着生产活动不断向全球扩张,引起本国生产体系出现“空洞”,促使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来填补“空洞”,结果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向高级化｡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并大量出口其工业化进展的成果――质优价廉的工业品,也“介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结构“创造性的破坏”提供了外部压力和推力｡可见,中国“世界工厂”化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继“空洞化”后的“高级化”,恰好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两个侧面｡
　　中日“世界工厂”化发展道路很不相同｡过去日本主要依靠引进技术,然后自主地进行吸收､改良､创新,形成了“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模式;中国虽也曾大力引进技术,但是中国制造企业的管理能力未能达到对引进技术积极开展吸收､改良､创新的境界,结果形成了“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引进,三号机还引进”的局面｡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既引进技术也引进管理的办法,这就是导入外国直接投资｡邓小平说“管理也是一种技术”,引进外资或许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技术引进”｡
　　
　　中日“世界工厂”在国际
　　分工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目前,全世界3/4的烟花爆竹是在中国生产的｡灿烂的烟花照耀夜空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然而制造烟花爆竹是项危险作业,而且,从事这种危险作业的工人赚到的是十分低廉的工资,企业赚到的是十分微薄的利润｡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独占”了世界烟花爆竹市场,但却不意味着中国“独占”了某种无人可以取代的技术｡发达国家购买中国的烟花爆竹,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不掌握这项技术,而是不想为这项既危险又污染严重的行业付出代价罢了｡
　　中国电脑制造商抱怨说:“每台电脑我们只赚几个苹果的钱｡因为许多配件的核心技术都在别人手里,而使用这些技术要付出费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中,中国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创造其真正价值的是概念和设计｡
　　这就表明,尽管中国“世界工厂”技术水平在日益提高,尽管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发誓说“发展先进制造业决不放松”,但至今中国“世界工厂”在总体上仍停留在国际劳动分工的低端｡中国的制造企业至今尚无一家进入世界一流工业企业行列｡而日本在全球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中占29%,与美国的31%差不多｡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我国每年卖出去1亿条牛仔裤,才够买一架“空客”飞机;出口8000万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不久前中国决心研制自己的大飞机,温家宝总理还专门为此著文,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也已成立｡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成为中国“世界工厂”的紧迫课题,但这并非短期能够实现｡
　　中国人期待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但这种期待往往落空｡事实表明,外资企业决不会轻易地将核心技术“传授”给投资对象国｡比如,日本虽已将大部分家用电器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发展中国家,但本国仍掌握着大部分民用工业品的核心技术和研究开发优势｡日本的电容器制造商尼吉康(Nichicon)拒绝将炼制电容器中使用的铝箔的绝密生产工艺转移到中国,尽管在中国生产这项产品可显著降低生产成本｡这样做的不只是日本企业,如Element Six公司承认,他们永远不会批准把其掌握的最为先进的人造金刚石生产流程转移到中国｡这一生产流程位于远离英格兰北部海岸的马恩岛上,公司负责人说:“在这个岛上,我们的技术相当安全｡”可见,外国公司为了防止核心技术外流,不惜将据点设在孤岛上｡
　　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日本超过70%,中国只有39%;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日本为3.5%,中国仅为1.3%;对外技术依存度,日本低于30%,中国超过了50%｡正是由于缺乏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精神,才导致“每台电脑我们只能赚几个苹果钱”这样的后果｡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比喻为“微笑曲线”――两头高中间低,一头是开发､设计,一头是出口､营销,这两头利润高的部分都没有专门从事加工组装､干低级活儿的中国人的份儿｡
　　
　　日本“世界工厂”为何能
　　很快达到高端
　　
　　日本“世界工厂”之所以能迅速达到国际劳动分工的高端,是与他们注重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坚持百折不挠地进行自主开发的努力分不开的｡
