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天路连通衢] 珠峰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从此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
　　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摘自《天路》
　　一曲《天路》,唱出了青藏铁路通车给高原人民带来的喜悦｡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为了打破阻隔,先民们硬是用自己的双脚,在崇山峻岭､冰川雪原趟开一条条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香客络绎不绝的“朝圣通道”,被称为抗日生命线的“茶马古道”,菠菜的传入和荔枝的传出……
　　通衢,四通八达的道路｡它们一头连着历史,一头牵着未来,承担着商品的流通､传递着友谊和情感､承载着安定边疆的战略使命｡
　　天路通衢,令大山敞开胸怀,高原不再遥远｡
　　本期杂志付印当天的9点17分,承载着人类梦想的奥运圣火在珠峰点燃｡――编者手记
　　
　　在中国的版图上,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正好构成了雄鸡的尾翼,挺立在这两个高原上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天然边界｡那里山高谷深,人迹罕至,气候恶劣,常年苦寒｡但是,一旦你了解了那片广袤土地以往的历史并关注今日发生在那里的变化,你会意识到,那里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冰冷角落,那里既是我国抵御外侵的前沿,又是对外交往的“桥头堡”,古往今来凝聚着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的热情和热血｡
　　
　　联结历史的商旅､朝圣之道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的西南边疆,地处青藏高原｡在这个号称地球第三极和“世界屋脊”的高原,巍峨的群山连续起伏,金沙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森格藏布江等江河奔流不息,还有肥沃的平原､美丽的草原､明珠般的湖泊随处可见｡这里不仅令无数登山爱好者､探险者神往,而且千百年来麝香､黄金等也吸引着无数商人从四面八方前来贸易,“神山”､“圣湖”更使虔诚的朝圣者终生向往｡尽管高原边缘的大山造成交通不便,尤其是喀喇昆仑山横亘在它的西北边缘,大喜马拉雅山脉呈弧形自西向东把雪域高原与南亚地区隔开,但是这些大山之中又有众多的山口(藏语中称为“拉”,意思是有路的山),让人们得以穿越雄伟的大山,并形成了无数的经贸､朝圣通道｡
　　文成公主进藏的道路
　　西藏周边的山口早已给先民们的对外交往提供了便利｡到了唐代,吐蕃就有多条通向内地的通道,又通过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的山口与中亚､南亚往来,并且通过吐蕃,使得当时的中国与中亚､南亚地区联系更为紧密起来｡
　　“唐蕃古道”就是吐蕃通往内地的道路中最著名的一条,它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过今天的青海境内进入西藏,最后到达吐蕃的首都逻些(今拉萨)｡对于这条道路,人们至今非常熟悉,主要是因为文成公主沿着这条路线前往吐蕃,沿途各地至今仍然流传着动人的传说,比如文成公主在青海玉树教当地人民垦田种植,还传说她的泪水流成了怒江,这些都说明了她在藏族人民心中受到敬重,甚至被当成了“神女”｡其实,唐蕃古道只是当时唐蕃往来的通道之一｡另外还有两条道路,一是通过今天四川西部与内地联系的川藏道,二是通过吐蕃与南诏之间的滇藏道｡这些道路又是当时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是西藏与内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通过这些道路,吐蕃出产的黄金､朱砂､麝香等物品输送到内地,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种子､书籍也运进吐蕃,从而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吐蕃与中亚､南亚的往来也很频繁,逐渐形成了穿越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的多条通道｡唐朝的僧人､官员也通过这些通道前往印度(古称天竺)求法､访问｡当时,在吐蕃通向中亚､南亚的道路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条,一条被称为“吐蕃五大道”,就是从今天阿里地区北部越过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再到达新疆的叶城,通过这条路线向西可以到达印度和克什米尔,向北通过帕米尔高原前往中亚乃至更远的地方,这也是朝圣的香客们前往著名的“神山”冈仁波齐峰的主要道路｡另一条就是从今天的吉隆地区前往尼泊尔而后再进入印度,这条道路被称为“吐蕃泥婆罗道”｡唐朝的贞观年间,中国高僧玄照前往印度巡礼,往返都经过吐蕃辖境和尼泊尔(古称泥婆罗),后来还有玄太､道方､玄会等僧人都从这条道路前往尼泊尔和印度,已经开创了由中国西藏到尼泊尔的捷径｡639年前后,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的时候就是走的这条道路｡
　　文成公主进藏后,唐朝与吐蕃关系日益密切,唐蕃古道又与吐蕃泥婆罗道连接起来｡643年,唐太宗派李义表､王玄策出使印度,他们先进入西藏,再沿着赤尊公主入藏的路线向南行进,经过固蒂(今聂拉木)附近的山口进入尼泊尔,而后到达印度｡648年,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当时笈多帝国陷于崩溃,又恰逢发生了宫廷政变,一个名叫阿罗那顺的大臣篡夺了王位,还逮捕了前来访问的王玄策使团,夺走了北印度各国送给使团的全部礼品和财物｡王玄策设法逃脱,退到吐蕃境内｡吐蕃､尼泊尔随后发兵协助,一直打到印度恒河沿岸,擒获了阿罗那顺,王玄策又和吐蕃使臣一起,把阿罗那顺等俘虏押送到长安“献俘”｡657年,王玄策第三次通过这条路线出使印度,又一次顺访尼泊尔｡这样就使这条从中国西藏地区通往印度的区域性通道延伸为中印两国之间
