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理论述评 评价恐惧理论及相关研究述评

　　摘要：社交焦虑认知行为模型将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Weeks和Heimberg提出评价恐惧概念并认为，无论是正面评价恐惧还是负面评价恐惧，都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Watson和Friend提出负面评价恐惧至今已有40年，负面评价恐惧的测量工具、遗传特质、注意偏向及其在学习等领域中的应用已有相关研究。而正面评价恐惧的研究才刚刚开展。评价恐惧测量工具的完善、研究内容的拓展、临床干预的充实、跨文化研究的加强等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交焦虑认知行为模型；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惧；正面评价恐惧
　　分类号：B849：C91；R395
　　
　　对他人负面或消极评价的担忧与恐惧称为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FNE)(陈祉妍，2002)：对他人正面或积极评价的担忧与恐惧则称为正面评价恐惧(fear of positiveevaluation，FPE)(Weeks，Heimberg，Rodebaugb，&No.on，2008a；Weeks，Heimberg，&Rodebaugh，2008b)。这两种恐惧统称为评价恐惧(fear ofevaluation，FE)(Weeks et al，2008a/2008b)。早在1974年Page和Yates在其研究中就已经提到评价恐惧，他们认为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不愿意参加评价性调查研究。原因是他们可能害怕他人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随后，Passer(1983)在研究中指出评价恐惧是竞赛特质焦虑的一个重要来源。仔细阅读后我们会发现以上两项研究中所说的评价恐惧实质上仅仅指的是负面评价恐惧，并非本文所说的评价恐惧。Weeks，Rodebaugh，Heimberg，No.on和Jakatdar(2008c)从社会认知角度提出评价恐惧的概念，把其分成负面和正面两个维度，并将之看作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评价恐惧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社交焦虑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对预测社交焦虑、进行临床干预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评价恐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评价恐惧的概念
　　
　　1.1　负面评价恐惧
　　1969年，Watson和Friend提出负面评价恐惧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对他人评价的忧惧，为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性评价的预期”(陈祉妍，2002)。负面评价恐惧描述的是演讲、聚会等情景中广泛的社会评价焦虑。负面评价恐惧的结构不同于社交焦虑，但又与之紧密相关。社交焦虑的产生部分来源于感知到他人负面评价时的反应。当正在或预期参与社交活动时，负面评价恐惧属于与不利评价有关的恐惧感，而社交焦虑属于对这些情景的综合反应(Weeks，Heimberg，Fresco，Hart，&Turk，2005)。社交焦虑个体为了避免潜在的负面评价会做出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包括回避目光接触、减少说话量或降低语调、站在群体的周边等。
　　社交焦虑个体报告了关于自己外表和行为的负面心理表征，特别是表现在唤醒焦虑的社交情景中(coles，Turk Heimberg，＆Fresco，2001)。例如，在即兴演讲或社会交往中，让他们将其行为表现划分等级。结果，社交焦虑个体对自己行为划分的等级要比他人评定的低(Lundh＆Sperling，2002；Rapee&Lim，1992)。负面评价恐惧与这个等级差异有关(Rapee＆Lira，1992；Rodebaugh&Chambless，2002)，即自评与他评的等级差异越大，负面评价恐惧越高。这些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和非社交焦虑个体间存在基本的感知和加工处理差异(Heinrichs&Hofmann，2001)，负面评价恐惧对于社交焦虑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
　　1.2　正面评价恐惧
　　Weeks等(2008a/2008b)提出正面评价恐惧概念，相对于负面评价恐惧，正面评价恐惧是指为他人正面的评价而苦恼和担忧。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Wallace和Alden(1995，1997)。他们认为，在社会交往中表现良好而获得积极社交信号的社交焦虑个体，会觉得他们的社交表现是积极的，从而担心他人会对他们期待更多。然而，他们也深信他们的典型行为表现不会改变。与非社交焦虑个体不同，社交焦虑个体会担心最初的正面评价将会导致后来的负面评价。具体地说，对社交焦虑个体良好的行为表现给予正面反馈，他们会预期在接下来的行为表现中体验到更大的焦虑。相反，当仅仅强调他们的行为没有负面不良表现时，社交焦虑个体则不会预期在接下来的行为表现中体验到更大的焦虑。