　　首先,日本拥有大量的､几十年如一日磨练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
　　一些严肃的调研结果表明,“日本优秀的制造能力､制作技术是靠市镇上的小工厂､街道工厂来支撑的”,“市镇上的小工厂､街道工厂的优秀技术对日本高技术产业赢得世界竞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很多从街道工厂､地方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中小企业,在某些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等产品方面占世界市场的比例居然位于世界首位,出现了众多能制造其他企业无法仿造产品的“only one”企业｡
　　比如,仅有六名职工的冈野工业公司几乎独占了用于锂电池的不锈钢外壳的日本市场｡该公司还开发出极细的无痛注射针,2006年日本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还特别提到了这项成果｡
　　另一家小企业能按照美国航天局要求的形状,利用刮刀加工火箭尖端部分的金属板｡某些小企业还为美军加工触及军事机密的特殊技术产品,如东京都大田区的一家小企业为美军爱国者导弹加工镀镉的容器,不会生锈｡
　　美国硅谷的某家生物技术企业为加工基因重组产品,需使用“电子剪刀”对基因进行剪接,而这种“电子剪刀”是由大田区的一家小企业制造的｡
　　战后日本政府一项最值得称道的政策就是对广大中小企业给予大力扶植和具体支持,如政府设立了三个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专门向难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筹资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的设备投资贷款;根据政府实施的《设备租赁制度》,作为公共机构的“设备租赁机构”利用政府出资和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贷款,将设备租赁给中小企业使用;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地方政府几乎均设立了公立试验研究机构,为员工少于300人的工厂提供调查服务､技术支持､测试和指导｡从实际效果看,日本政府支持献身技术发展的中小企业的政策还真是抓到点子上了｡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待遇相比,中国中小企业只能“望洋兴叹”,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第二,日本拥有不辞劳苦､视深入技术开发和生产第一线为己任,为把新技术推向实用化､商品化而百折不挠地艰苦奋斗的技术人才｡
　　一些欧美国家的研究者往往对写论文､研究和发现新东西兴趣很大,而一旦新东西研究出来,就不大愿意再花工夫将其推向实用化和批量生产阶段,因为这个过程需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和资金｡然而日本企业及其技术人员却很执着,能不辞辛苦､百折不挠地把新技术推向实用化､商品化｡其结果,许多在欧美国家发明或试制成产品的新技术,却在日本首先得到了实用化和商品化｡比如CD唱机,最初是由菲利浦公司发明的,而最早将其产品化､并夺得世界市场很大份额的却是日本｡在20世纪世界重大发明和新产品的研制方面,日本人贡献很小(做出的重大发明为零),然而在32项重大新技术产品的商品化方面,美､欧分别只有六项和两项,日本竟有24项!商品化能力极强成为日本“世界工厂”的突出特征｡
　　不过近20年来,在日本年轻人当中,出现了“脱理工科”､不愿干重活､脏活及伴有危险的工作的倾向｡从1999年至今,日本理工科学生就减少了10%,如果加上理工科毕业却改行的年轻人,实际减少的幅度要大得多｡对此,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称:“排斥理工科20年,会令日本国家竞争力‘很受伤’｡”
　　在我国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只占5%;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超过35%｡工人技术素质不高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因不良产品而损失近2000亿元;由于缺乏技术力量,一些企业盼来订单却不敢接单;许多工厂虽引进了比某些国际著名公司还先进的生产线,但生产出的产品却不能同人家竞争｡
　　我国出现“技工荒”问题与整个社会风气大有关系｡那些在科技和生产领域做出优异成绩的技术工人基本上不为人知,而当年日､韩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积极选拔优秀技工参加“技能奥林匹克”,他们中的佼佼者夺得金牌载誉归来,就像体育明星那样被国民视为英雄｡当我们的媒体狂热地宣传体育奥运会,宣传歌星､球星的时候,中国有多少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技能奥林匹克”?有多少人知道在普通劳动者中涌现的“技星”?其实,那些“技星”挑战人类体能极限的表演,也是极能抓住人们眼球的,他们正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英雄｡
　　第三,不仅在日本企业内部,即使在相关同行企业之间,大家都能互相交流合作､切磋技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共同努力｡
　　集体主义精神本是中国工厂里的良好传统,但由于对市场竞争和人与人竞争的片面理解,我们一些生产单位似乎把这个良好传统丢失了｡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中国一家企业的技术人员去日本培训,回国后几乎人人都把获得的技术资料锁进自己的抽屉里,这个现象令日本企业经营者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日本企业管理者十分注意“把革新变成集体的知识”,把本企业乃至相关企业造就为一个“革新者集团”,努力培养从业者把知识作为公共财产(这本是知识的根本属性)的集体观念｡日本汽车工业之所以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一个最主要原因正在于企业内和相关企业之间能形成紧密的交流协作关系｡
