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学研究的新进展_由三个宽恕模型看宽恕研究新进展

　　摘要：西方学者已普遍接受宽恕的本质即为亲社会性动机转变过程。从这一取向出发，介绍Worthington提出的宽恕压力应对模型、Koutsos等人提出的人际间相关变量模型以及Hall和Fincham提出的自我宽恕模型这三个模型。三个模型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宽恕的动机转变观点提供支持，通过论述三个模型之间的关系，对宽恕的动机转变观点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同时在宽恕模型论述中总结分析近年来宽恕的认知加工、人际相关变量的作用以及自我宽恕方面的研究进展等。最后对宽恕在西方以及我国的研究进行回顾，指出中西方宽恕研究发展中存在的研究不全面、缺乏理论支持等问题。
　　关键词：亲社会性动机转变；个性倾向性宽恕：情境性宽恕
　　分类号：R395；C91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宽恕(forgiveness)是一种美德，“以和为贵”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但个体社会生活中总避免不了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同程度的侵犯或者伤害，宽恕研究领域正是关注于个体对类似事件发生后的认知及反应过程。可以看到，早在18世纪哲学著作中就有过对宽恕的论述，但理论观点多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张宁，2001)。直到20世纪90年代，宽恕才因道德研究正式走入心理学的视线(岑国帧，1998)，早期阶段的研究重心为宽恕概念及临床干预方法的争论，缺乏实证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各种宽恕量表的开发(如Wade的量表)，宽恕研究范畴也逐渐从宽恕的定义、发展阶段以及临床干预手段等方面扩展到宽恕的认知变量、社会关系变量、神经生理等方面，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宽恕概念发展
　　
　　有关宽恕的比较清晰的心理学概念最早由Enright于1991年提出，他认为“宽恕是指面对冒犯者的不公平行为时，对冒犯者施以同情和爱”(Enright，1991)。Enright这一定义首次将宽恕归属于一种心理过程而非心理状态，强调情绪及认知转变，但这一界定缺乏对宽恕的人际间特征与个体内特征的整合。1995年Robert首次提出宽恕倾向(forgivingness)这一概念，他认为，“宽恕倾向指基于个体特性的原因，在被冒犯时，个体会以一种善意的、仁慈的方式来中止自身的愤怒”(Allemand，2008)。Robert这一界定指出宽恕个体差异性的存在，认为特定个体在面对不同情境中具有一致的宽恕倾向。
　　Gottman等人在亲密关系中的动机理论中提出在冒犯行为产生后，被冒犯者的反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属于正当的愤怒(如悲伤、愤怒和谴责等)，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攻击及伤害的反应(无辜的受害、害怕以及担心等)。McCullough与Worthington等人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的动机分类观点，认为冒犯行为产生后被冒犯者会产生对冒犯者的两种不同动机：回避动机与报复动机。宽恕过程就是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回避动机与报复动机减少的亲社会动机改变过程，回避与报复动机越强烈，被冒犯者的宽恕行为产生的可能性越小。McCullough在2000年的综述文献中提出宽恕的本质为“发生在个体内的，对人际间冒犯行为的亲社会的动机性转变”(McCullough，2000)。目前心理学界也普遍肯定McCullough等人的观点，认为宽恕的核心概念是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冒犯行为产生之后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过程。
　　
　　目前已有宽恕的分类方法较多，如Baumeister等人根据外在宽恕行为与内在宽恕决定两维度将宽恕分为拒绝宽恕、沉默宽恕、虚假宽恕以及真正宽恕四类等(Worthington，2006)。宽恕分类中目前得到普遍认可与采纳的是个性倾向性(dispositional)与情境性(situational)的两类分法。个性倾向性宽恕等同于Robe~提出的宽恕倾向概念，即为在不同情境中个体具有相同的宽恕倾向，而情境性宽恕则是指在面对特定冒犯情境下的具体宽恕行为。许多研究结果证明了宽恕研究中个体差异的存在，即倾向性宽恕号情境性宽恕的分离，同时研究表明个体宽恕行为的产生是个体内部人格与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二者关系，较多研究指出个性倾向性宽恕对情境性宽恕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尽管目前对宽恕的明确定义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已有大量基于McCullough等人提出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观点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介绍近年来较能体现宽恕研究进展的三个模型，从宽恕研究的三个方向对西方宽恕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与论述。
