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国度 [“权利时代”的觉醒与复苏]

　　民本思想，古已有之 　　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早见于2000多年前，却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笔，止于清官忠臣的折，留于开明帝王的嘴，而很难付之于行……
　　于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贵过的老百姓，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权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顶礼膜拜于好皇帝。
　　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国，凭什么能延续几千年，而且凝聚的力量远大于分裂的力量？
　　这其中有地域的原因，文化的因素，及其它各种影响，但是能维系几千年的大一统帝国，必有其更具特色、更深层次的东西。
　　笔者探秘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深层次原因，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在理论上给了所有读书人通过科举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以“出线”当官的可能性，学而优则仕。此举不仅开了世界最早还官帽之权于民的先河，也开启了文官制度的先河。
　　二是秦汉完备的监察制度，使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相对制衡。皇帝握有立法权，金口玉言，王言即王法；丞相及地方行政长官掌有执行权；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系统，即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察官行使监督权。这种权力结构，入口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科举制，出口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基本维护了封建社会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即使维持不下去，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新组建的政权也会照样采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以保证其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确保了多数朝代都能维持二三百年。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清王朝的灭亡，在于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监察制度剑走偏锋，君主立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于是，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势在必然。
　　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极具特色的两大制度，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加了监察、考试两院；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100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30年，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30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0年，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30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老百姓有句俗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一句“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
　　身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从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深刻并真实地感受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笔者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步履蹒跚。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入权利时代！我们如果希望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就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民间“权利反腐” 与体制内“权力反腐”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30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5种，而这5种需求可分为两大层次。前3种属于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高层次需求。经过30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反腐的功夫，其实也在查案外！纵观古今，横看中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反腐败，是单靠查案成功的。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30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各种教育不可谓不细，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依然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
　　这是因为，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们虽然已进入了权利时代。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实质性推进，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充分表达。正是这些地方和单位“主人”的权利小于“公仆”的权力的状态，“权力之虎”不仅尚未被真正关进“权利之笼”，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发威伤人！最近网络关注度极高的“罗彩霞事件”，就是“权力之虎”严重伤害权利人的经典案例。
　　
　　“权利时代”的3个内在维度
　　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既需要坚持并深化“生命论”（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理论认识，也需要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具体做法，从而促进执政党及全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上还权于民。
　　吕良彪律师在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维度上，列了3个重要维度，即：“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为特色的文化现代化”。笔者认为，如果再把“以权力分解、权力制衡的权力结构为特色的制度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入其间，那就满足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所必须的构成要素。
　　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和复苏的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近3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而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危机在大智慧者、大军事家和大政治家面前，通常也是机遇。以笔者之见，用金融手段解决金融危机，不过下策而已；用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不过中策而已；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是上策。因为，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能看到房子这个物品问题的人，只能算个战术家；能通过房贷问题认清金融危机这件事的人，可以算个战役家；能透过金融危机悟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认识到以人为本，并勇于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战略家。
　　历史证明: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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