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志》总集观念】顾客总是对的指的是什么观念

　　摘要　《隋志》总集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将“总集”与“总集类”区别对待，这有助于廓清以往关于《隋志》总集的模糊认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以例称善，《隋志》标举其为总集之轨则。《隋志》“总集类”只是以“总集”之名提其纲，并非全然总集。《隋志》总集类的性质和著录范围可从《唐六典》、《旧唐志》中推知。
　　关键词　《隋志》　总集观念总集(类)　《文章流别集》　分类号　G254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今佚，其《序》保存于《广弘明集》首列“总集”一目，唐修《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承之，设立“总集类”。对于《隋志》总集类著录的参差庞杂，后人多有讥评，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即言：“此岂总集?乃杂书耳”。正确看待这一现象，必须还原历史，明确《隋志》的总集观念。
　　
　　1　《隋志》“总集”
　　
　　《隋志》集部总集类小序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益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这是《隋志》对“总集”的著名界定，后世研究总集者无不称引。小序所言之“总集者”大致有如下特征：①从“众家之集”也就是别集中取材(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有“总集囊括别集为书”语)，因此有“集林”、“集苑”、“集钞”等名目；②“采摘孔翠”，也就是“选本”，是一种方便属辞之士取则的文章范本，与后世旨在“网罗放佚”的全集不同；③“自诗赋下，各为条贯”，也就是按文体排列；④标举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轨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隋志》的总集观念。
　　首先，《隋志》以《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其实，在挚虞之前或同时已经有了一些可以称为“总集”的著述，如傅玄《七林》(《隋志》不著。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日《七林》”)、苟绰《古今五言诗美文》、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词》等，这一点王运熙、朱迎平、傅刚、张伯伟、郭英德等都有论及。张伯伟认为：“这些书大抵以‘网罗放佚’为目的，不具有‘删汰繁芜’的作用，所以古人也不以之为总集之始，从中正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总集的观念”。此说似未为圆照。挚虞之前确已出现一些专体总集，但似乎并不是以“网罗放佚”为目的，至少苟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应是选五言诗精华而编成的集子，不然何以称“美文”?再说若确为“网罗放佚”，五言诗发展到西晋，必不是五卷的篇幅所能容纳的。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严格说来，在挚虞之前已有总集出现。但荟萃各体文章，加以删汰别裁且附以大规模评论的总集，自当首推《文章流别集》”。郭英德亦有类似说法：“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绷之作”。后二者显然更有说服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力之先生《总集之祖辨》力证《文章流别集》为真正意义上的总集之祖，是为得其大者。《隋志》以产生时间并非最早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表明它对《文章流别集》的充分认可和极力推崇，在这个意义上《文章流别集》恰可以代表《隋志》的总集观念。
　　其次，《隋志》以《文章流别集》为后世总集之轨则。《隋志》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两卷、论两卷、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挚虞撰)。则《文章流别集》梁时原有六十卷，唐初已残为四十一卷，今则全亡，仅存佚文十余则(《全晋文》卷七十七)。“集”文之外又复有“志”、“论”，可谓体例完备。“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表明其按文体编排，以见各体文章源流，这种分体编纂、集流别(品藻)与选文于一体的体例正是《隋志》极为推崇的总集编纂典范。体例的完备和“论”述的精当对后世总集编纂有发凡起例之功，所以，《隋志》标举《文章流别集》为后世总集之轨则。《隋志》著录之《文章流别本》十二卷(谢混撰)、《续文章流别》三卷(孔宁撰)当继之而作者。