　　Weeks等(2008a/2008b)通过研究表明，正面评价恐惧与公众注视恐惧和社会交往焦虑有正相关关系。与其他焦虑障碍的自我报告相比，正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自我报告有较大正相关关系。总之，这些研究强调正面社会反馈对社交焦虑作用的重要性。正面评价恐惧预测接收正面社会反馈时的情感和认知反应，也是社交焦虑的一个认知特征。
　　Wallace和Alden(1995，1997)同时指出，最终的负面评价恐惧解释了初始的正面评价恐惧，这意味着正面评价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结构之间没有差异。而Weeks等(2008b)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和正面评价恐惧是相互独立的结构，并作为评价恐惧的两个维度。社交焦虑个体认为不引起他人注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评价都将导致焦虑体验的产生。因此，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具有重要的作用。
　　2　评价恐惧的理论解释
　　
　　评价恐惧的提出源于社交焦虑研究，因而迄今关于评价恐惧的理论解释也都囿于社交焦虑领域。
　　2.1　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
　　Clark和Wells(1995)、Rapee和Heimberg(1997)提出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来解释社交焦虑个体感知和加工评价性信息的方式，并将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在社会评价情景中，社交焦虑个体会将周围人看作自己的观众。这些观众时时观察他们的外表、言语和行为，同时认为这些观众的本质是喜好评论的，可能会对他们进行负面评价。对于社交焦虑个体来说，最危险的刺激来自周围的观众，最可怕的结果是来自周围观众的负面评价。
　　社交焦虑个体监控自己的外表和行为，如面部表情、姿势、行为以及可能影响外部表现的内部感受。自我监控获得的信息与长时记忆、观众反馈获得的信息综合形成关于自我的印象或表征。但这一心理表征不是个体真实的表达，而是歪曲的表征。它不是个体观察自己后的表征，而是个体感知观众某一时刻如何看待自己的表征。社交焦虑个体形成了关于自己的偏差印象或心理表征，并认为他人也会觉察到这种偏差印象或 心理表征，同时，将他们的注意资源聚焦在这个内部表征和在社会环境中感知到的评价性威胁上。具体地说，注意资源一部分分配给偏差印象或心理表征：一部分分配给监视社会环境中可能产生负面评价的信号，如皱眉、厌倦等。Rapee和Heimberg(1997)进一步指出，社交焦虑个体预设一个较高的行为标准或准则，并认为周围观众以这一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表现。因为社交焦虑个体怀疑他们的能力能否达到这一标准，所以感知负面评价和令人不快的社交后果(如遭到拒绝、地位丧失等)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负面评价的预期导致生理、认知和行为上的焦虑体验，焦虑体验又导致外表、行为自我心理表征的降低，由此造成适应不良的负性反馈回路。
　　2.2　心理进化模型
　　由Gilbert(2001)提出的心理进化模型认为，社交焦虑直接与人类交互作用中的竞争威胁相关。社交焦虑的目的是避免挑战群体中的权威人物、回避他人的负面评价，以此来避免与群体中地位高的人发生冲突，并使自己处在群体中的安全范围内。Gilbert认为社交焦虑是一种进化机制，促进非暴力的人际交往。在心理进化模型中，“感觉地位低下的人可能害怕地位提升，这样可能把他们带到与他人的冲突中，或他们可能害怕在将来不能维持和保护他们的所得。”Gilben将此概念称为“害怕做得好”。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人们过着等级观念明确的群居生活，为了避免与社会等级中地位高的人发生冲突，回避负面评价是为了适应环境。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也尽力回避他人的正面评价，否则其他群体成员会将他们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因此，负面评价恐惧和正面评价恐惧是认知机制，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起到适应作用(Weeks et al。2008e)。
　　2.3　社会等级动力学
　　根据Gilbe~的模型，社交焦虑个体表现出色，获得了正面评价，害怕来自“被挤出等级排列”的人的报复。同样，社会等级动力学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如果一个人的社会获得价值评估比群体中其他成员低，可能引起顺从行为，它的功能是抑制来自更具统治地位成员的威胁。本质上，社交焦虑个体害怕表现出色，因为这会将他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使他们直接参与到社会资源的竞争中。例如，当在群体中提出一个意见并得到积极反馈的社交焦虑个体，可能害怕曾经领导小组讨论的人因为其“喧宾夺主”而对他表示不满，社交焦虑个体会非常关注这一事件对其人际关系的影响。
　　3　评价恐惧的测量
　　
　　目前，关于评价恐惧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法，研究者已开发出多种量表。
　　3.1　负面评价恐惧测量工具
