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诱因]诱因

　　不仅仅是“逼良为娼” 　　 　　“我们也不想去做那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事情，可现实的压力让我不得不去做。”一位有“前科”的报社记者站记者张铭(化名)说。
　　张铭在这个记者站已经呆了8年，总计在其所在的报纸上刊发的报道只有4篇，其中3篇还是“豆腐块”，毫无新闻价值可言。“这3篇‘豆腐块’还是‘钓鱼稿’，是为了和地方政府和企业拉关系才写的。搞好了关系，以后才好去谈广告，拉赞助。”张铭很无奈地说，“总是用负面报道去逼迫人家拿钱做广告搞发行，可能做成‘一槌子’买卖，而且风险很大。”他也有以“曝光”为由要求企业做广告的经历。
　　张铭所在的记者站有3个人：站长和两个记者。记者站每年要完成报社下达的经营任务：广告上交50万，发行报纸5000份。记者站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从广告提成里提取，完成了报纸发行任务，每份报纸提取50元并折算成版面交给记者站去运作，报社不给记者站一分钱现金。记者站完全成了一个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
　　“站长会把广告和发行任务分解给我们，所有的费用完全要我们自己去挣，写稿子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我整天想的是如何创收，报纸的市场覆盖面很小，没什么影响力，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和重视，有时候只有用负面报道去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用广告和发行做交换，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可以说，我们是‘逼良为娼’啊!”张铭自嘲似地说。
　　西部某省一家经济类行业报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其上级主管单位经济审批大权在握，在这样的权力庇护下，这家行业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曾经连续8年超过该省的省级党报。“那个时候多好啊，报社经常发东西，发钱，当时我领的鸡蛋都来不及吃，经常要送人呢!”说起往日的辉煌，再想到目前经常领不到工资的窘境，一位在这家报社工作了20多年的老记者不无感慨。自从和主管机关剥离后，这家报社的总编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职工下个月的工资在哪里?因为报纸的发行量在短短几年里直线下滑，从十几万到现在的不足5000份，靠发行根本就无法养活报社的近百名员工(其中包括20多名退休职工)。
　　无奈之下，报社决定实行违反出版规定的“版面承包制”，为了规避风险，对外称之为“责任制”；在各地市设立记者站，记者站实行“承包制”：每年向报社上缴一定量的广告利润，完成一定数量的发行任务。
　　报纸的版面很快就进行了“改革”，前面4个版是新闻版，后面的8个版面承包出去办成经营性专刊，轮流出版，承包专刊的负责人给报社交4万元押金，每出一期专刊，给报社上缴利润1万元。由于“承包”的门槛低，很快引来了媒体界的办刊“高手”，8个专刊很快粉墨登场，有“法制”类的，“财税”类的，甚至还曾出现了“军事”类的专刊，这些专刊内容毫无新闻价值可言。
　　一时间，报社出现了“繁荣”景象，靠这些专刊的押金和上缴利润以及记者站“贡献”的广告利润，报社勉强维持运转。然而，“好景”不长，该省省委宣传部不断接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投诉：该报的记者经常以负面报道相威胁，到各地强拉广告或敲诈勒索。这家报纸频频接到省委宣传部的“黄牌”警告。报纸的形象在各地政府、企业以及主管部门的眼里一落千丈，在后来的报刊治理整顿中，该报曾连续数月无法兑现职工工资，近乎停刊状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分析认为，像这样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半官方报纸，既没有公信力，又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类报纸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去，最容易搞单位腐败。比如记者站遍地开花，目的并不是办报而是捞钱。这些半死不活的媒体为了生存，必然会各出滥招、追蝇逐臭。
　　然而，出现记者收受红包、敲诈勒索等违规违法现象的原因却不能仅仅用“逼良为娼”一句话来概括，在一些名气大、牌子大、经营业绩好的媒体中，记者也不乏作奸犯科者。在山西矿难中，就有平时看起来名气大、运作规范的媒体中的记者因领取“封口费”而被查处。在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中，记者圈里公开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第1年混名气，第2年混汽车，第3年混房子。”仅仅靠3年的工资收入就能实现“有车有房”的梦想，难免让人对这家媒体记者的合法收入产生怀疑。而在这家媒体的人员组成中，有在编的，有聘用的，还有临时“打短工”的，几种身份的人员在收入上差别极大，“同工不同酬”的歧视性分配原则让不少人心存“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想法。可即便是这样，这家媒体记者的平均收入也让其它媒体记者无法与之比肩。
　　“管理上的不规范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是媒体记者违规违法的重要原因。”一位媒体研究专家指出。
　　
