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柏林墙] 推倒柏林墙

　　　　 　　11月9日清晨 　　 　　11月8日到9日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短暂的。我睡了三个小时，使我心境难平的政治问题就像噩梦一般重压在我的身上。
　　昨天起举行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中全会。自从昂纳克在上次中央全会上被解职以来，已过去了三周。我们的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政治、经济状况之中，民主德国公民移居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浪潮仍持续不断。显然，在这样一种变革形势下，党内外各种政治派别的利益会纷纷暴露出来。我们始终关心的共同目标是：确保我国革命变革的和平性质，履行我们的联盟义务，注意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理智地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为同国内反对派的合作建立更加充满信任的基础，共同对付正在出现的右翼激进倾向，使这些不正常日子里的生活尽可能保持“正常”。
　　当我5点醒来起身时，这些问题立刻再度向我袭来。怎样才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好像向我们提出了一道求圆的面积的习题。外面天色尚暗，下着蒙蒙细雨。我想，恰恰在今天的马拉松会议之前，早晨跑上五公里还是有益的。在慢跑时，我头脑里一直在考虑这即将开始的一天，清理思绪。然而这一天最重要的事件――开放柏林墙，此刻还不可预见。
　　事实上，也正是后来群众中极为不同的看法，促使我再一次在政治局提出对《旅行法》草案进行实质性修改的问题。
　　11月7日，我请代总理斯多夫和内务部长共同提出建议，怎样在人民议院最终制订和通过《旅行法》之前能够订出满足公民对自由旅行往来所抱期望的规定，并请外交部长同我们的盟友商讨此事。
　　我从苏联朋友那里获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凡涉及民主德国的事情，必须由民主德国来决定。毫无疑问，“旅行自由”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容要比仅仅准备一项有关的条例多得多。首先必须谨慎地并从联盟的角度考虑可能产生的影响。决定一切的结论是：推倒大墙。但这是德国和欧洲战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989年5月7日地方选举的前一周，匈牙利开放了它同奥地利的边界。人们把铁丝网当作纪念品一份一份地出售。当时尚无迹象表明，不久就会出现无疑是1961年建造柏林墙以来民主德国规模最大的出逃浪潮。但我们还是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匈牙利是民主德国公民喜爱的度假胜地，此外通向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海岸的全部过境交通也都经过匈牙利，当时还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我们想，匈牙利边界的开放虽然还不适用于民主德国公民，但会对我们去匈牙利的旅游者提出考验吗?当时匈牙利当局禁止民主德国公民进入奥地利，但这还能坚持多长时间，“绿色边界”会出现什么情况?
　　夏天，学校开始放暑假，我们有些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民主德国公民驾驶的小汽车像洪流般地涌向匈牙利―奥地利边界，也有人乘坐火车或飞机到达，他们高价找“黄牛”带他们出境。其中许多人被匈牙利边防哨抓获，并在旅行证件上盖章“加注”。他们后来大多留在匈牙利，企图在什么时候重新一试。与此同时，联邦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也开始人满为患，8月7日有200人在那里住宿，而且越来越多。我们政治局主要认为，这是联邦德国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收容呢?8月19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及其“泛欧联盟”在奥地利―匈牙利边境举行了一次所谓“和平野餐”，事先有目的地在民主德国度假者中散发了传单，数百人赶来并冲破了匈牙利一侧的边界栅栏。士兵们躲闪开了。
　　1989年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宣布，自午夜起也对民主德国公民开放通向奥地利的边界。民主德国领导人对匈牙利决定单方面废除协议感到非常恼怒，他们指责匈牙利人被联邦德国的许诺收买了。
　　到11月9日我们开放柏林墙和通往联邦德国的边界时，已有30余万人通过不同途径到达了西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必然在于社会状况，但同这种现象的真正交锋还一直没有展开。
　　
　　小差错，大效果
　　
　　11月9日10时，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中全会继续进行，我们经历了激烈的辩论。与以前不同，几乎每个人都想讲话，陈述基层组织的看法，提出能使我们摆脱危机的建议。不管观点怎样对立，我们都认为，现在重要的是采取建设性态度。这当然包含着一种危险，即我们又很快地转向现实政策中完全实际的事务，但另一方面，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过去和现在的问题。
　　15时30分开始的会议前夕，政府首脑斯多夫交给我一份新的旅行条例草案。我仔细看过以后，比任何时候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文件包含着一部分世界政治。几小时后，将揭开两德关系的新篇章，我们终于将完全站立在1975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基础上，但无疑我们也将招致一大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作出这一决定并非易事。
　　我决定绕开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我觉得手中的这个条例十分重要，不应该仅仅由政治局和政府作出决议，也有必要同党中央进行磋商，于是我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宣读了条例的全文：
　　1.1988年11月30日关于民主德国出国旅行事例在新旅行法生效之前不再施行。
　　2.下列关于出国旅行和从民主德国移居出境的暂行过渡规定立即生效：
　　a)申请私人出国旅行不需要陈述条件(旅行理由和亲属关系)。应在短时间内予以批准，只是因特别例外的情况才不予批准。
　　b)民主德国县警察局主管护照和申报的部门奉命立即发放移居出境签证，不需要陈述移居出境的条件，也仍然可以向内务部门提出移居出境的申请。
　　c)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移居出境。
　　d)取消民主德国驻外机构临时发放有关准许以及凭民主德国身份证经第三国移民出境。
　　3.所附关于暂行过渡规定的新闻公告于11月10日发布。
　　我宣读完以后，文化部长霍夫曼建议将“暂行”两字从条例中删去。他的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人们以为这个条例只是短时间内有效，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个修改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党中央没有一个人反对作出上述决定。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几天后有人怀疑说，此时开放过界是否适宜。我一直回答这些批评者们说，有必要更早地开放边界，我们不能与世隔绝。
　　中央全会的辩论在继续，还有三个人发言。这时，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专区第一书记京特?沙博夫斯基(他此刻也负责同新闻媒介的合作)弯过身来对我说，他想请个假，因为要去参加18时举行的国际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央全会的进展情况。他问我，他能否向新闻媒介谈及关于旅行往来的新规定。我告诉他：“一定要说，这是世界新闻!”
　　沙博夫斯基点点头，就去莫伦大街的国际新闻中心了。在那里，由于他的一个小差错，引起了夜间对边界的冲击。19时差几分钟，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一位记者，我想是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问起为民主德国公民制订新的旅行规定的情况，沙博夫斯基答道：“我刚获悉，部长会议已经决定……”他严格地按照正式的新闻公告说着，但后来却发生了差错。开放边界应该是11月10日，然而沙博夫斯基在回答记者关于时间的问题时搞错了：“假如我的消息正确，据我所知是立即。”
　　记者们愣住了，足足花了几秒钟时间来理解这番话。这时，19时刚过几分钟。然后他们怀着发出头号新闻的良好情绪投入了工作。世界获悉了本应第二天才知道的事情。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主德国公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任何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柏林的男女公民们立刻披上大衣和围巾，从冰箱里取出香槟酒瓶，半信半疑地动身赶往柏林墙。在高速公路上，朝西方向去的交通也很快变得频繁起来。
　　约21时，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打电话来，他对所报告的事情，语调显得异常平静。他说，将有更多的车辆和人群聚集在柏林各个过境站。我几乎掩饰不住紧张不安的心情，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所有这些不流血的革命的日日夜夜之后，现在决不能再出现对立!何况是在这一敏感的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
　　我与米尔克商量，应当把边境通道的栏木打开，现在早一天或晚一天也无关紧要了。就这样，11月9日倒偶然成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日子。
　　(摘自《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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