　　骆鸿凯《文选学》：“总集为书，必考镜文章之源流，洞悉体制之正变，而又能举历代之大宗，柬名家之精要，符斯义例，乃称雅裁”。斯言诚是，谓为“雅裁”，《文章流别集》当之无愧。此“总集为书”之说与《隋志》总集类小序之“总集者”云云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举总集之荦荦大者而言。
　　从《隋志》对《文章流别集》的推崇可见其基本的总集观念。《隋志》的这种观念当然会反映在著录上。既然《隋志》总集类著录不以时为序，那么著录的次序就很能说明其在撰志者心目中的地位。“文章流别”之书最先，次之则《集苑》、《集林》、《集林钞》、《集钞》、《集略》、《撰遗》、《翰林论》、《文苑》、《文苑钞》、《文选》等，皆兼收众体，其体例与《文章流别集》相同或相近。这些总集的优先著录显然彰显着《隋志》的总集观念，它们虽在《隋志》总集类中仅占很小比例，但却是“总集类”的支柱和灵魂，没有这些书，总集类就不成其“总集”类。
　　但是，标举《文章流别集》的意义绝不在于否定其外的集子之总集性质，许多专收一体的集子也是总集，二者只有体例优劣之分，而无是否总集之别，这也是《隋志》的基本观念。尝试论之，《隋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楚辞是一种特殊的编纂体式，自阮孝绪《七录》始在各种目录中多自为一类；别集合一人之作为一集，以人为纲，编例分明；总集按一定体例收录众家之作，编纂体式的不同是三者最根本的区分。在这里，“总集”与“别集”相对立而存在，没有“别集”也就无所谓“总集”，只要是收录众家作品、按一定标准编纂的集子就可以看作是总集，这应是《隋志》判断是否“总集”的基准。
　　
　　2　《隋志》“总集类”种种
　　
　　2.1　“总集类”的形成
　　《隋志》总集类合并《七录》之“总集部”与“杂文部”而成，可是对于合并之因，《隋志》没有交代。《隋志》为什么不立“杂文部”?在我们看来，显然《隋志》撰者认为“总集类”可以包容“杂文部”，不必另立。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总集类末云：“案《七录叙目》文集录第三日总集部16种，第四日杂文部273种，两部并计289种。本志合为总集一类，盖自第二类赋集以下皆杂文之属也。存佚并计，增辑者47种”。姚氏此说很有道理。从《隋志》总集类著录推测，其所著录之专体总集应为《七录》杂文部所收，因为数量巨大的专体总集(百余种)不可能来自《七录》“总集部(16种)”。因此我们认为《七录》“总集部”最可能只著录兼收众体的总集，而这恰恰又是《隋志》总集类小序极为推崇的总集编纂的典范。准此，《隋志》总集类小序很可能直接来源于《七录》，而非撰《隋志》 (或《五代史志》)者所为。我们知道，《七录》也是有大小序的，当然这仅为笔者在情理层面上的推测，谨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在唐初，“杂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艺文类聚》“杂文部”内收“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等文体的专论，实际上可包一切文章。又《七录序》云：“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倾世文词总谓之集。故变翰为集，于名尤显”。《隋志》总序云：“(《七录》)其四日文集录，纪诗赋”。《隋志》以“诗赋”释《七录》文集录所著录，显然此“诗赋”之名乃“倾世文词”之总称，涵盖各种文体，非仅指诗、赋二体，《七录》“杂文部”作品的内容和性质应与“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同，皆“文词”之属，四者的区分可能仅在于书籍编撰体式的不同。“文集录”封域之内，不入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的书籍都归入“杂文部”，“杂文部”之“杂”应指包含各种书籍编辑体式，甚至单篇作品。书籍之复杂客观上带来的归类之难使得《七录》设立“杂文部”来著录这些各种各样的“文词”之书。那么，若《隋志》设立“杂文类”，其与“总集类”之著录在内容上就很难确定去取的标准。再者，就编辑体裁而言，二者都著录有总集，只是一者全部，一者部分，只是编辑体例不同而已。这种内容和编辑体裁上的交叉使得“总集部”与“杂文部”在相当程度上界限模糊，因之，似乎无分立之必要。《隋志》并“二”为“一”即为明证。这种合并在后人看来弊端很大，使得《隋志》总集类参差庞杂，但是若依《七录》则专体总集与分体总集又割裂著录矣。
　　因此《隋志》从编纂体式出发把专体总集也人“总集”域内，这是对《七录》的突破，“总集”的概念较《七录》有所拓展。典范的总集是总集，但典范的树立并不能否定其外的集子的总集性质。由《七录》严格区分、著录总集到《隋志》对总集最宽泛的认可，总集观念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如同古人严守“沐”、“洗”、“浴”之界限，而今人只以“洗”统称之，反映出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及逻辑思维的发展。