　　很多工业产品都是由多种零部件或元器件组装而成的,比如汽车､电脑､自行车｡但是,组装电脑､自行车,只需将零部件或元器件拼装起来就行,很多消费者都可以购买零部件自己来拼装,因此电脑､自行车等也被称为“模块型”产品,只需将现成的模块拼装起来就行了｡然而汽车就不同了,组成汽车的几百种零部件必须非常精密地､在反复“磨合”之中进行互相调整,最后才能形成具有良好性能的产品｡为此,它需要企业内从设计到生产各个部门乃至承包企业之间不断地相互切磋磨合,形成整个企业组织能迅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集体能力｡丰田公司职工每年提出将近100万条合理化建议,就体现出一种已成为全体职工日常习惯的不断改善的能力和“把革新变成集体的知识”的传统｡现在,作为日本有代表性的优良企业――丰田公司的“改善”经验,不仅被推广到日本国内的其他汽车工厂,推广到美国､中国的汽车工厂,而且还被推广到汽车以外的行业,甚至出现了专门传授丰田公司“改善”经验的公司｡
　　第四,日本“世界工厂”十分重视在核心技术､基础性技术领域,通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独有的技术优势｡
　　现在有人把钢铁等基础材料产业说成是“重厚长大”的“夕阳产业”,其实基础材料产业的附加价值比加工组装产业高｡比如一般人不大看得起的玻璃､陶瓷等所谓“窑业和土石产业”的附加价值率就高达46%,钢铁业的附加价值率达35%,而电机器械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为34%,汽车等运输机械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只有27%｡日本钢铁企业能制造在世界各地的重大建设项目中不可缺少的高级钢材,如新日铁､JFE等公司生产的“超高级钢材”,其强度是普通钢材的两倍,广泛用于管道､车辆船舶等领域｡又如半导体被称为“信息化的粮食”,日本生产的半导体硅晶片占世界市场的份额高达70%｡
　　碳纤材料世界市场的70%为日本企业所占有｡近年来日本金泽工业大学的研究室对东丽公司开发的碳纤强化塑料的耐久性进行研究,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注意,美方出价45万美元,希望探讨分量轻､强度高的碳纤材料可否用于警备艇等小型舰艇,以便大幅减少燃耗提高性能｡引起美国军方注意的还有日本企业为解决城市建筑物电磁波反射影响电视图象等问题而开发的铁?氧材料,可转用于制造隐形军机,美国军方曾要求日本提供这项技术｡
　　汽车和建材玻璃看上去像是很简单的材料,但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日本厂家开发出了独领风骚的新产品｡比如,具有防红外线功能的车用玻璃能有效减小车内温度的上升幅度｡日本厂家还开发出了特殊建材玻璃,其隔热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空调耗能｡
　　为了开发海底油气资源,需要具有极强的耐腐蚀耐高压能力的管道,目前这种使用特殊钢材制成的管道几乎只有日本的钢铁厂家能够制造,就连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米塔尔公司和第二大钢铁企业阿赛洛都没有能力生产这种钢管｡2005年年底开始建设的､全长7600公里､总投资1万亿欧元的“北欧管道工程”(其中1200公里铺设在欧洲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大西洋附属海域的海底)使用的直径1.5米的管道,就采用了日本住友金属公司等制造的､对海水具有极强抗腐蚀性能的钢材｡
　　
　　在世界各地的矿山中,活跃着日本制造的超大型铲车及载重200吨的运矿石卡车｡如今日本厂家订单如潮,有的交货期甚至排到了一年半以后｡在巨型卡车用大型轮胎领域,日本普利司通公司与法国的米其林公司一起称霸世界市场｡生产直径4米､重5吨巨型轮胎的日本下关工厂几年来一直开足马力,这种特装车用轮胎一个就价值200万至300万日元,并且更换需求量也很大｡
　　基础制造和微细加工技术是日本的强项｡比如模具制造,虽然远不如汽车制造那样出风头,但却是汽车制造必不可少的基础技术｡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使用的轧制模具就是日本生产的｡美国为何非要用日本造的模具呢?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3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6万~10万次｡
　　日本拥有高水平的机械设备制造能力｡例如,美国的GM､福特等汽车公司轧制车体的大型冲压机均为日本制造｡又如日本制造的多轴数控机床,可用来加工核潜艇使用的､噪音低得难以被敌舰发现的螺旋桨｡美国曾为东芝公司向苏联提供该设备而对该公司进行严厉惩罚｡
　　对高技术､高质量产品来说,决定性因素在于零部件的性能和质量｡特别是在组装产品成本中,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购入成本一般占到80%以上｡日本是许多核心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独一无二的供应国｡在日本的工业品出口中,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不到20%,生产资料产品的比重却高达80%｡可以说,日本“世界工厂”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和高档耐用消费品的“世界供应基地”｡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不久前说:“有些中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就是因为产品质量达不到外方的标准,这与缺乏高级技术工人是有关系的｡产品中一个小小的制造质量差异,都可能使产品的售价有几十倍的差别｡”法国《快报》报道说:“中国每年生产23亿只安全套,其中两亿只有缺陷｡”