　　
　　2　宽恕模型
　　
　　2.1　宽恕加工模型
　　Strelan与Covic在已发表文献中收集了25个涉及宽恕加工的模型，并进行分析总结(2006)。研究发现，宽恕的加工模型在宽恕理论及阶段研究上具有一些一致的观点：(1)在宽恕的过程中存在愤怒以及受伤害的感情；(2)存在消极的情绪与认知后果；(3)在受伤害早期阶段做出的应对策略都收效甚微；(4)存在考虑以及决定是否宽恕的阶段；(5)存在对冒犯者的理解或移情的过程。
　　Strelan同时也总结出各种模型对宽恕的不一致观点：(1)宗教与非宗教研究的大相径庭。宗教研究充分强调上帝的作用，而非宗教研究则完全不考虑上帝的作用，除此之外，宗教与非宗教研究基本上没有较大差异；(2)现有的理论仅对某些特定成分在宽恕加工过程中的顺序持统一的观点，如冒犯行为发生后，宽恕过程中最初的成分为愤怒与伤害的知觉与表达，随后一定会产生消极情感和认知。但是，对之后的各因素效应的顺序则各执一词。Worthington与Enright曾针对移情、谦卑以及承诺的顺序有争议；(3)现有理论在各成分重要性上无法得到统一意见，对于各种成分分别在认知、情感、行为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如何顺利衔接到下一阶段缺乏共识；(4)多数加工模型研究忽略宽恕的人际因素，倾向于考虑个体内加工过程。宽恕不仅属于个体加工，同时受制于人际关系及相关人际因素；(5)不同的模型研究采用不同的结束点。多数模型倾向于认为被冒犯者对冒犯者产生仁爱、同情以及仁慈的态度是宽恕加工过程完成：部分模型认为产生人际互动，即产生和解行为才是宽恕的中止；更有个别研究 指出当个体在认知、情感、行为方面均不再体验到消极情绪时即为宽恕完成。
　　
　　随着目前研究的深入，学界已基本公认宽恕为个体动机转换过程，其中认知情感因素如移情、换位思考、反刍、压抑等具有重要作用已得到肯定(McCullough，2000)。Worthington(2006)结合自身多年的临床研究经验，根据Lazarus的压力应对理论提出宽恕的压力应对模型。Worthington提出冒犯行为是一种人际间的压力源，个体必须选择面对或者逃避。冒犯行为首先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公平差距感(injustice gap)，根 据个体接受的不公平差距感大小，个体会将当前的冒犯行为判断成为威胁或者挑战。如果个体将冒犯行为判断为威胁，个体会经历反刍、不可宽恕情感，以及由公平感产生的报复动机以及回避动机；如果个体将冒犯行为评价为挑战，个体就会寻找问题解决的方案，进行情绪的自我调整，以及关注事件中的意义，这些将会产生公平动机、和解动机或者利他动机。将冒犯行为知觉为挑战或者威胁，会促使个体根据双方能力、关系、个体自主权寻找方法应对当前压力，个体会试图采用问题关注型应对方法、情感关注型应对方法或者意义关注型应对方法。个体最终选择宽恕或者非宽恕，这两种决定都会对宽恕加工过程重新产生影响。同时，在宽恕的压力应对模型中，因为宽恕的人际间因素的作用，个体对宽恕的表达等也会作用于宽恕加工中的各个步骤，如图1。
　　在针对宽恕加工过程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多接受“亲社会动机转变”观点，测量情境宽恕时以被冒犯对冒犯者的报复动机与回避动机来表示。Tsang、McCullough、Fincham进行了一项冒犯行为后关系重建过程的纵向研究，分别研究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回避动机、报复动机、善意(benevolence)动机在关系重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McCullough、Bono、Root又针对反刍(rumination，又称沉思)与宽恕之间联系进行了三个纵向研究，研究中提出对愤怒情绪的反复思考，会增加对冒犯者的回避动机与报复动机，即降低宽恕倾向。
　　
　　2.2　人际间相关变量模型
　　根据Worthington对倾向性宽恕与情境性宽恕的划分，现有宽恕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专注于倾向性宽恕，探究产生宽恕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人格因素及个体自我价值观等个体差异因素。首先，许多研究验证了宽恕并无显著性别差异，但具有显著年龄差异。其次，在宽恕相关变量研究中，特定的人格因素与倾向性宽恕有显著性相关已经得到多方研究的验证。使用大五人格量表与HEXACO人格模型(HEXACO人格模型是Lee与Aston在2004年通过对多国语言的人格词汇学研究提出的一种六维度人格模型。六维度分别为：诚实一谦恭、情绪性、外向性、宜人性、尽职性、经验的开放性)的研究都表明，宜人性对倾向性宽恕有显著的预测作用。Eaton等人(2006)研究表明冒犯行为首先伤害个体的自我防御系统，所以个体的自尊敏感性、自恋程度以及对稳定关系的需求度影响宽恕过程，自我评价低及自尊敏感个体更加不易产生宽恕。