　　
　　2.2　“总集类”的性质
　　《隋志》“总集类”径直著录147部书，而对“总集类”性质和著录范围却没有明言，不过我们可以从《唐六典》以及《旧唐志》的相关论述中推知。
　　《唐六典》为李林甫等撰于开元年间，去修《隋志》之时尚且不远。其书卷十叙秘书郎之职日：“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紧接着详列四部之分类，其叙丁部日：“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楚词等十部二十九卷)；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苟况集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文章流别集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唐六典》所言之四部分类与《隋志》几乎全同，“总集”所言部数与《隋志》总集类亦同。实际上其四部分类及图书著录即依照《隋志》。因而，其所言“总集以纪类分文章”就是对《隋志》总集类著录内容和范围的认识。此表述恰当地说明了《隋志》总集类的著录思想：无论是分体编纂的总集、专收一体的总集、还是专收某种题材的总集，都是类分文章。即或以体裁为纲、或以题材为纲把众家作品按一定的标准编辑起来，就是总集，与以人为纲的别集迥异。
　　与此类似，从《旧唐志》也可窥见《隋志》总集类之性质。其“总集类”著录之驳杂丝毫不亚于《隋志》。《隋志》总集类著录之文论著作、单篇之赋、一赋之音以及启事、杂碑文集、杂论、连珠、俳谐文、表集、策集、诫集、箴铭集等，亦见于《旧唐志》，由此可知该志总集类著录基本沿袭《隋志》。既然《旧唐志》总集类著录基本上沿袭《隋志》，那么《旧唐志》对“总集类”的认识必与《隋志》同或近同。《旧唐志》总序云“总集以纪文章事类”，以此观《隋志》总集类著录，应无任何不妥之处。“总集以纪文章事类”是《旧唐志》对总集类所著录书籍的范围和性质的总体说明，与《隋志》总集类小序从产生动因、功能角度界定“总集”这种编撰体式不同，二者可以互相发明、补充。可见，从《隋志》到《唐六典》再到《旧唐志》，目录分类体系相沿不变，对“总集”或“总集类”的看法也相差无几。下面再从总集类具体著录验证之。
　　
　　2.3　“总集类”的著录
　　《隋志》总集类实际著录147部书，这些书并非全是总集，也有文论之作、单篇之赋(赋注、赋音)及一人之作等。为何不是“总集”而归人“总集类”?这就值得思考。
　　2.3.1　文论之作入“总集类”文论之作入“总集类”与目录中不立“诗文评”目密切相关。《隋志》总集类著录了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等文论著作。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解释说：“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认为《文心雕龙》入总集类是由于“文集”难定专门，似者乱真的结果。文集本身的驳杂不纯是文论著作混入总集类的一个客观原因。
　　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说：“融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与一体是挚虞《文章流别》的重要特点，也是早期文学总集的重要特点(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而为一)”。王先生从早期总集的基本特点来理解《隋志》的著录很有说服力。《文章流别论》所含有的文体论内容与《文心雕龙》确有相同，既然《文章流别论》因与《文章流别集》的关系密切得以入总集类，那么列《文心雕龙》于总集类亦有其相当的理由。《翰林论》作为《翰林》集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同《文章流别论》之于《文章流别集》。《诗评》所入之理由与《文心雕龙》同。鲜明的批评倾向使得总集与文论著作有天然的联系，那么在“诗文评”目出现之前，“以类相从”地把文论著作归人总集类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处理。
　　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在于目录学家眼中文学批评的不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文学理论大发展，出现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心雕龙》、《诗评》等，但数量毕竟有限，难以在目录学中支撑起独立的门类。之后随着唐诗的繁荣，涌现了一大批“诗式”“诗格”“诗句图”等(参两《唐志》)诗歌理论著作，这才引起目录学家的注意，目录中才出现相关类目。据现存文献，唐开元间编订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最早将“文史”从总集中厘析出来(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条：“丁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新唐志》沿其例将“文史”附于“总集类”末，稍后《崇文总目》将“文史”与“总集”并立，此后公私目录均设“文史”一类。后来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下设“诗评”一类，已肇“诗文评”目之端。
