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民国首任外长:王宠惠

　　●民国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年仅30就被孙中山任命为外交部长,后又受蒋介石任命｡在多次国际会议上积极争取中国的利益｡
　　
　　受孙中山赏识,
　　任民国首任外长
　　
　　
　　王宠惠(1881年～1958年),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幼年在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1895年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学习法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2年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父与孙中山私交甚笃,学识渊博的他也很得孙中山器重｡孙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年仅30岁的王宠惠被推举为外交总长,当时舆论一片哗然｡舆论属意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伍廷芳｡王遂以“学识疏陋,未尝周旋于外交界”为由推托,但孙不为所动｡
　　民国成立之初,清政府仍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争取各国承认就成为这位年轻外长的首要任务｡为此,王宠惠通报美英两国,希望各国尽早予以承认｡与此同时,王宠惠注意维护海外华人的利益｡1912年2月,荷属爪哇岛上的华侨集会庆祝中华民国成立,遭到荷兰警察的干预和殴打,酿成多名华侨被打死打伤的惨剧｡王宠惠为此提出严正交涉,迫使荷兰殖民政府做好惩凶､赔偿的善后事宜,使广大华侨第一次感受到祖国的力量｡但三个月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一职,王宠惠改任为司法总长｡
　　
　　华盛顿会议:王､顾合作战日本
　　
　　一战爆发后,日本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从而酿成了中日之间的“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力图收回山东权益的努力遭到了挫败,为此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王宠惠非常清楚美国“诉诸国际舆论,抑制日本对华扩张”的目的｡他力主中国与会,利用日美矛盾,解决“数十年来失败之外交及久悬之山东问题”｡为此,中国以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大理院长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的130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只有40人左右)｡施､顾､王三人做了精心准备,并按照个人专长进行了具体分工｡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外交部来电征求顾维钧的意见,即施､顾､王三人的排序问题时,顾维钧推荐施肇基为第一｡由于在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排序中顾维钧列第二,施肇基列第四,引起施肇基的极大不快｡顾维钧回忆说,当施肇基得知自己名列第四时,“面色铁青､愠然不语”｡名次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代表团内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和摩擦,牵扯了不少精力｡所以出席华盛顿会议时,顾维钧让施肇基列第一,因为王宠惠顾大局､有绅士风度,而且顾､王私交不错,顾维钧曾与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王宠惠的哥哥王宠佑是好朋友｡当王宠惠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时,顾维钧担任了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国务院秘书,两人由于工作关系而经常接触,而唐绍仪既是顾的岳父,又是王的上级,对两位年轻人都很器重,由此顾､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得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密切合作,为中国挽回了不少权益｡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绝不与日本直接谈判山东问题,要求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议程,但会议“为了迁就日本的意愿”,山东问题的会谈于会外进行｡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英美派观察员列席会议｡胶济铁路在山东问题中最为重要｡日本代表首先提出由日本接替德国在铁路贷款协定中的地位,与中国合办胶济铁路｡中国“因为铁路已经修好,已在运营了;铁路贷款协定已不再需要”,提出偿还贷款,赎路自办｡“日代表迭次坚持合办,几至决裂｡”由于顾､王密切配合,终于迫使日本作出退让｡次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了“日本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买”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延续多年的胶济铁路问题及整个山东问题遂告解决,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项重大胜利｡王宠惠在会议上提出了撤废领事裁判权案,为后来继续交涉治外法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至于中国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问题,日本以此为中日问题而采取拖延态度,直到1922年2月2日,即华盛顿会议闭幕前四天,才开始讨论｡日本声称废止“二十一条”将开一个取消原有条约的恶例｡王宠惠严厉指出:“二十一条”是中国在日本的胁迫下接受的,“在国际史上空前绝后,更何贻例之可虑?”相反,废除“二十一条”可以防止将来不再发生这种“奇特之事”｡迫于形势,日本做出了让步并宣布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
　　王宠惠､顾维钧等人在华盛顿会议上展示了良好的职业素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华盛顿会议成为第一次为中国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会议｡为此北洋政府特授予施肇基､顾维钧一等大绶嘉禾章､王宠惠为一等文虎章,以表彰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突出表现｡
　　
　　抗战前夕临危受命
　　
　　1937年3月,王宠惠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王宠惠一方面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要求日方停止军事行动,避免事态扩大｡但日本不仅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进一步发动“八一三事变”,于1937年11月占领全上海,极大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王宠惠判断英美可能会对日本采取遏制行动,为此采取了将中日冲突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国联和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向日本施压｡但当时英国在欧洲搞绥靖､美国则采取无所作为的政策,所以国联大会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协议,而且这两次会议造成了恶劣影响,“比惨败还要坏,简直是一场灾祸｡”
　　鉴此,作为亲英美派的王宠惠逐步认识到获取苏联支持的重要性｡1937年8月21日,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对日本长期执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非常恼怒地表示:中苏“偏要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机和特殊的局势来签订(条约),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通过条约,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
　　
　　为中国跻身四强而殚精竭虑
　　
　　1941年4月,王宠惠调离外交部,转任战时国家权力中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但他仍在外交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在战后建立一个防止侵略的国际机构和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王宠惠经常思考的问题｡1942年7月4日,王宠惠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呈送蒋介石,提出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应与原来的国联有两点不同:
　　第一､理事会为常设,以便随时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与其他七会员国组成”,中､美､苏､英四大国对发起新的国际组织起特殊作用;
　　第二､废除原国联盟约任何决议须一致通过的原则,规定出席代表2/3同意即通过｡
　　但是,美､苏､英对于中国寻求大国地位心态各异｡如何利用它们的矛盾而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对中国外交官智慧的考验｡1943年11月22日～26日,为了协同对日作战,并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王宠惠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并成为中､英､美三国具体谈判中的中方实际负责人｡会议期间,王宠惠起草了《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节略,作为蒋介石个人意见送交美方,提出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在讨论《开罗宣言草案》时,英国代表提出把草案中“满洲澎湖台湾当然归还中国”修正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把“使朝鲜自由独立”修正为“使朝鲜脱离日本统治”,当即遭到王宠惠反对｡王宠惠指出:“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归还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故中国对此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声言朝鲜既被日本侵略吞并如仅言脱离日本统治,而不决定其自由独立的地位,则将为未来留下重大难题｡”英国代表辩解说,草案已经提到“日本由中国攫取之领土”,这些地方归还中国当然没有异议｡王宠惠坚持认为如果不言明归还中国,则此次盟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的目标就不明显｡由于美国代表赞同王宠惠的意见,结果会议决定维持原案｡开罗会议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为中国收回台湾提供了法律保障｡
　　1945年4月,王宠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出席了旧金山制宪会议,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由于中国在四强中的地位比较微妙,所以王宠惠､顾维钧等中国代表采取了在美苏冲突中偏向美国,但又尽量避免不必要地冒犯苏联的正确立场,使得中国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
　　1948年王宠惠出任南京政府司法总长,大陆解放前夕,他移居香港,以后赴台湾继续任司法院长,1958年在台湾去世｡值得一提的是,王宠惠身居高位,却为人谦诚,一生清贫,去世前在医院的治疗费用也是他人赠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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