　　第五,日本“世界工厂”十分重视提高能源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技术｡
　　最近,美国钢铁分析师阿普勒鲍姆称:“美国已成为世界上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谁的生产成本最高?中国｡”通过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美国钢铁业从5年前亏损4.2亿美元转变为2007年赢利8.8亿美元｡
　　这位分析师没拿美国与日本比,其实日本的钢铁生产成本比美国更低｡钢铁业是耗能大户｡在19世纪初,生产1吨粗钢需用30吨煤炭,20世纪降至3吨,到了21世纪,各国生产1吨粗钢需用的煤炭量相差很大,中国为1.5吨,美国为1吨,日本仅为0.6吨｡从1吨粗钢生产成品钢材的重量即钢材的成品率看,日本为0.98,美国为0.70,中国为0.60｡又据日本资源能源厅去年发表的数据,日本为生产一个单位GDP所需的能源消费量,仅相当于中国的约1/9｡
　　
　　中日“世界工厂”都面临
　　严峻挑战
　　
　　当今,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油价飙升､美元贬值､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趋尖锐,使中日“世界工厂”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确实更加“现代化”了,西方人的物质享受在中国日益普及,至少在汽车和住房消费方面,中国的“有车族”和住大宅子的人们甚至可以藐视日本人的“穷酸相”了｡
　　当人们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与之相伴的“汽车社会”而赞叹的时候,我们却面对着“山河憔悴､大地呜咽”的惨象,几千年来让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母亲河――黄河､长江已经断了乳汁｡粗放型发展的中国“世界工厂”正在接近极限｡
　　从资源问题看,日本“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每桶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而中国“世界工厂”却遇上了每桶油价从几十美元飙升至一百几十美元的时代｡日本在每桶油价从1位数涨到两位数的压力下大力开发节能技术,从而成了世界上节能“优等生”;而中国在每桶油价从两位数涨到三位数的情况下却依然未能摘掉节能“劣等生”的帽子｡
　　中国人会觉得很委屈:多年来中国“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生产必不可少的工业品,如果这些国家自己来生产这些产品,那么,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污染后果乃至能源资源消耗都将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正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不久前发表报告称,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意味着“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然后又来指责中国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
　　中国“世界工厂”的的确确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人民日常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们更多听到的却不是赞扬和感谢,而是批评和指责｡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日本“世界工厂”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之间,不是也因为贸易摩擦､知识产权诉讼打得不可开交吗?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动手砸日本汽车､日本电器｡
　　当然,对于外国的批评和指责也不能一概置之不理,对有些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意见应谦虚地听取,并用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尽管中国“世界工厂”遇到了诸如环境､资源乃至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制约,但这些困难绝阻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当今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而且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拥有世界1/5的人口),也应该做“世界农场”｡我国国土面积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在世界农产品价格上涨､生物能源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大力开拓荒地､改造沙漠,可取得“一箭三雕”之效:既保护了环境,又开发了资源,还可吸收大量就业｡“工厂”一词在日语中是“工场”,做世界性的工场､市场､农场即“三场路线”,或可能是中国“世界工厂”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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