　　官方往来的重要通道｡
　　
　　“朝圣通道” “盐粮交换”
　　当时,除了唐蕃古道和吐蕃泥婆罗道之外,西藏与南亚地区还有众多通道可以往来｡比如从阿里地区的普兰通往尼泊尔､印度的山口形成的通道,经聂拉木进入尼泊尔也有通道,穿越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的森格藏布､朗钦藏布､雅鲁藏布江等江河的河谷地带,都是当地居民往来､通商和迁徙的重要路线｡这些山口､通道形成后,千百年间朝佛的香客们往来穿梭｡西藏的盐､马匹和麝香等输出到中亚,中亚､南亚的玉石､珠宝等流向西藏,继而又流向内地,从而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随着藏传佛教在西藏和邻近地区的发展,西藏地区境内诸多的“神山”､“圣湖”成为香客们神往的地方,比如普兰县毗邻印度､尼泊尔,该县境内的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被藏传佛教和印度教等共同崇拜为神山,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香客前往转山､朝圣,境外香客络绎不绝,这样就形成了穿过喜马拉雅山的“朝圣通道”｡与此同时,中国的佛教徒也不断前往印度,到贝纳拉斯､鹿野苑等佛教圣地瞻仰圣迹｡
　　这种状况持续了千百年,20世纪就让初到这里的西方人惊讶｡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派到西藏西部巡视贸易的一位官员就专门报告说,夏季要访问普兰和姜叶马(今札达县靠近普兰县的一个牧点),在去姜叶马的途中会访问神山､圣湖,7月那里举行大集会“空巴梅拉(Kumbh mela)”,通常会有数百名从印度来的朝圣者参加｡
　　20世纪中期以来,如何保障香客到神山､圣湖朝圣受到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的重视,成为相关协定中重要条款｡如在1954年4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和印度地方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第三､第四条就两国香客朝圣事宜作了规定,两国政府同意凡是印度的喇嘛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可按惯例到中国西藏地方的冈仁波齐峰(或称康仁波清､开拉斯山)､玛旁雍错(或称马法木错､玛那萨罗瓦湖)朝拜,中国西藏地方的喇嘛教徒和佛教徒也可按惯例到印度的贝纳拉斯､鹿野苑､加雅和桑吉四地朝拜,按惯例到拉萨朝拜的仍依照习惯办理;双方的香客和商人往来经过的山口和道路为什布奇山口､玛那山口､尼提山口､昆里宾里山口､达玛山口､里普列克山口,同时沿森格藏布(或称桑格藏布､印度河)的河谷到扎西岗的习惯道路,仍可按以往习惯来往｡
　　在西方列强对中国和周边邻国殖民扩张之前,这些穿越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的山口无疑也是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又是中国与中亚､南亚邻国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就以中国与尼泊尔为例,647年尼泊尔使者把菠菜种子作为礼物带到中国,从此菠菜传入中国,现在仍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蔬菜;中国一些作物､水果品种后来也传入尼泊尔,如荔枝､土豆､花生等｡尼泊尔人民仍把荔枝称为“Leechee”,与中国的“荔枝”同音｡经过千百年的往来,这些通道逐渐固定下来,甚至贸易往来的物品也形成了惯例,“盐粮交换”就是千百年间中尼贸易的重要内容,还被官方认可并写进有关的法律文件｡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治理西藏的重要法律文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就是例证,其中明确提到:济咙(今吉隆)､聂拉木等是西藏与廓尔喀(今尼泊尔)往来的重要通道,要加强对济咙的热索桥､聂拉木的铁索桥等管理,防止两国的商人､百姓擅自出入;对济咙､聂拉木两处贸易的粮食､食盐和其他货物要征收进出口税｡这在清代西藏的重要志书《卫藏通志》也有反映,其中“章程”中的贸易部分,就专门讲述了西藏边境地区的居民与接壤的尼泊尔边民“就近易换盐米”,命令沿边的军政机关加强管理,不许擅自越境｡
　　
　　两名间谍的故事
　　近代以来,西藏人民仍然通过这些山口､通道与中亚､南亚地区往来,只是这些地区先后成为沙俄和英国的殖民地,而且中国的西藏也成为他们争夺的目标｡英国在侵略西藏方面尤其费尽心机,为了获取西藏的情报,1868年英属印度测绘局创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它的训练基地就在西姆拉的台拉登避暑地｡这个学校主要从土著居民中选取合适的培养对象,进行严格的训练,重点是让他们学会使用测量仪器和技术｡他们装扮成喇嘛或者商人进入西藏,行动隐密,随身行李有秘密夹层,衣服里也有暗袋,手里拿着的转经轮里还装满了记录纸,念珠用来做计算器,计算着所走的步数并依此推算距离｡
　　在英印当局派遣到西藏的这些土著间谍中,南•辛格､基塔普都比较出名｡南•辛格在1865年化装成拉达克商人,沿着习惯的通道到达拉萨,从拉萨返回时,他取道西藏西部,一直到了玛旁雍错,然后向南越过喜马拉雅山,回到印度｡他全部行程12000英里,一路上都忙着测绘,并绘制了沿途的地形､路线｡1867年,他又从印度出发,沿着印度河上行,深入到西藏日土以东的托加隆,搜集了当地采金的情报｡他的活动无疑为英国侵略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同时也留下了记录当时重要商贸朝圣通道的文字资料｡
