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理论的哲学研究进展:情报学理论

发布时间:2020-03-07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摘要]认为哲学不仅可以作为情报学研究的方法,还可以从哲学角度对情报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思考,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社会的情报现象,借助一些哲学理论和观点来构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探讨哲学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哲学方法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理论与研究的指导作用,并详细讨论几种具体的哲学观点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情报学理论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分类号]G350
  
  1 作为情报学基础的几种哲学观点
  
  情报学的发展史表明,情报学界的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从布鲁克斯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情报学哲学基础理论,例如,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发展的动态模式”及以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毛泽东矛盾论为哲学基础等等。本文主要探讨情报学界认可度较高的三种哲学基础。
  
  1.1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1983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情报学》杂志上发表“情报学基础”一文,直接引进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这是图书情报学界引入“三个世界”理论的开始。在此之前,1981年罗马大学图书馆与档案学院Alfred Serrai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图书情报界应用的可能性。
  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们要探索“世界1”,就需要同时探索“世界3”。人们从“世界3”获得所需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将“世界1”和“世界2”联系起来,“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结果,记录下来又成为“世界3”的一部分,整个这一过程就是情报过程,情报就是这种过程中的动态知识。
  然而,布鲁克斯的情报学观点在我国并未取得一致的认可。穆安民等认为,波普尔是个多元论者,其“三个世界”理论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能将其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情报学真正的哲学基础。朱奎华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仍不能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杨启全等人也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不能单独将其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靖继鹏等人也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世界1”、“世界2”、“世界3”三个世界是并存的,并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问题,是一种多元实在论,因此能将其视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国内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严怡民教授指出,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客观知识)这一新范畴,把人类精神产品从以往的精神范畴中划分出来,视为精神财富而予以强调,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客观知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概念对于加深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拓宽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基本符合宇宙直接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谢先江系统分析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指导作用,并将其视为情报学哲学的本体。靳娟娟中指出,波普尔三世界理论可作为情报学的本体论基础。刘植惠教授指出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学科建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2“四个世界”理论
  “四个世界”理论的出现是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对“三个世界”理论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刘植惠和秦铁辉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刘植惠认为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外,还存在着人工物质世界和精神产品世界,而秦铁辉将刘植惠的后两个世界统称为人工创造物世界,又将语言单独地作为准人造物世界,这两种理论都吸收了波普尔在哲学上细分世界层次的独到之处,试图为情报学提供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严怡民教授指出,“四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对情报学而言,它们并未提供新的视角和内容。因为它们所继承的“三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不适合人类情报实践的特点。这种方法试图为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实践寻求一个“实体世界”,而事实上情报实践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领域,图书馆、大众传播、教育活动的实体是相互重复交叉的。
  
  1.3信息哲学
  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L.Flofidi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报学是应用信息哲学,并强调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赖茂生教授指出,通过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可以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的结论。国内学者张福学也指出:“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图书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文献生命周期与程序、文献管理技术与设施的学科,它应用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待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同时,图书情报学所进行的以服务为导向的经验研究,也有助于信息哲学中基础研究的开展。国内学者陈忆金认为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情报学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情报理论与研究的指导
  
  2.1对立统一观点
  严怡民教授指出,认识情报和情报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使情报学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分歧能够得到广泛理解和有效融合的基础,靖继鹏、马费成等也指出了情报和情报现象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①情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②情报的主观性和特殊性;③情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对立统一关系对于理解情报学具体领域中的一些核心概念、问题等有着指导意义,例如,在信息检索领域中,国外学者对信息检索中的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信息检索领域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如相关性、查全率和查准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以及信息检索的实证方法和实用方法等。这些研究都证明了对立统一关系在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2.2可知论观点
  可知论是指世界上一切客观体都可以接受科学研究,都可以被人认识的世界观。在科学研究领域,情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揭示规律的方法,在情报领域,没有什么是不可获得的。例如,通过获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信息、专利信息、用户信息等,对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便可判断竞争对手的研发方向、经营策 略、产品和技术优势;通过对国外相关媒体报道的新闻或采访记录或其他信息的获取途径,获得国外军事武器装备的最新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掌握国外武器装备情况。再者,利用反求工程,搜集某类产品的技术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可以掌握该类产品的市场行情和技术发展概况。查先进教授在“情报研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论述了情报研究与世界的可知性之间的关系。
  
  2.3联系和发展观点
  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内容通常是多因素、多角度、多层面的,情报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大量搜集来的表面上看来不相关的散乱信息中发现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先进教授对情报研究与事物发展的联系性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追求的是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跳跃,但这种跳跃又并非无科学道理的,其基本依据是事物发展的继承性和相似性。正是借助于这种思想,情报研究人员才能触类旁通,通过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达到类推未来和未知情境的目的。
  