　　另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变量及其他调节变量对情境性宽恕的作用及其程度。早期研究表明道歉行为与移情对宽恕存在显著调节作用，有关亲密关系中宽恕的一系列研究中也提出，人际关系相关变量，如亲密度、承诺、主观冒犯严重度等，对宽恕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澳大利亚学者Koutsos等人(2008)通过对人际问宽恕的研究，提出人际间宽恕相关变量模型。Koutsos认为，对冒犯行为能否得到宽恕，主要的预测变量分别是被冒犯者的个性宽恕倾向、被冒犯者对之前关系的评价、冒犯者实施冒犯行为后的积极行为(如倾听抱怨、道歉、提供赔偿等)，以及被冒犯者对类似行为是否会再次发生的预测。Koutsos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人际间宽恕是个体内因素与人际间因素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图2为Koutsos等人的人际间宽恕相关变量模型。
　　Koutsos等人的研究对情境性宽恕预测变量的涵盖较为全面。早在1998年，McCullough等人就提出过对情境性宽恕来说，特定的情境因素要比人格对宽恕行为更加具有决定性。Koutsos等人的研究不仅验证了宽恕倾向这一个体化差异的存在，同时证明了个性宽恕倾向变量并不能完全预测情境性宽恕，即强调情境性宽恕中环境变量的重要性。当然，Koutsos人际间模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的模型一定程度上仅仅为情境宽恕相关预测变量模型，在研究过程中只采用被冒犯者这一单独角度进行分析。所以，以后的研究应该考虑加入一些其他认知因素，如归因、反刍等，同时也应注意从冒犯者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2.3　自我宽恕模型
　　宽恕研究包含宽恕他人、自我宽恕以及接受宽恕。自我宽恕方面存在障碍的个体倾向于报告更高的神经质分数，同时更易抑郁与焦虑。Enright将自我宽恕定义为“个体面对自身犯下的客观错误，放弃对自我的怨恨，以同情、慷慨和爱的态度对待自我”。Hall与Fincham认为Enright的定义与强调自我尊重与自我接受的哲学思想类似，缺乏人际宽恕与个体内宽恕的结合，同时不符合宽恕的动机转换这一性质，于是提出“自我宽恕是指个体降低与冒犯相关刺激的回避动机、降低对自身的报复动机(如自我惩罚等)以及增强对自我的善意动机，即对自我的关系破坏性动机到关系建设性动机的转换过程。”。自我宽恕与宽恕他人虽然在动机转换的性质上是类似的，但两者又有显著差别。Enright指出：(1)两者的回避对象不同。宽恕他人是对冒犯者回避，而自我宽恕则需要回避与冒犯行为相关的所有刺激；(2)两者的约束条件不同。宽恕他人普遍被认为是无条件限制的，但自我宽恕与众多因素相关，如持续做出修复的努力以及不再进行类似的冒犯等；(3)和解的意义不同。对人际间冒犯而言，宽恕的产生并不是必要条件，而对于个体而言，与自我达成和解则是回复心理健康水平的必要步骤(Enright，1996)。Hall与Fincham根据对情感因素、社会知觉因素的研究提出自我宽恕的模型如图3。
　　虽然Hall与Fincham在2008年的研究中提出此模型中归因、移情、羞愧与自我宽恕之间的联系仍有待商榷，和解行为与寻求更高权力的和解应当分别进行分析，但总体而言该模型提供了自我宽恕的结构模型，澄清了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差异，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自我宽恕因为研究方法的受限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同时又因为自我宽恕本身包含个体对自我的谴责与内疚情绪等，使得自我宽恕的研究更加复杂。喻风、郭永玉(2009)就关于自我宽恕的概念及测量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文中还指出，目前自我宽恕的研究内容只是涉及了人格、心理健康的一些变量，如特质、焦虑、抑郁等。对自我宽恕最深入的研究是Hall与Fincham发表于2008年的，对自我宽恕的时间进程的研究。文中不仅清晰了自我宽恕的“亲社会动机转变”界定，同时指出在六个时间点中，冒犯事件发生后的时间距离越长，自我宽恕越容易产生，即自我宽恕随着时间变化线性增加。但因为缺乏自我宽恕动机测量相关工具，无法探测具体动机转变的过程。
　　2.4　小结
　　上述三个模型虽然属于宽恕研究的三个不同方向，但都是以宽恕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观点为基础。Worthington的压力应对模型从认知角度详细阐述了冒犯行为产生之后，被冒犯者对冒犯者 的动机转变过程，是对“亲社会动机转变”内在加工机制的阐述。Koutsos等人提出的人际间宽恕相关变量模型将“倾向性宽恕”、“情境性宽恕”与报复动机、回避动机相联系，是从人际间变量的角度对宽恕的动机转变进行阐述。Hall与Fincham(2005)认为Enright(1996)对自我宽恕的界定缺乏动机转变这一性质，他们提出自我宽恕也是降低回避动机与报复动机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过程。Hall与Fineham 2005年提出的模型可以说是从冒犯者的角度对宽恕的亲社会动机进行阐述，但因为缺乏对自我的报复动机与回避动机的测量工具，对自我宽恕的动机转变的过程阐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三个模型从三个角度详细的论证了宽恕的亲社会动机转变的本质，加深对宽恕的了解与认识。
　　