　　基塔普的经历更加诡异｡他两次参加秘密测量雅鲁藏布江的间谍活动,可身份都是别人的仆人｡1878年,他随着代号为G.M.N的英印间谍先到西藏的泽当,然后顺江而下,到了加拉(Kyala)就返回了｡1879年,他作为一位蒙古喇嘛的仆人,先到了加拉,后来沿江向东,到了白马冈(今墨脱),发现无路可走,就原路返回,到了东久宗(今属林芝县)｡后来,喇嘛说要外出两三天,便不知去向了｡基塔普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喇嘛卖去当奴隶了｡他一再说自己是一个香客,要求头人放了他,同时经常拿出那些念珠､记录纸进行秘密测量,并把测量的数据用金属管绑在原木上,顺江放走,希望英印测绘局能收到｡九个月后,头人真的释放了他｡他离开后本想向东沿江测量并返回印度,但因无法通过部落居住区,便返回拉萨,再回印度｡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几次往返西藏东南部,了解了从那里到拉萨再到印度的通道｡然而,他深感遗憾的是,因为英印测绘局对他那些绑着金属管的原木从未关心过,原木只能悄然地漂进孟加拉湾了,而他所能提交的情报都是返回印度后根据回忆记录下的文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以邻近亚东的大吉岭､噶伦堡为基地,对中国西藏两次发动侵略战争｡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时,入侵者从大吉岭､噶伦堡向东北方向推进,隆吐山战役后继续侵吞中国领土,先后侵占了今天大家熟知的乃堆拉山口以南的纳汤､则利拉山口等地,直逼亚东｡第二次侵藏战争时英军更为猖獗｡1903年12月他们偷偷越过则利拉山口,向北侵占了亚东的春丕,并把这里作为供应给养的基地,而后控制了帕里宗(今亚东县帕里镇)｡1904年1月,侵略军占领江孜宗的堆纳(今亚东县堆纳乡),接着又在曲米新谷(今堆纳乡境内),以谈判为名对藏军进行了大屠杀,电影《红河谷》就以这一事件为原形｡随后,英军经康马进犯江孜,又侵入拉萨｡此后,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今噶尔县的噶尔雅沙)为商埠,英国商品不仅可以通过阿里地区与南亚的传统通道输入西藏,而且又开辟了经亚东､江孜向西藏倾销货物的新通道｡此外,帝国主义扶植的分裂势力也在不经意间“开通”了一些新路线,如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后,“保护”着十四世达赖离开拉萨,先到了山南地区的隆子县,而后进入错那县短暂停留,在得知印度政府愿意收留之后,才在3月31日跨过非法“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控制区｡
　　
　　传递友谊､安宁的通道､口岸
　　
　　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历来是东西方文化与商贸往来的一个必经路段,位于其上的塔什库尔干县是现今全国惟一同时与四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县｡公元前138年,为了结盟西方邻国以断匈奴后路,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翻沙漠､越葱岭,亲抵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地,历时12年才重回长安｡张骞西域之行是史学家公认的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东晋的法显和初唐时期的玄奘也曾为求真经,在这条西行路上九死一生,最终为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即使你不了解历史,走在今天的喀喇昆仑公路上(从喀什经红其拉甫口岸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直至其北部城市塔克特),你也一样会为筑路的艰辛和筑路者的执着而感动｡为了修建这条堪称世界公路史上奇迹的道路,从1966年到1978年间,共有400多名建设者捐躯,314人重伤｡迄今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小镇上还长眠着88位牺牲于他乡的中国筑路英雄｡他们用鲜血浇灌了中巴友谊这棵常青之树｡
　　喜马拉雅山藏文的意思是“冰雪之乡”｡它东西绵延2500公里,横亘在我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之间｡在这片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着一条延续了千年的万里商道――茶马古道｡它的前身即是传说中的蜀(四川)身毒(印度)道,又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辉煌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顶峰｡由于日军在1942年占领了缅甸,封锁了滇缅公路,截断了中国西南的陆路国际交通线,从云南丽江､西康经拉萨､亚东直至印度的茶马古道,一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战略物资通过世界屋脊源源不断地运抵前线,与空中开辟的驼峰航线一起构成了抗日生命线｡
　　虽然历史上这个地区对外交往频繁,但自从近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撞开国门､我国外交重点从内陆转向海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帕米尔高原及喜马拉雅沿线地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都被忽视｡1949年之后,中印边界冲突､中苏交恶又使这个地区的政治气候比这里常年呼啸的山风还要凛冽｡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与南亚各国的人员往来､经贸交流逐渐频繁｡进入21世纪,这一地区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有多方面,9.11的发生和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应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目前,西藏自治区分别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中国的内陆边境线有4000多公里都在西藏境内｡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有21个边境县,90个边境乡镇,对外通道312条,其中常年性通道44条,季节性通道268条,其中在中尼边境有184条,中印边境85条,中不边境18条,中缅边境5条,与克什米尔地区12条｡已开放的口岸有6个,除了拉萨贡嘎机场为航空口岸,还有樟木､普兰､吉隆､日屋四个口岸｡2006年7月乃堆拉山口开放以后,亚东又成为中印贸易的重要口岸｡此外,西藏有边境贸易市场28个｡