  2.4能动性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目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查先进教授论述了情报研究与认识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举例介绍。
  从目的性来看,情报活动目的是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用户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各种情报信息。从主动性来看,在情报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尽管有规律可循,但如果情报研究人员不积极、主动、大胆地揭示它,是不可能认识到的。任何情报并不是等着你来获取,而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获取,否则该情报可能丧失它原有的高价值。从创造性来看,情报研究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信息整序和科学抽象劳动,其中的归纳整理、去伪存真、演绎推理、审议评价和预测都融入了情报人员的智慧成果和脑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是智能化工作,只有创造性人才才能够胜任。
  
  3 情报学的哲学研究方法
  
  哲学为所有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本文主要以常用的三种哲学研究方法为例展开讨论。
  
  3.1归纳法
  归纳法或归纳推理,也叫归纳逻辑,是论证的前提,支持结论但不确保结论的推理过程,与演绎法共同构成了哲学中的基本方法之一。归纳,即情报研究将思维扩展到各种新的事物和情报中,从中提炼和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所谓逻辑归纳,即采用逻辑的方法对情报进行分析组合,使分散无序的知识变为有序的知识,对其进行归纳。靖继鹏、马费成等等指出,情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归纳法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莫作钦将情报研究中的逻辑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归纳:在文献调研过程中,把相关类问题,从学科内容的角度加以归纳。把蕴藏在大量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逻辑加以条理化,文献内容分析就是这种思维方法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内容归纳,发现本学科的研究热点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情报学的跨学科特性强调了对内容归纳方法的需求。
  累积归纳:我们所需要的情报不是固定地出现于某一载体或停留在某一时间等待我们发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挖掘,从中找出对情报研究有用的情报。情报工作的顺利完成都是通过对微小数据的收集、分析达到的。
  推理归纳:将众多的、静态的文献活化为情报,在掌握现有信息、情报的同时,对其进行充分理解分析,推理出新的、潜在的情报,这就是推理归纳。如我们要研究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过一些综述或展望类文章进行分析总结,而是需要目前情报学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些热点问题、关注比较多的论文、著作人手,探析其受关注的原因,从这些文章或著作中反映的主题或内容,推断或总结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
  
  3.2反馈法
  反馈法的核心是循环,在哲学中也就是“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反馈法的精髓。反馈机制可以说是情报学的一个核心所在,任何情报活动都是一个反馈过程,无论是情报研究还是情报实践,反馈法都必须加以应用。莫作钦提出将反馈机制作为情报研究的哲学方法,简要进行了介绍。在情报理论研究中,我们通过反馈法从引文中看情报研究成果的社会运用情况,从已发表的情报研究文献或报告中发现哪些最适合科研需要等等,反馈法贯穿于情报实践的整个活动过程中,从用户情报需求的确定到情报活动的效果或满意度等,都是反馈法的具体应用。一个完整的情报研究过程需要不断地反馈不断地探索,即“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循环思维过程(见图1),情报过程的每一阶段或步骤都存在着循环、反馈过程,充分体现了反馈法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3.3选择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选择”这个哲学命题展开了长期讨论,选择学吸收了西方哲学关于“选择”讨论中的有益部分,运用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集东方的思辨哲学与西方的实让哲学于一身,形成了双向选择理论。双向选择理论在情报中的应用主要是用来分析情报过程中的选择问题。双向选择理论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它既包括主体性的一面,又有客体性的一面,选择是主客体的统一;选择是双方的,既有主体对客体的正向选择,又有客体对主体的反向选择,主客体选择是相互制约、相互规定的,双向选择实现的过程既是客体规律体现的过程,也是主体目的性实现的过程,双向选择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在情报研究中,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李法运在文献中系统论述了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
  情报研究中的情报选择不只是对信息实体本身的选择,还应包括传递方向(用户)、传递时机和传递方式等其他方面的选择。情报选择的准确、合理‘亏否,直接关系到情报活动的其他环节,所以,情报选择过程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兼顾到各个环节,双向选择理论为之提供了可能。双向选择原理是情报选择的基本依据,在情报过程中,情报机构与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这一关系得以建立、维持和发展的前提。
  
  4 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几种哲学理论
  
  4.1认知理论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情报学范式转移过程中,布鲁克斯将认知理论引入情报学,所提出的“情报认知理论”成为情报学的主流范式,情报认知理论随即发展起来。
  英国的布鲁克斯(Brookes,B.C)、加拿大的贝尔金(Belkin,N)、美国的德尔文(Dervin,B)被欧美情报学界公认为情报认知观的三个杰出代表性人物。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真正的哲学来源是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基本范式,他的“情报认知范式”是超越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但并不排 斥其他范式的科学成分。作为一种范式转移,他的情报科学认知范式包括四个主要因素:①客观知识的组织;②数据公开化、方法客观化;③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体;④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认识空间。贝尔金的情报认知范式的理论主要是知识非常态理论,他提出,情报是文本结构,情报需求在于解决知识非常态,建立“情报检索认知沟通模式”,他的理论支撑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德尔文情报认知观的理论为意义构建理论,提出情报利用是构建的过程,建立“情景一差距一使用三步模式”,其理论支撑为构建主义。
  认知观在情报用户、文献分类法、信息检索等研究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情报认知观的研究及其进一步发展将促进认知主义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用来分析情报科学中实际的理论。
  