　　3　国内宽恕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就曾有学者对宽恕的内涵及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岑国帧，1998)，但直到2002年傅宏对宽恕的西方研究成果系统性介绍后，宽恕这一课题才正式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傅宏，2002)。我国学者多关注于宽恕的相关变量以及宽恕与心理健康关系等方面研究，如胡三?等人研究发现宽恕倾向与报复倾向及对侵犯的沉思程度显著负相关，沉思程度和抑郁显著正相关(胡三嫂，张爱卿，钟华，2005)，李湘晖使用SCL-90测量心理健康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宽恕与心理症状呈负相关，宽恕水平越高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越良好，宽恕水平越低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不同学科、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宽恕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程度不同(李湘晖，2008)。
　　国内已有数篇对宽恕进行实证研究的优秀硕士论文，还有从各角度对西方宽恕研究的综述如宗培、白晋容(2009)对宽恕两类干预的综述以及喻丰，郭永玉(2009)对自我宽恕研究的整理等。这些都说明我国学者对宽恕的了解逐渐深入和丰富。但总体而言，我国宽恕实证研究在概念中多采用Enright最初的宽恕定义，较少考虑宽恕的亲社会动机转变观点，研究方向也较多停留在行为表面，即人际相关变量方面，对宽恕内在加工机制及深层自我宽恕等较少涉及。研究方法上也较少考虑其“亲社会动机转变”这一特性，常采用简单的单个问题来测量，McCullough与Worthington等人在1997、1998年的两篇文献中早已提及TRIM(与冒犯相关的动机测量)量表的制作与使用，这也成为西方对情境性宽恕的研究的最重要测量工具。相对而言，国内对宽恕的研究方法及工具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4　宽恕研究的不足及前景展望
　　
　　20年来的宽恕研究，从哲学转向以心理学为中心，从宗教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从横向研究转向纵向研究，宽恕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心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Worthington，2006)。宽恕的相关变量研究日趋丰富，同时针对宽恕中具体动机性转变的纵向研究也有较大进展，但笔者认为现有研究仍有不足之处：(1)现有研究关注较多从被冒犯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宽恕的产生过程，从冒犯者的角度寻求宽恕与接受宽恕的研究仍属寥寥；(2)在宽恕的研究方面普遍存在相关变量的分离，加工模型关注认知变量，而人际间宽恕模型强调关系变量。现有提出的宽恕模型都有待商榷，缺乏公认的模型方案；(3)宽恕研究缺乏跨文化研究。宽恕这一课题带有浓厚的人类社会文明痕迹，宗教因素在各类研究中的注重程度不同也使得各研究对宗教预测程度的结果大相径庭；(4)宽恕研究中最重要的不足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虽然有众多研究对宽恕背后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如Tsang等人曾用认知失调原理对关系承诺促进宽恕产生进行解释，Allemand使用期望理论对宽恕的年龄差异进行解释(Allemand，2008)，Santelli等人试图使用焦点调节理论对决定性宽恕进行解释，但多为使用某特定理论对宽恕研究的某特定角度进行解释，因而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宽恕的相关变量研究方面还是自我宽恕等研究方面都缺乏核心理论。
　　对宽恕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人类社会本质的了解。在对宽恕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宽恕研究的未来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对宽恕方法进行改进。研究的进步依赖于工具的进步，宽恕的本质在于动机转换过程，现有研究方法多关注量表的制作，侧重自陈报告，另有一些实验研究，但实验操作一般很难满足宽恕这一课题存在的过程性，已有的实验操作结果并不理想，所以在宽恕实验方法改进中，需要尽量考虑研究对象宽恕动机变化过程中的时间效应；(2)需要有一些综合性理论。宽恕研究较多集中在相关变量的研究上，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理论研究，继续对宽恕研究就必须加强理论基础研究；(3)增加跨文化研究。较少的跨文化研究无法体现宽恕的社会文化特性，已有研究表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具有显著差异，但目前对宽恕的跨文化差异的具体研究仍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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