　　
　　上合组织:
　　稳定边疆 发展贸易
　　苏联解体后,中国新疆周边一下出现了不少邻国,如何勘测边界并稳定边境地区是各国都共同关注的问题｡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翌年,“上海五国”领导人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9.11事件后,出于对三股势力可能对边疆稳定造成威胁的担忧,出于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加深的对未来能源安全的担忧,以及出于更深的地缘政治考虑,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开始在中国外交中凸显出来｡从地理位置上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是欧亚大通道的重要环节,并形成了我国通往西亚和里海这两个世界最重要产油区的最短陆路通道｡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一度陷入战争,吉尔吉斯斯坦也因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政局一度陷入动荡｡它们本身的动荡会构成中国边疆的不稳定因素｡此外,美国在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都设有军事基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日益受到关注｡
　　作为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有责任帮助周边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而且通过经贸往来带动双边及多边的全方位合作,也是最直接､最富有成效的方式｡在新疆地区,针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开放的边贸口岸已超过10个｡与哈接壤的口岸集中在北疆地区,数目最多,交通条件相对较好,其中最有名的是霍尔果斯口岸｡2007年中哈贸易额达139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贸易超百亿的目标｡现在哈是中国在独联体地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哈原油管道､天然气管道､铁路等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今后双边经贸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口岸多位于帕米尔高原,那里地势高､人烟少,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但在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路段｡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河畔,玄奘西行也曾经过这里｡今天开放的与吉接壤的伊尔克什坦口岸和土尔尕特口岸都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自从口岸开放以来,中吉双边贸易额一直增长迅猛,2007年中吉双边贸易额达37.8亿美元,同比增长69%｡吉已成为中国在中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卡拉苏口岸地处塔什库尔干县西北部,海拔4368米｡按照国家一类陆路口岸的标准,卡拉苏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虽然中塔双边贸易额仅5.2亿美元,但由于塔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和吸引的外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对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产生了兴趣｡
　　
　　红其拉甫口岸:
　　通向外界的“桥头堡”
　　巴基斯坦历来战略位置重要,扼守在经中亚进入南亚的要道上,历史上所有入侵印度次大陆的外部势力无不从此经过｡同时它西接伊朗､南临阿拉伯海,无论是在能源的陆路还是海运通道上,它的地理位置都十分关键｡冷战时期,巴基斯坦就是我国最坚定的盟友｡喀喇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好公路”,就是两国关系的见证｡这条世界上最高公路的修建打通了喀什与巴基斯坦北部的陆路交通,使红其拉甫口岸成为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及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国家的“桥头堡”｡但在这条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公路竣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往来边贸受到限制,其经济价值没有得以充分体现｡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观｡