  4.2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盛行于西方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反二元论、不确定内在性、反对实质化、去中心和反整体性。
  美国情报学家Gemot Wersig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知识的可信度、知识的零碎化以及知识的理性化等。由此他认为,情报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应当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当像传统科学那样企图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学科导向,并以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为发展方向。中国台湾学者赖鼎铭先生在其著作《资讯科学的思考》中引人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经典作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于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叶乃静较系统地论证了后现代社会下图书资讯服务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其核心观点是,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要求图书馆学从传统精英视角导向转化为大众服务导向。
  中国大陆学者王知津等率先将后现代主义引入情报学研究中,认为情报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是情报学发展的既成事实。他全面阐述了情报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趋势,指出当前情报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情报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势的体现。情报概念的模糊所凸显的非表达特质,学科边界的游移所体现的不确定性,研究对象与领域的不断变化所体现的去中心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从实体到信息、智能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的研究目标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而摆脱技术至上的传统也体现了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中科技信仰的一种背离和反思。抛开上述问题,情报学现在所具有的跨学科的多元基础、人文和经济色彩的逐渐浓重、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领域无一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赖茂生教授在“数字化时代的情报学”一文中批评近年来情报学界存在的自我贬损太多、不爱护学科形象的问题时指出,这些现象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的新走向――关注语境――必将继续给情报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季翔等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情报学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
  
  4.3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其独有的特征,主要包括现实存在的独立性和社会现实的层次性。
  国外结合批判现实主义和情报学进行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Hjorland提出的人类信息查寻综合模型和Bates提出的信息查寻和搜集模型都与批判现实主义观点相吻合并证实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人类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Marianne Wikgren指出批判现实主义观点能够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奠定富有成效的基础,尤其在用户研究方面,他在文中系统介绍了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应用与情报学中的用户研究。国内学者王知津等人率先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引入到情报学研究中,从批判现实主义与情报学的渊源谈起,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研究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如层次性社会现实、语境化的重要性、环境和活动者之间能动关系等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并对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在情报学的意义所在。作为现实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对许多实证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这些特性都足以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
  
  4.4设计学
  设计科学又称为设计方法论或设计哲学,设计体现了艺术性和功能性的统一。
  国内学者王烁、武夷山等率先从设计学的视角研究情报学,从理论基础、研究流程和任务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的可能性,指出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情报学与设计学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和交叉,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会对丰富情报研究方法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2005年普赖斯奖得主Howard D.White所提出的情报博采学将人定义为一束兴趣和问题,情报提要学将文献定义为一束对人之兴趣的满足和对问题的解答。所谓情报科学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两者之间的适配。由此可见,如果将情报学的任务看成一种工程,那么情报研究就有理由借鉴工程设计的理念了。澳大利亚Edit Cow-an大学的博士后T.Love提出了设计理论“元理论”机构,并参考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任何设计理论都必须与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保持一致。
  
  4.5阐释学
  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研究的焦点是传播、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解释,这同样也是情报学关注的现象。阐释学研究的目的是确认一个词、文本的真正意义,揭示其普遍规律,情报学同样关注记录知识的传播。所以有学者将阐释学视为情报学研究的基础,是指导情报学研究的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期,阐释学进人情报学研究的视野,欧洲几位专家掀起了阐释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热潮。1986年,Winograd和Flores率先提出采用以人为主的阐释学方法来设计信息系统。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理念”国际研讨会上,Hoel、CapulTO、CorneliuS和Brier分别就情报科学的阐释学研究方向进行了论述,提出可将阐释学应用于信息分析、信息组织及信息检索等方面。1992年,在丹麦举行的国际图书情报科学学术研讨会上,阐释学和行为科学在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继认知科学之后的情报科学又一研究取向。
  周庆山教授指出,情报交流活动的基本原理是交流与阐释原理,对文本信息的交流和受众接受与阐释活动的辩证统一认识,是对情报交流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系统的整体规律的把握,并以此建立起情报交流研究的新“范式”。
  
  5 展望
  
  一直以来,国外情报学者都非常重视哲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不断引入一些新的哲学视角来研究情报学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关注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情报学的发展。随着国外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情报学中的哲学问题,本文在对情报学的哲学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虽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尚不系统,学者之间的研究联系性不强。笔者认为,国内在从哲学视角研究情报学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明确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尚未达成共识,如果这个基础性的问题都不能明确,那么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国内学者应抓住这一弱点,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明确哪个哲学理论或哪个哲学观点是情报学的哲学基础,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对哲学观点进行深入的辨析。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和复杂的学科,对哲学中一些观点进行细致的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统一的,甚至是相悖的,它在情报学中的应用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很大分歧,无论它正确与否,它对情报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所引人的哲学观点进行深入的辨析,表明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必须以此作为一切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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