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_周恩来总理与文史资料建设

　　[摘要]认为文史资料是具有独特社会价值的人文资源，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个民族文化修养的重要的具体体现。指出周恩来总理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者，文史资料研究组织机构的建立是文史资料研究的组织保障，反映当时周恩来总理强烈的文史资料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关键词]周恩来总理　文史馆　文史资料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分类号]G256
　　
　　文史资料是具有独特社会价值的人文资源，它可以从宏观到微观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加以考察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记录当时社会历史阶段的重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史资料对研究一个国家、民族、政党的历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历史材料之一。新中国文史资料收集组织工作是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的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创举。2008年是敬爱的人民总理诞辰110周年，在隆重纪念11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回顾鲜为人知的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文史资料的组织、发掘工作的伟大历史功绩，更进一步了解周恩来总理，怀念周恩来总理。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史资料组织、发掘、编辑工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中，不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运用、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文学艺术的繁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公共文化设施及其组织体系的建设，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离不开文史资料工作为之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周恩来总理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忧国忧民，一惯非常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建设，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战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关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武装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资料建设。
　　
　　1　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史研究馆
　　
　　周恩来总理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领导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7月29日，北京北海公园静心斋的气氛非常活跃，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大会。当年参与并出席该馆成立大会的人员中有中国共产党内被称为“五老”中的三老：一位是董老――董必武，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位是林老――林伯渠，时任中华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一位是吴老――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据史料记载，北京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中学老师符定一说，共产党对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工作和生活应有一个安排，要设一个机构。后来，毛泽东主席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说，文史机关事已交周恩来总理办理。由此可见，中央文史研究馆早在建国前夕就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下开始考虑了。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他立即积极组织落实，认真选拔聘请馆员。当时，周恩来总理以政务院总理的名义特聘了26位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馆员。其中有康有为之女，曾任中国妇女大会会长的康同壁；王光美之父，曾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的王治昌；前清甲辰科进士邢端，戊戌科进士志琮，癸卯科进士邵章；鲁迅之友、发起组织“越社”的宋紫佩；著名无党派人士邢赞亭；著名国画家陈半丁、齐白石；著名中医学家肖龙友；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前清翰林陈云诰；乙未科进士潘龄皋；齐燕铭之父齐之彪以及毛泽东亲自批示特聘的楚元中等。受聘者多是社会上老年硕学之士，真可谓是群贤荟萃。他们大都出生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历尽坎坷，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的参加过推翻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有的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参加过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还有的长期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让他们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记录下来，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让他们收集、发掘、整理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资料，把人民创造的历史完整地保留下来，完整地传给后人，“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他们这一事业应该作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中央文史研究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共产党新执政者敬老崇文的德政理念。周恩来总理自1951年6月至1974年7月的23年中特聘中央文史研究馆员41批，共计192名。
　　
　　2　周恩来总理与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举行的60岁以上政协委员茶话会上讲话中的这一段话就是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的开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和建立起来的文史资料“工作组”。当年7月下旬，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薄、申伯纯、顾颉刚担任；委员由王伯祥、王家桢、刘大年、米暂沉、叶景莘、邓哲熙等40人组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文史工作发展意义重大。它在研究机构上、制度上，人力物质方面都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支持。文史资料委员会以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作为开展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总方针和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负责开展组织、计划和落实、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各种文史资料的撰写、收集和整理、编辑工作。周恩来总理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总理强烈的文史资料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表达了当时作为共和国总理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万分紧迫感。“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可以写军事史……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精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拟定了工作方针、计划、方法，并规定了“三要、四不、三给”的征稿原则。“三要”：即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四不”：即撰写材料可以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三给”：即对撰稿人给予稿酬，在撰写工作上给以必要的帮助，处理稿件时对撰稿人所提出的 要求给以尊重。文史资料建设，在过去从来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过，可以说是未曾有过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客观上产生了开展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和一些社会条件，但是刚刚解放，在百废待兴的艰苦的环境下，要开展文史资料研究、组织工作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这一点，又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体现了伟人们的远见卓识。
　　1961年春，政协又成立了文史专员室，文史专员室的名称是由当时兼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的，其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政协先后分批安排了21名专员，这些人除溥仪、溥杰(前者为晚清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后者为皇帝的弟弟)外，均为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罗历戎、董益三、沈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室”顾名思义，是搞文史工作的。其人员安排到文史专员室时，周恩来总理就鼓励他们把自己在旧中国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情写出来，作为自己对新社会的贡献。文史专员室专员之一的前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写到：“周总理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对总理提出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句话，有点茫然，我连忙问道：‘我们还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吗?’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就是对后人起了反面教材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几十年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数字可观的文史资料读物，其主要代表成果是《文史资料选辑》，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等专题史料系列丛书，还有综合性的大型资料书《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这些出版物中注进了文史工作人员们辛勤的研究和大量的心血，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智慧。在《文库》序言中，著名史学家胡绳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这部《文库》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文献作了重要的补充，提供了一大批极为难得的材料。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留下的资料使我们备感珍贵”。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全社会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特别是对近现代历史情况的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出版，是政协系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不仅对整理历史遗产开辟了一条新路，也给人民政协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从1959年12月开展以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相继成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建立了全国规模的文史资料工作体系，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支特殊的专业工作队伍，形成了自身的工作规律和鲜明的工作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工作成果。据统计，文史资料工作创建几十年来，全国各级政协共征集史料40多亿字，编辑出版20多亿字，全国文史资料1000多辑，专题资料4000余种，全国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已达150辑，总字数超过2800万，还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地方政协文史部门合作，编辑出版了20卷本3000万字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全国各省市地方都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机构，这些各省市地方文史资料研究，均为记载本地区的历史情况，如《广东文史资料》、《上海文史资料》、《北京文史资料》、《辽宁文史资料》、《沈阳文史资料》等等出版数目已经无计其数。文史资料作为一件新生事物诞生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已经是硕果累累。
　　这些已经成为了传承中华民族历史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库，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令人惊叹不已。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中，人民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都被放在显要的位置，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料。”
　　实践证明，文史资料工作虽然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作，但是文史资料工作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周恩来总理既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领导者，又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事业的倡导者、创立者、领导者。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的文史资料建设事业息息相关，他为我国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更进一步展现周恩来总理对文史资料建设的伟大创举，让我们对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丰功伟绩有个更深层次的了解，让人们更加怀念、永远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责任编辑：杜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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