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中国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为什么不反击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战场的一个奇迹,而在东方战场,1938年10月的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它为后期中国抗战保存了大量的重要物资和有生力量,其组织实施者即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卢作孚(1893年～1952年)是中国抗战史上有名的实业家,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合川人｡卢作孚幼年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后赴成都,凭借数学和国文方面的天赋,自学成才｡先后做过教师､报社记者和主笔｡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积极支持四川的学生运动｡
　　
　　救国:从教育到实业
　　
　　随着阅历的丰富,卢作孚逐渐认识到落后的教育状况对国家民族进步的制约,于是萌发了“教育救国”思想｡1921年,四川军阀杨森在泸州推行新政,卢作孚担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主持教育改革｡后因军阀混战而中断｡三年后,四川政局刚一稳定,卢作孚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又因四川军阀内战而陷入艰难境地｡卢作孚悟出了一个道理:“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依靠军阀政权办教育是难以成功的｡
　　
　　经过多方考察,卢作孚决定以内河航运作为实业救国的突破口｡1926年,卢作孚以多方募集的8000元作为资本,发起成立“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公司的名字上他就想表明,公司关注民生｡他要创造一个“新的集团生活”的“建设事业”｡卢作孚突破传统的“买办制”管理方式,实行经理负责制,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宗旨｡在卢作孚的经营下,民生公司的声誉迅速传扬开来,几乎班班客满｡此后,通过整合､兼并,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达到46艘,职工3991人,股本为350万元,资产达1215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航运业务,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毁业纾难 青史流芳
　　
　　正当民生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国难当头,卢作孚急电公司员工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937年10月中旬,他调集“民本”等六艘轮船,亲自指挥向武汉､重庆等地转运南京政府人员､南京各校师生､仪器､图书和重要战略物资的工作,直至南京沦陷的最后一刻｡
　　此时,他还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任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主管水陆运输｡他在汉口分公司成立了民生公司临时总经理办公室,兼作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室｡此后10个月里,这间办公室成了整个长江航运的指挥中心｡
　　南京沦陷之后,武汉也危在旦夕｡1938年10月上旬,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但卢作孚拒绝了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
　　卢作孚的抗命是英明的｡10月25日,武汉沦陷｡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涌入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均堆积到了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这个仅有10.5万人口的小城,各种滞留人员竟多达三万,其中还包括8000余名难童,有的滞留时间已经长达一个月｡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军事工业和其它战略配套工业的精华的近10万吨战略物资还滞留在宜昌码头｡这些物资是民族抗战的希望和命脉,一旦被炸毁或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而此时,日军正疯狂地向宜昌推进,不时有敌机飞临宜昌进行轰炸｡更为严峻的是,此时距枯水期来临只有40余天,枯水期一到大型船舶就要停航｡而按照当时可调集的轮船运力,将这些人员､物资全部运到重庆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九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四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东方“敦刻尔克”
　　
　　就在宜昌码头乱作一团,运输几乎陷于停顿的时候,卢作孚从武汉来到宜昌｡他马不停蹄地检察码头､船只的情况,召集各轮船负责人制定运输计划｡决定借鉴民生公司多年在川江运输中创造的“三段航行”的经验,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重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它轮船转运｡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力､节约了时间｡同时,由于长江上游部分航段滩险流急,只能白天航行｡为提高效率,民生公司员工尽量利用夜间装货｡就这样,“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两个月后,“遍地堆积器材”的宜昌码头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一年半后,欧洲发生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事部门组织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一个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1940年6月,宜昌失守｡敌机开始对重庆的疯狂轰炸｡由于宜昌抢运的成功,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设施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1941年8月22日,民生公司“民俗”轮从巴东运送伤病官兵及旅客入川,轮船驶至巫山青石洞,忽遇敌机七架,轮番俯冲､扫射,船被炸沉｡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被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17余人,伤残76人｡此外,当时物资紧缺,物价飞涨,而民生公司的收费却只是外国轮船的10%～20%,因此,“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以至于“连年亏折”,“终于负担不了”｡
　　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并承担了抗战期间长江上游运输的90%的运量,保存了民族抗战的命脉,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华民族的诺亚方舟!卢作孚因而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
　　抗战胜利之后,卢作孚将他的民生公司远洋航线拓展到东南亚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在卢作孚组织下,民生公司18艘海外轮船先后回归祖国｡民生公司后来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抗战与交通运输业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人物,却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遭到“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羞辱和诋毁,在重庆家中自杀,时年59岁,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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