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国家和奥运会|奥运会2020是哪个国家

　　7月底,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骄阳似火｡白天的气温将近摄氏50度,在这样的天气下训练,就像在电烤箱里煎熬｡然而,21岁的达娜•侯赛因早就习以为常了｡作为伊拉克惟一一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女运动员,达娜在教练的带领下,每周训练六天,每天八个小时｡
　　今年5月,伊拉克马利基政府以伊拉克奥委会内部腐败且“有人利用资金赞助极端分子制造恐怖事件”为由解散了它,改由青年和体育部长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接管其职能｡6月4日,国际奥委会认定此举“破坏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立性”,要求马利基收回成命｡7月24日,国际奥委会重拳出击,禁止伊拉克奥运代表团参加北京夏季奥运会,达娜得知消息后泪流满面｡
　　在动荡不定的伊拉克,生命如草芥般卑微｡2006年5月,15名伊拉克跆拳道运动员遭绑架,他们中13个人的遗体过了一年才被找到｡2006年7月,时任伊拉克奥委会主席的哈吉亚,在光天化日下与50多名奥委会官员､运动员和保安在巴格达被绑架,哈吉亚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今年的7月28日,达娜•侯赛因住宅的附近发生爆炸,她险遭厄运,“房子被震得晃起来……教练告诉我千万不要放弃,可是在这样的国家,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四年以后?”
　　达娜•侯赛因的坚持与失望,和祖国伊拉克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动荡的国家,不能给运动员以保障;一个弱小而饱受欺凌的国家,难以给运动员以尊严;一个与国际社会普遍准则相背离的国家,则可能把它的运动员推向道义的审判席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在运动场上奋勇拼搏的强者,他“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936年柏林奥运会,朝鲜人孙基祯夺取马拉松比赛冠军,这是亚洲人的第一个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然而,登上领奖台的孙基祯毫无胜利的喜悦｡当时,朝鲜已经与日本“合并”多年,孙基祯的注册国籍,是日本;花名册上,他登记的姓名是日本化的“孙龟龄”;勇夺冠军以后,赛场上升起的国旗,是太阳旗;奏的国歌,是《君之代》｡站在领奖台上,孙基祯下意识地把橄榄枝花束捧在胸前,想遮住刺心的“红膏药”｡
　　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百米跑道上,站着一个“孤独”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刘长春｡他来自大连,来自属于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的“领土”｡和孙基祯相比,刘长春是幸运的,尽管东三省在“九一八”之后已经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他在历尽艰辛之后,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仍然幸运地代表祖国参赛｡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仅有六人,其中三人还是洛杉矶当地华侨,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个｡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仍是洛杉矶,时间已是1984年｡此时站在跑道上的,是一个名叫佐拉•巴德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她来自南非,注册国籍却是英国｡她只有17岁,却是多项青少年世界纪录和5000米女子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南非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长期被排除在奥运大家庭之外｡为圆梦,佐拉•巴德不惜更改了国籍(其祖父是英国人)｡然而,来自南非的背景,更改国籍的行为,让舆论对她心存偏见,在接下来的3000米决赛中,她不幸与夺冠呼声极高的美国名将､七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德克尔相撞,导致后者摔出了跑道｡在刺耳的嘘声中,佐拉•巴德勉强完成比赛,竟然没有跑进前五名｡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巨大的心灵创伤让佐拉•巴德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尽管,德克尔事后承认相撞是自己的责任｡
　　在竞技场上,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和他所在国家的命运,血肉相连｡一个充满自信､面带微笑､从容对待得失,本着“重在参与”信念,坚守“费厄泼赖”精神的运动者,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同样大度而自信的国家｡反过来,一个如此的国家,必然能够孕育出同样大度而自信的国民｡8月8日奥运圣火在北京奥林匹克主体育场点燃,我们生逢其时｡
　　7月30日晚,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宣布,恢复伊拉克代表团参加北京奥运会资格｡8月4日午夜,达娜随伊拉克代表团抵达北京,她将参加奥运会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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