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汉城六年（续）]难忘的汉城之旅

　　 　　入住明洞馆舍 　　 　　转眼到了1993年2月5日，这是我们企盼已久的日子。原台湾驻韩国"使馆"人员使用了40多年的明洞馆舍，经过三个多月施工已修复完毕。我们于当天上午九时，在使馆大门右侧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馆牌，在三楼平台新竖的旗杆前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馆舍上空飘扬起来。
　　明洞馆舍位于汉城明洞闹市区，占地近万平米，主楼六层，辅楼三层，为台湾原驻韩国"使馆"馆舍。从历史上看，这处房地产系清朝商人购买民房兴建，原名"清商会馆"，1883年改为"清国公馆"，1885年袁世凯赴朝交涉通商事宜时改为"总理衙门"，1905年又改为"领事馆"。现在的建筑，是台湾于60年代中期兴建，已使用30多年。由于中韩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步接近，台湾当局预感到韩台关系可能生变，曾企图将这处房产地皮变卖，但遭到华侨的反对。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中方正式要求韩方阻止台湾变卖企图，将房地产归还于我。中韩建交前一天的8月23日，台湾抢先宣布与韩国"断交"，24日降下了台旗。这样，韩方就按中韩双方达成的协议，于9月23日将这处馆舍归还中方，祖传遗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但是，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使馆院落两侧墙外是一条小街，街对面有一幢二层小楼，是国民党驻汉城总部，楼正面挂有党徽，每天还升起台旗。按中韩建交协议，这种行为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能允许的。韩方内部也有规定，非建交国不能在韩国领土上升国旗。显然，台湾当局居心叵测，有意制造困难。在此之前，台湾方面留驻汉城人员还举行了双方"国庆"招待会，大型横幅挂到馆店门前。经我向外务部提出，一小时后横幅被摘了下来。对于台湾国民党总部升旗事，我们几次向外务部提出交涉。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台湾方面终于被迫停止升旗。但在我们入住当天又出现一个插曲。五星红旗刚刚升起，我们突然发现，使馆东侧的华侨小学竟升起了台旗，这显然是台湾人员指使，故意捣乱。经向韩方提出，半小时后旗子降了下来。
　　2月15日晚，我们在使馆大厅举行了馆舍正式启用招待会，韩国政府官员和使团各国使节300多人出席表示祝贺。
　　
　　汉城的节奏
　　
　　来到汉城，在紧张工作之余，通过走马观花，我对这座城市有了初步的印象。它是一座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处可以看到气势宏伟的高楼、华丽多姿的商厦和整齐洁净的住宅。清澈的汉江穿城而过，20多座形态各异的桥梁，疏导着来往的车辆，形成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可贵的是，汉城还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历史名胜，景福宫、光化门、秘苑、宗庙距今已七、八百年，但仍修葺一新，宫殿庭阁、古亭水榭、红砖绿瓦、苍松翠柏，飘逸着古香古色的韵味，使汉城展现着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然而，可能是由于工作关系，我更深切地感到，汉城是一座有着紧张快速节奏的城市，这既与韩国人风风火火的性格有关，也是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体现。
　　刚到汉城的一天清晨，我有急事要与外务部的金局长联系。韩国政府部门上午九点上班，可当时还不到八点，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拿起电话，谁知接电话的正是金局长。我不禁脱口而出："这么早就上班了?"对方的回答是平静的："八点以前到办公室，提前阅读文电，天天如此。"后来我了解到，韩国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特别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提前上班，推迟下班，已是不成文的规定。至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秘书、小姐，上班更要早，下班更要迟，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韩国很多部门和团体有举行早餐会的作法，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做专题演讲，时间多安排在早上七点至八点半。老实说，开始我不习惯，心中也有些犹豫，担心听众是否会那么早就去。然而当我第一次应邀走进演讲会场时，看到上百名听众早已入席等我，我感到震惊。这之后我又作为听众参加了几次演讲会，发现不管主讲人是部长还是副总理，都是提前到达。韩国朋友告诉我，早餐会形式在韩国持续了至少近20年，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晚上各种社交活动很多，难以腾出时间，只有早上的时间有保证，而为了不影响会后去上班，只好起个大早了。韩国人如此珍惜时间，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汉城终日车水马龙，喧闹繁华。入夜，大街小巷霓虹闪烁，人头攒动，滚滚车流直至午夜过后。但第二天清晨，人们又开始了紧张的一天。
　　
　　金日成逝世，南北首脑会谈搁置
　　
　　1994年7月9日中午，我去汉城市中心的新罗饭店参加内务部长官崔炯佑的宴会，刚进饭店一楼大厅，内务部的一位官员就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说："金日成去世了。"我顿感惊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追问："哪来的消息?"他答："朝鲜方面12点通过广播宣布的，7月8日去世，确凿无误。"这时崔炯佑长官走进大厅，同我握手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的午宴，大家心不在焉，食不辨味，草草结束，各忙各的去了。
　　我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回到使馆，习惯性地打开电视，顷刻关于金日成逝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有他的生平介绍，有他各时期活动的场面，有对他功绩的评价，也有对他的偏见甚至诬蔑。节目中还不时出现军事分界线北方一侧下半旗和播放哀乐的镜头。这样的"特别节目"片刻不停，直持续到深夜，好象事先早已做好准备。我又一次感受到韩国新闻媒体的巨大威力。据报道，金泳三总统是当天12时过一分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与妇女界人士共进午餐，听到秘书耳语后，他强作镇静，立即起身离开宴会厅。事后得知，他电话指示国防部长官李炳台，全军即刻进入戒备状态。金泳三还于下午二时紧急召开军政要员参加的国家安保会议，强调政府有能力对付任何不测，呼吁全民保持镇静。
　　这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久难成寐，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第一次见到金日成是60年代初，那时我第一次去中国驻朝鲜使馆工作，任大使翻译，陪同大使去参加金日成与使团的会见。当时金日成任内阁首相，刚满50岁，身着类似中山装的紧领制服，乌黑的头发、黑红的脸膛、亲切的微笑、潇洒的举止，颇有几分领袖气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自70年代起，我几乎每年有机会见到来京的金日成主席，为他会见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当翻译。80年代，我在驻朝使馆任政务参赞和临时代办(大使不在)期间，又多次受到过他的接见。每次见面，他都亲切地同我握手、问好，对中国有不知道的情况和问题，或记忆不清楚的事情，他还多次要我介绍。直到80年代末期，我离开平壤的时候，他虽即届80高龄，仍精神矍烁，神采甚佳。他不止一次讲过，他还可以再工作10年、20年。
　　金日成的猝然辞世，使人们期待已久的南北首脑会谈夭折。本来南北双方已商定，金日成主席和金泳三总统将于7月25日～27日在平壤会晤并举行会谈。这是分裂半个世纪以来南北达成的第一个首脑会谈协议，各方对此寄予厚望是理所当然的。
　　金日成逝世后，韩国政界、军界、舆论界借评论历史和半岛局势之机，对死者妄加评论，甚至夹杂人身攻击，强硬派还指责金泳三本来就不应同意与金日成会晤，一度出现缓和迹象的南北关系重趋僵冷。金泳三虽曾作出与金日成会晤的决断，但在金日成逝世后左右不了局势，拖延多日亦未对金去世表示哀悼，还阻挠、压制青年学生进行追悼活动。南北关系又恢复到没有金日成的对峙之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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