　　企业“蚀财免灾”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难免出现不规范的地方，一些媒体记者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报道，就会把这个话题放大，会在消费者中造成对企业的不良影响，有的企业比如著名的南京冠生园就是因为媒体的一篇负面报道给弄垮了。企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找媒体沟通公关，该花钱的一定要花钱，千万不能让记者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了，也要想办法不让媒体刊发出来。”成都一家颇有名气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在考虑再三之后才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叮嘱记者一定不要提他所在企业和自己的名字。据他透露，这家企业每年都要花费数额不菲的“公关费”、“联谊费”，把负责报道企业所在行业的新闻记者打点好，每到年终，他会让负责宣传公关的部门把相关记者甚至媒体负责人请到企业来“联欢”，每人送上一个红包，红包里面的数额根据媒体的影响力大小和来人的级别而定，影响力大的、级别高的自然就多。
　　“不这样不行啊，我们企业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以前就是因为没有把媒体记者打点好，一篇关于产品的负面报道，让企业的利润急剧下滑。与其让他们找上门来，还不如主动把他们‘团结’好，免得记者找我们麻烦。”这家企业负责人胸有成竹中的话语中带着些许无奈。
　　一些有点名气的企业大多和媒体记者“不打不相识”，强大的媒体舆论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蚀财免灾”。这些企业除给记者一些“公关费”外，还会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每年做出媒体广告投放预算，把一些重点媒体列为投放广告的主要对象。
　　“只要企业把广告投放给我们，即使我们的记者‘逮’住企业的问题，只要不是必须报道的内容，我们就会及时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处理。”一家媒体的负责人说。
　　而在出现媒体和企业“和平共处”局面之前，媒体记者和企业往往要进行反复较量，围绕“曝光”的话题，双方有时会动用自身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大多以企业的“屈服”而告终。
　　
　　地方政府纵容滋养
　　
　　经过多年的“曝光”与“反曝光”的拉锯之后，不少地方政府和媒体记者成了“好朋友”。每到年终，一些市、县 宣传部就会专程赶往省城，邀请一些媒体记者聚会，参加聚会的记者或者媒体领导会领到红包或者土特产之类的礼品。
　　“有了这样的主动公关，我们就会少很多‘干扰’，地方哪会一点问题没有呢?”某县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一些政府部门的不当作为给记者乱局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山西近年来频频曝出真假记者在矿难后领取“封口费”的丑闻，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对矿山安全监管乏力不无关系。山西一位副县长说“‘记者’欺负得我们实在吃不住了，但又不能把他抓起来，没办法，咱有把柄抓在他们手里。”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分管的工作中出现了问题，被记者曝光了，那么这个部门的相关人士在年终考核时就会被扣分，而分数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目标奖。有的考核是一票否决的，比如计生，环保等，如果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而被媒体曝光，那么关联者的目标奖就会全部被取消，这会直接影响这个人的经济收入和仕途。”某县纪委的相关人士说。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中存在不当作为的职能部门在手握“问题证据”的真假记者面前，“乖乖”地拿钱“封口”就不难解释。
　　“目前，中国的官员大多是上级任命，对下级的考核权握在上级手里。如果媒体对一个地方的曝光多了，让当地的主要负责人在上级面前脸面丢尽，抹杀地方领导的‘政绩’，从而影响上级领导对他的提拔使用。在这样的‘政绩观’的误导下，一些地方领导会让当地的宣传部门尽量满足媒体记者提出的要求，包括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以免把当地的负面形象放大。”一位资深宣传官员这样说。
　　长期以来，官场里潜存着“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思维，上级领导到下面检查调研考察，往往看到的都是当地“光辉”的一面，会影响当地领导人“政绩”的问题往往被其捂得严严实实。在某些官员的执政思维里，发现了问题后不是去想办法解决，而是想办法掩盖，只要在其任期内不被媒体掀开盖子，不影响上级对他的任用，拿国家的钱去封住记者的口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一边是地方官员渴望的“莺歌燕舞”，一边是记者的“环境监测”。在地方官员封出的红包“滋养”下，记者失语，积弊甚重、问题成堆的地方在记者的笔下可能会变成了“形势大好”。
　　在地方政府的纵容中，在媒体的默许下，就这样，一批批真假记者还在“致富”路上迈进……
　　
　　编辑：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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