　　2.3.2　单篇之赋、赋注、赋音等入“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著录了不少“注”“音”之作，如萧该《文选音》三卷、储诠之的《百赋音》十卷以及各种赋注本，这些当属于《隋志》总集类序所说的“解释评论”之作，它们归入“总集类”之理由乃“以类相从”。
　　可是《隋志》总集类尚著录单篇之赋，如《齐都赋》 二卷并音(左思撰)、《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等，为什么与“总集”毫无关联的单篇赋作也杂厕其间呢?前面已论述《隋志》总集类合并自《七录》之“总集部”“杂文部”，而《七录》“杂文部”所收乃“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之外的所有属于“文集录”(集部)的作品。中国之大，文人之众，创作之盛，作品之多种多样，编辑体式与流传情况之千差万别，区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目何足以括之?于是就有《七录》“杂文部”的产生。这样，本来在《七录》“杂文部”的单篇赋作就自然而然归到了《隋志》“总集类”门下。退一步讲，即使《隋志》总集类不是来自《七录》，在既定的四部分类体系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好的类目来安置这些著作。楚辞类、别集类皆界限森严，难以混入，只有“总集类”门庭相对较宽，附之者亦杂，姑且收录无妨。
　　2.3.3　一人之作入“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著录有《毛伯成诗》一卷(伯成，东晋征西参军)、《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皆一人之作。《毛伯成诗》一卷已佚，无由窥其面貌。《江淹拟古》一卷略可考知，《文选》卷三十一所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三十种其前的优秀诗作，除第一首《古离别》模拟无名氏古诗外，其余二十九首按时代顺序模拟李陵、班婕妤、曹丕、曹植等29位作者，涉及离别、从军、赠友、感遇等三十种诗歌题材。
　　《隋志》为什么没有将江淹“一人之诗”归入别集类而归入总集类呢?力之先生《总集之祖辨》：“或从被拟者之角度看，若然，此可看作是集众家之作为一集”。所言极是。这个意义使得《杂体诗三十首》具备“总集”之形态。又江淹《杂体诗序》言：“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源流，庶亦无乖商榷”。这同早期总集“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的原初功能又不谋而合。因此，兼具“总集”之形态与功能使《杂体诗三十首》得以人“总集类”。
　　
　　3　余论
　　
　　就“总集”本身而言，《隋志》的看法不同于《七录》：认为“总集”就是与“别集”相对的一种编纂体式，按一定的编辑标准分类收录众家作品，这是判定是否“总集”的基准，因而把被《七录》排除在“总集”域外的专收某一文体的集子也看作“总集”，归入“总集类”；同时推崇以例称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翘楚，但这是“总集”域内谁优谁劣的问题，并无是否总集之辨。
　　就“总集类”而言，《隋志》不仅著录了总集，还著录有非总集，其“总集类”著录之“杂”与当时目录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目录学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类目设置和书籍归类的科学性。《隋志》集部没有“诗文评”目之设，使得《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性质的书无类可入，在实际归类操作过程中只能“以类相从”地归人“总集类”。杜定友在其《校雠新义》中屡次提到“集部之弊，其病在简”、“无总类之设”，反映出对四部分类局限的认识。《隋志》总集类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杜定友先生所言之“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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