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抓的最大的官员_如何发现贪官

　　贪官之“潜伏定律”: 　　之一、“潜”得越久的贪官越难查。一是贪官有“经验”了,手段更狡诈;二是事隔多年,很多线索也不好查。倒是一些“新手”贪官更容易“栽”,或是新近发生的腐败更容易暴露。因此案件突破,往往从“新”开始。
　　之二、贪官官职越高“潜伏期”越长,“小官”的“潜伏期”则相应较短。官位越高,腐败手法越“高明”,背景越“强大”,查处难度也越大。
　　
　　马君(化名),某省纪委资深办案专家,从事办案工作20年,主持查办过多起腐败大要案件。近日,记者专门就 “贪官潜伏期”问题采访了他。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贪官的潜伏期一般在3～8年,“的确比以前延长了”。究其原因,他既赞同前篇文章所列的观点,也就自身的办案体验,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深入剖析。
　　
　　不缺线索缺人
　　
　　如何有效地发现腐败进而查处腐败,考验着反腐人员的“眼力”,也考验着反腐机制的“功力”。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进纪委参加办案的时候,领导讲的是‘多渠道拓展线索’。现在则根本不愁线索。现在的线索主要来自两大块,群众举报和案中案,年年几百封举报信,一查就是窝案、串案。”马君说。
　　“现在愁的是分身乏术啊。”以他们室为例,监督对象包括该省6个市州和30多个厅局的几百名厅级干部,一碰就是大要案件。一般来说,彻查一个大要案件往往要四五个月,多则一两年。“一方面是案件要尽可能深挖细查,一查到底;另一方面是搜集的证据要严丝密合、丝丝入扣,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他举了个例子。在办一次案件中,受贿方和行贿方都交代了一笔金额,是一张5万元的银行卡,双方口供吻合,但卡找不到了。而法律要求要有书证,所以必须找到当年这笔款项的银行记录。结果,他们找了那个地点的四五家银行,查阅了几千册银行单据,大海捞针般耗时一两个月,才最后固定了证据。
　　“办案是个细致活。证人要一个一个找,证据要一件一件‘抠’,到了移交司法机关的时候,案卷都有一人多高。”他告诉记者,一旦上一个案子,办案人员就没有了正常时间。案子不结束,就没有休息日。就是今年春节期间,也还有同志坚守在岗位。
　　但是,“我们室7个同志,加上从外单位抽调协助办案的也就十多个人。要一件一件彻查,就是三头六臂昼夜不休也忙不过来。”因此,查办案件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分子,挽回国家损失,取信于民;也要以反腐的高压震慑潜在的腐败分子,发挥重大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达到惩前毖后的功效。
　　反腐多年来,国家的反腐部署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阶段性重点,比如说早前的吏治腐败,后来的商业贿赂,近来的工程领域腐败,办案工作的“准星”也随之进行“转移”。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在具体操作上,重大典型案件、影响恶劣的案件必须马上查,不太起眼、证据又不充分的案子就只能先缓一缓。”当然,这个缓并非“不管”。“我们一直在盯着呢!”马君说,“一旦有了好的办案时机,马上行动。”
　　
　　案件突破时机最重要
　　
　　“时机,办案最重要的是选准时机。”马君反复强调,办案最忌办成“夹生案”。时机选准了,势如破竹;时机不对,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他说,现在有的民众以为举报信一交,马上就会有结果;如果没有马上得到结果,就是反腐机构不作为。这种想法过于简单片面。因为民众大都是根据自己的观感来举报,感性的成分居多;但办案最重要的是证据,而证据的搜集、案件的突破都是需要时间与时机的。“腐败分子落马之前,不少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没有一定的把握,又怎么能轻易动他?”
　　马君告诉记者,知情人举报,是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他说,在查办一个案件的时候,一些涉案当事人出于自保或立功,往往会主动揭发或牵出其他案子的线索,纪检机关顺着这根藤去查,基本上一查一个准。
　　此外,知情人举报还集中在两个时候。一是换届之际,举报特别多。这其中有诽谤栽赃的,也有不少是真货,这类知情人多数出于官场内部。平时大家都做“好人”,知道情况也不愿说出来得罪人,现在为了争位子,就都“拱”出来了。一些案件就是在换届之时突破的,比如原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案。再有就是圈子内讧。比如说一个地方招投标给的点子(回扣)是10%,一个老板为了抢生意,一下提到20%,这就破坏了“规则”,打破了利益平衡,别的老板就会举报。一些工程建筑领域腐败案的“盖子”就是这样被揭开的。
　　但是,马君认为,腐败分子的确更加狡诈,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甚至通过谈判妥协达到利益平衡。“现在知情人往往是利益关联者,相互包庇互相掩护,轻易不会举证。我们调查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听到真话。包括有的举报人,匿名举报可以,但调查的时候出于种种顾虑,也不见得会说实话。”
　　如今,“换一种身份落马”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反腐惯例。比如文强从公安局副局长位置调任司法局长后落马,黄瑶也是到省里后,他在黔西南自治州任职期间的腐败行为才得以暴露。
　　马君分析,这是因为腐败分子在一个地方或领域经营多年,一手遮天,树大根深。只有“挪走”这棵大树,铁板一块的关系网才会出现缺口,腐败问题才容易暴露出来。
　　谈到如今的反腐形势,马君觉得如今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一年比一年大,案子也越查越彻底。“只要有证据,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能查下去的案子”。因此,“腐而必败,贪而必倒。不是不倒,时候未到”。
　　但他也承认,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的“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有可能把小腐败拖成大腐败,客观上延长了一些贪官的潜伏期,给民众带来一些不良观感等等。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糟糕
　　
　　马君认为,前文所言办案人员的不足,反映出在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下,反腐力量仍然有所欠缺。但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只靠简单增加人手来解决。十个人不够,百个人又够不够?如何将体制内的反腐资源和民间的反腐热情整合,充分发挥出“人民的力量”,才是现实可行之道。他说,目前网络反腐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贪官潜伏期延长,暴露出我们的监督机制的薄弱和发现腐败机制滞后。马君说,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的清廉指数排名那么高,他们的腐败在“进行时”就能被查获,甚至刚有腐败苗头就能被“揪”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监督机制比我们广泛、深入、细致。对一把手的监督,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我们谈了多少年,但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机制。
　　总结先进地区的反腐经验,马君认为,有两条最为突出。一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手握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员,更需要公开透明,更需要“狗仔队”。再有就是官员财产申报,一旦这一终极反腐制度真正建立起来,就会一目了然,腐败分子想“潜”都“潜”不住。
　　“但是,有制度不执行,可能比没有制度更糟糕。”马君认为,就目前而言,最缺的还是制度的执行力。如今红头文件三令五申、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的情况,在现实中屡屡可见。比如说了几十年的公款大吃大喝、清理了许多次的红包礼金等。如果领导干部的行为都能严格按现有制度进行规范的话,一些腐败就根本无机可乘;如果上级监督管理机构能够严格按制度来进行检查督促的话,一些腐败分子也根本不可能潜伏这么久。一个检察官在谈到一起腐败案件的教训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的制度很多很完善了,就是领导带头不执行。”
　　虽然查了20年案子,但马君最后的结论是,反腐只靠查案是查不完的。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方能真正反“潜伏”。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惩防体系,以全社会清廉文化氛围让人不想腐败,以政治和经济上的高成本让人不敢腐败,以严密完善的制度让人不能腐败,才是真正的反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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