　　
　　中巴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迅速扩大的中印贸易刺激的结果｡2005年中印贸易额已达187亿美元,而中巴贸易额只有42.6亿美元｡中巴都希望借两国间的自贸协定促进全方位合作关系,使两国关系更为巩固､更具有时代特征｡根据2006年中巴领导人签订的中巴自贸协定,两国将分两阶段对全部货物产品实施降税｡这一协定不仅针对商品贸易,而且也对人员往来和相互投资做出了很多便利化的安排｡再加上近期开通的中国喀什―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和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口岸―苏斯特口岸这两条国际旅客联运线路,通过中巴边境红其拉甫口岸来喀什旅游观光､探亲､经商､购物的巴基斯坦客商日益增多｡而喀什也积极发挥“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优势,先后建立“开源国际物流中心”､“远方建材市场”､“新怡发国际商贸城”､“中西亚贸易市场”等批发市场,为巴基斯坦商人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客商创造了广阔的贸易平台｡2007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哈―吉―巴四国联运协定,也促进了过境业务的发展,现在过境贸易正在成为红其拉甫口岸进出口贸易的新增长点｡
　　
　　中尼､中印贸易与
　　喜马拉雅口岸
　　在西藏口岸､市场中,樟木､吉隆､日屋三个口岸面向尼泊尔,普兰口岸兼容中印､中尼边境贸易,亚东口岸历史上兼容中印､中不边境贸易｡其中,樟木口岸在2006年7月前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主要市场和兴边富民的“龙头”,不仅为西藏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对中尼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普兰口岸位于普兰县境内,该县北部有“神山”冈仁波齐峰和“圣湖”玛旁雍错,是著名的佛教朝圣地区,历史上是印度教徒入境朝拜的必经之路,每年入境的香客约四万多人次｡由于境外不通公路,时常大雪封山,外国商民一般仅在每年7月至9月入境交换,属季节性口岸｡亚东口岸在20世纪初的年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元,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2006年7月乃堆拉山口重新开放边贸通道,随后两国分别开放仁青岗边贸市场和昌古边贸市场｡边贸市场对于发展当地经济､增进人民交流具有独特的影响,它们是在边民经贸往来形成的传统贸易地点设立的,基本上仍然是依托传统的山口､通道进行的｡
　　这些口岸､市场的发展和山口､通道的畅通,离不开中国与邻国的共同努力,离不开中国与邻国边民的共同维护｡在这方面,中尼两国在边境口岸､市场和山口､通道的管理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达到了良好的效果｡1956年,中尼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该协定1964年到期后,两国政府又先后在1966､1986､2002年就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其他有关问题签署了多个协定｡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规范边境秩序,增进人民间的传统友谊｡由于两国政府的重视,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经贸合作的方式､渠道日益增多,而且边境贸易的进出口额也不断增加｡比如1966年樟木口岸刚成立时,边贸货物总量只有几百吨,贸易额仅为15万元人民币;到2000年贸易额已突破10亿人民币大关,过境人数已达30万人次｡
　　近年来,西藏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已经为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青藏铁路的通车､林芝机场的启用､拉萨至日喀则铁路支线的即将开工建设,都为西藏的边境贸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这种大背景下,边境口岸､边境贸易市场的建设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口岸､市场配套设施的建设受到各国重视,其中就包括在传统的通道基础上改善交通状况｡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心的距离｡如果能够化解心中的坚冰,那么即使是巍峨､艰险如喀喇昆仑､喜马拉雅这样的山脉,也阻挡不住渴望交往的脚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边境地区最为稳定的时期,在北面和西面我们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妥善解决了划界问题,双边经贸合作自此开始起步｡在南面,尽管与印度尚存在领土争议,但双方都禀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改善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也迅速发展｡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与喀喇昆仑――喜马拉雅一线周边国家､对包括边贸在内的往来保持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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