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梅毒身上长红疙瘩图片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其贪腐3000多万元的数额、6000万元的受贿目标、以及长达20年的贪腐时间,令人惊讶,叶树养何以长腐不倒,他有什么“诀窍”?当地的监督机构怎么了?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贪官潜伏”也一时成为流行语,众人关注。
　　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贪官“潜伏期”变长
　　
　　像叶树养这样长期潜伏的贪官,并非孤例。
　　河南省水利厅原厅长张海钦,利用其曾任河南省商丘市委副书记、周口市市长、省水利厅厅长等职务,400余次收受贿赂人民币633.8万元、美元9.8万元。另有来源不明的人民币572万余元、美元7万余元。其贪腐时间近14年。
　　江苏省盐城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表面上一日三餐常常是稀饭馒头,家里的家电价值不超过两万元。然而,从查实的1988年第一笔受贿算起,他的犯罪次数多达25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元。其贪腐时间长达11年。
　　从近年来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贪腐期长达七八年已较常见,一些贪官潜伏期越来越长已成不争事实。
　　何为贪官潜伏期?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认为,贪官潜伏期指的是一个腐败官员从开始进行腐败行为到腐败行为被发现期间的时间跨度。
　　腐败潜伏期是衡量官员腐败程度的一项尺度。过勇根据对公开报道的落马官员的抽查分析,得出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中,腐败潜伏期在逐渐增长。从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潜伏期平均在2至3年,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前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平均达到了5至6年。
　　这个论述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近几年来腐败官员一般潜伏时间在3到8年之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
　　能够看出潜伏年限的贪官,是已落马的贪官,至今仍在潜伏的,便难以得出其潜伏年限。
　　
　　“潜伏期”越长,危害越大
　　
　　贪官潜伏期越长,危害越大。最大的危害便是敛财不止,越潜越贪,越贪越多,致使国家人民财产大大受损。
　　现在曝光的大案要案,动辄千万上亿。叶树养涉案3000多万元,张海钦涉案1200多万元,更有陈同海涉案近2亿元……这些贪官均是多年多次贪腐。为什么不少官员曝出的贪腐金额特别大?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财富基数变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贪官日积月累潜伏长了,贪腐金额往往很大。
　　贪官潜伏,还造成“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的恶劣局面,而其官位越高,危害越大。
　　叶树养贪腐20年,不仅没有被查出问题,反而平步青云,升迁至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甚至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在1991年至2006年期间,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余元。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直至当上安徽省副省长1年后才案发。
　　由于潜伏期越来越长,贪官可以非常从容地处理贪得的财物。不少潜伏贪官为自己做好了暴露后的准备――将赃款转移海外。
　　如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涉案金额高达亿元,2006年6月案发后他逃往境外。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一系列潜伏贪官潜逃,甚至正在做“裸官”的潜伏者,让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流失。目前能找到的2001年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贪官还有4000余人携50多亿元潜逃在外”,媒体估计现在的情况已远远超出这个数额。
　　贪官潜伏还使反腐斗争更加艰巨。潜伏越久,贪官越有充裕的时间来销匿证据、掩盖贪腐行径。这对日后的侦查取证都带来很大难度。
　　就官场整体而言,清明廉洁的官场是由每个廉吏组成的。而多一个贪官,其危害绝不仅是贪官个体贪腐的危害,他必将影响其他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官员,败坏官场风气,最终结成利益共同体。而贪官潜伏越久,其腐蚀程度亦越深,同时将助长其他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
　　对民众而言,贪官潜伏将打击他们的反腐信心。近年一系列潜伏期长、贪腐深的官员案发,让民众震惊和愤怒。
　　
　　贪官的“潜伏法则”
　　
　　一是“演技派”,天生的表演大师。
　　贪官是典型的“两面人”,其基本特点是:谈起理论头头是道,行动完全不对号;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大庭广众下是冠冕堂皇的正人君子,私下却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官场历来是精英聚集的“洼地”。譬如,海南原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能说会道,“敢闯敢干”,一度以“百年一遇好书记”闻名;2009年落马的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其“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的言论作派,也给人以精明强干、敢作敢为的印象。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重庆司法局长文强等人,更是曾经的打黑英雄。
