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学 让世界了解另一个以色列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二者的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
　　
　　耶路撒冷，一个犹太家族的百余年历史。《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近600页、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的希伯来文版发表于2002年，一向被学界视为当代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最优秀的作品。这部作品在短短五年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文字，相继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获奖。尤其是英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使奥兹在2005年一举夺得“歌德文化奖”。评委会褒扬他向读者传达出一种深远、超越一切的“人性感受”、“道德价值”和“协作精神”，也钦佩他敢于同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做斗争，执著地向往和平。当时，以色列总理沙龙专门给奥兹打电话道贺，奥兹则希望沙龙能帮助以色列作家翻译出版希伯来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另一个以色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起并主办的奥兹访华活动已经结束。我作为翻译和陪同，再次感受到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深深的思考。
　　
　　欧洲梦的破灭
　　
　　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进入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奥兹在作品中回顾了父母两大犹太家族在欧洲漂泊不定的动荡经历。其父出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懂十几种语言，一直向往在大学谋得教职，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出身于波兰一个家道殷实的磨房主之家，在罗夫诺一所文化气息浓厚的中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后到布拉格的一所大学求学，但因家境中落，被迫辍学，到耶路撒冷后才完成了学业。
　　奥兹的父母及其家人都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不仅讲多种语言，而且酷爱欧洲文化和文学遗产，迷恋欧洲风情，对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推崇备至。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巴勒斯坦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他们情愿在欧洲四处迁徙，也不愿意去往巴勒斯坦。而按照奥兹父母的标准，越西方的东西就被视为越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俄国人的心灵，但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又比德国人更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直至欧洲墙壁到处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欧洲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对普通犹太籍学生施暴，他们才忍痛离开欧洲的土地。用奥兹的话说，他父母以及父母那代犹太人，对欧洲充满单恋，充满失望的爱，但这种爱永远得不到回报。
　　
　　从旧式犹太人到新型希伯来人
　　
　　奥兹在华期间，曾多次直陈：在两千年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他们回归的历史是爱与黑暗交织的历史。因为在许多国家，犹太人遭到仇恨，也遭到迫害。在许多国家，他们找不到家园。而今在以色列，我们找到了家园，但是找不到和平。
　　单恋欧洲的奥兹父母及家人来到以色列的土地上，但在他们内心深处，那哭墙默垂、大卫塔高耸的耶路撒冷古城似乎永远没有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他们所向往的真正城市是“城中央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小桥，或诺曼式小桥，或斯拉夫式小桥”，这实际上是欧洲城市的翻版。而以奥兹父母为代表的旧式犹太人，为在巴勒斯坦生存，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务实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赋予了子辈。
　　子辈，即以《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小主人公为代表的出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本土以色列人（ｔｈｅ Ｓａｂｒａ），虽然自幼在家里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教育与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做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新希伯来人。即使在宗教学校，新希伯来人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这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一样不可思议。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新希伯来人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和不解：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在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对于新希伯来人来说，重要的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在他们看来，从圣经到哈斯蒙尼时代，绝对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而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他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被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就像奥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要想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从旧式犹太人到新型希伯来人的转变
　　绝非易事，变革是两三代人的事。
　　
　　解决巴以冲突的一方良药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开始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未断。
　　一向有“以色列的良知”之称的奥兹在抵达中国的第二天，即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７日，便坦言自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支持巴以双方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的主张。
　　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作品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失，被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与气味令其感到亲切与依恋，他视工友如父亲。八岁那年，他跟随父母的朋友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了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后者终生残疾。数十年过去了，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奥兹在作品中曾满怀深情地探讨了巴以冲突的根源：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这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神思。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并不能真正组成同道会，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病相怜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二者的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我们在观察他们时，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弟兄，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仿佛在欧洲迫害我们的人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再度出现，头戴阿拉伯头巾，蓄着胡子，可他们依旧是以前屠杀我们的人，只想掐断犹太人的喉管取乐。
　　类似的见解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时而可见，令人回味与思考。中国作家莫言在与奥兹对谈时，曾希望巴以两国的受难者，尤其是各国的政治家好好读读奥兹的作品。奥兹对此予以强烈认同。殊不知，把《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同样发人深省的凄美故事：三年前，一个名叫乔治?胡里的阿拉伯小伙子在耶路撒冷郊外开车，被恐怖主义分子当成犹太人，头部中弹身亡。这个小伙子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的父母在他死后，决定出资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翻译成阿拉伯文，以纪念他们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儿子。阿拉伯文版小说的献词写道：“谨以此书纪念乔治?胡里，一个阿拉伯年轻人，被阿拉伯恐怖分子当成犹太人误杀。希望以此增进阿以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也许，确如奥兹与莫言所说，在《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所有版本中，阿拉伯文版本最为重要，它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两个民族的和解，进而揭开犹太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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