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中国的商业基因]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在中国类似商会意义的组织由来已久，在它们身上传承着中国商业的基因。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士农工商，商人排最后。商人地位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本身不参与生产，只是社会产品的消耗者，二是他们看似简单的方式却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让统治者眼红。为了自身的利益，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起来，逐渐形成了类似现代商会的各色组织，如行会，商帮等。
　　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以后，行开始发挥作用。自先秦秦汉至隋，行或行列指的是同业商店的街区，这一含义在唐宋时代仍然存在。但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在行内开设店铺的同业商店形成了一种组织，称为行。这种组织始于唐，但“行”的真正形成乃在唐末以后市制崩溃的时候。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会也有了比较广泛的发展，自京都到州县城镇，同行的商业都组成商行，入行的商户叫“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宋代城市中行的数量很多，如汴京市上至少有160多行，行户6400多户。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周庄古镇世界闻名，就是因为有了富可比国的沈万三。沈万三是龙游商帮，主要经营粮食珍宝、香料药材海外贸易等，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然而，沈万三有了钱财就错误地估计一切，认为钱是万能的，从而财大气粗藐视一切，最终被朱元璋找了几个借口，三次抄家，流放云南。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山东省章丘市刁镇旧军人孟洛川为当时中国知名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京津及济南等城市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之。他所经营的瑞蚨祥、泉祥等“祥”字号商号，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
　　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会再次复兴。在传承商业基因的基础之上，又发生着时代的嬗变。比如，今天的商帮已经不是社会之末，而是经济社会的主流，商帮扮演的是区域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与昨日的商帮相比，今天的商帮从内涵到外廷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日商帮的崛起，强劲地支撑着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并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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