　　这样的“能人贪官”,工作有一套,腐败也有一套,极具迷惑性。况且很多贪官还善于作秀,让人眼花缭乱,堪称表演大师。
　　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接连落马。有意思的是,这3人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响,却一任比一任更腐败。先是曾锦城“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接着是张昆桐响亮地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继二人被判刑之后上任的石发亮,更是信誓旦旦,而他的腐败数额又远超过前两任。
　　台上表演廉政秀,背后干尽腐败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涉腐被逮捕的前足协掌门人南勇就是个中典型。2010年1月5日,他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言犹在耳,他却深陷腐败窝案。
　　此外,还有装清贫的、扮寒酸的、做慈善的……
　　这种“两面人”特点极具技巧和欺骗性,是贪官长期混迹于官场而不暴露的保护色和障眼法。
　　二是“技术流”,腐败手段的“升级”。
　　由于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也越来越强,腐败手段也日趋“升级换代”。一些腐败分子犯罪手段非常狡诈、隐蔽,日趋智能化、国际化、高科技化。
　　现在的行贿受贿,往往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某贪官的收钱方式堪称“经典”。和对方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到了后人不下车,对方直接把现金放进他的车后备厢,然后双方各自离开,整个过程一言不发,就像特务“接头”。
　　牌桌上收钱,也已成为腐败分子的通用手法。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很多都涉及这一情节。牌桌上,贪官们往往都是只赢不输,输赢金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这种将正常休闲娱乐异化为腐败的手段,事后认定受贿也比较困难。
　　此外还有雅贿、色贿、腐败期权等等,腐败新花样不断出现,而法律一时跟不上,腐败与反腐败赛跑,腐败跑在了前头,在客观上延长了贪官的潜伏期。
　　一名办案多年的反贪干警说,一些政法系统腐败分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而一些专业领域的犯罪手法异常复杂。一次他们查一个驻境外公司(国有)的案件,结果对方抱出来的账本全是英文,其中涉及非常专业的商业用语和专业术语。他们专门请了两个专业会计人员,边查账边翻英文词典,费了一个半月才把账弄清楚。
　　三是“集团化”,形成“腐败生态网”。
　　大贪的背后,大都有一张深不可测的腐败网络,寻找靠山和保护伞,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则,甚至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
　　一些位居一把手的腐败分子,结党营私,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在关键部门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甚至在其势力范围进行“逆淘汰”,千方百计地去扼制反腐败力量。
　　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建立从上到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构筑一个“党内有党、墙内有墙、沟内有沟、圈中有圈”的“腐败生态网”。
　　一名资深纪委办案人员说,相较以往单个腐败的一击即中,现在的腐败团体会在更多环节阻挠干扰调查工作,增大办案的阻力和难度。这也无疑是巨贪们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腐败分子往往还擅长投机钻营,寻求庇护。原河北巨鹿县县委书记刘欣年创造了一个“三个一点点”的腐败理论――“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极具代表性。原四川省石油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对此也深有“体会”:“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
　　如此“上下一勾连,相互一影响,彼此一包庇”,逢事有人关照,升官有人提携、出事有人摆平,一般的风浪很难掀翻腐败分子的大船。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多年屹立不倒,甚至边腐边升,就是因为关系网没破、保护伞未倒。
　　当然,腐败集团化现象的另一个效应就是一损俱损。如吉林长春原市委副书记田忠腐败案发后,为求立功自保,检举了其老上司、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凤君的问题。而米凤君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贪官。近十年来米虽多次被发现经济问题,但均“有惊无险”。民间称其为“米老鼠”,意指贪欲十足。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还不停地向有关领导行贿。
　　可以说,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的是轻信失察而被人蒙蔽;有的是出于“山头”的考虑,认为他是“我的人”,查处了我脸上无光,政绩有损;有的则是唯政绩论,重“才”轻德,将发展硬道理异化为“发展就是一切道理”,经济上“一俊遮百丑”,所以要保要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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