　　负面评价恐惧的量表有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一正向题计分。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与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一正向题计分都来源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3.1.1负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negativeevaluation scale，FNES)
　　FNES采用自我报告法评估社会评价性焦虑的不同维度(如，苦恼、回避、预期)并得到广泛的应用(Collins，Westra，Dozois，＆Stewart。2005)。FNES由30道“是一否”题构成，其中有17道正向题和13道反向题。FNES在大学生和临床样本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高分被试对于轻度的负性社会事件反应更强烈，将之认为更具灾难性(Weeks et a1，2005)。FNES高分者更倾向于回避具有潜在威胁性的社会比较，在评价性情景中会体验到更多的紧张，更关注是否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更多的将他人的面部表情解释为负面的。FNES是测量社交焦虑个体在实施认知行为疗法后态度是否转变的测量工具之一(collins et a1.2005)。
　　虽然FNES较好的测量了负面评价恐惧，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量表题目冗长的项目内容使它成为了效率较低的心理评估工具。其次。量表的灵敏性。量表的“是一否”反应形式过于极端，不能有效反映“是”和“否”之间的状态特征，从而失去了作为测量工具的灵敏性。最后，FNES题目混淆了认知和焦虑情绪成分，如“如果知道了有人在对我评头品足，我会十分紧张不安”，描述的是焦虑特征，不应该包含在量表中。
　　3.1.2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f fear of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BFNES)
　　Leary(1983)开发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弥补了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不足(carleton，McCreary，Norton，&Asmundson，2006)。BFNES有12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1(一点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包括8道正向计分题和4道反向计分题，其中ll道来自FNES。BFNES具有简洁、反应灵敏等优点，高分者更关注是否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更在意他人的负面评价。在大学生和临床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成为在社交焦虑领域广为应用的测量工具。针对FNES的因素结构存在不一致的结论。Leary(1983)的研究认为BFNES是单因素结构(carleton et al。2006)。而Rodebaugh和同事(2004)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BFNES包含两个因素，8道正向题为一个因素，4道反向题为一个因素。Weeks和同事(2005)研究表明两因素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证实了BFNES是包含两因素的结构。我国研究者陈祉妍(2002)初步修订BFNES后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同样也证实了负面评价恐惧的两因素结构。
　　3.1.3　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一正向计分题(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straitforward，BFNE-S)
　　在如FNES等题目较多的量表中可以有效使用反向题来检测被试的反应偏向，但在BFNES等题目较少的量表中使用反向题能否发挥这一作用是值得怀疑的。Rodebaugh等(2004)和Weeks等(2005)的研究发现，BFNES的正向题能有效测量负面评价恐惧，并且与社交焦虑其他量表呈现高相关，对于负面评价恐惧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灵敏性。BFNES的反向题造成混淆和错误的反应，会低估负面评价恐惧效应。Rodebaugh等(2004]和Weeks等(2005)在研究中指出，在大学生和『临床样本中，8道正向计分题比反向计分题更可靠、有效地预测负面评价恐惧。因此，Rodebaugh和Weeks建议使用仅有8道正向计分题的量表施测。BFNE-S在大学生和l临床样本中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3.2　正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scale，FPES)
　　FPES是由Weeks等(2008b)通过理性思维设 计，用来评估正面评价恐惧的概念与结构。该量表包括10道题目，其中有两道反向题，目的是减少总是肯定回答或否定回答的反应偏向，其分数不计在总分内。采用10点计分，从0(一点也不符合)到9(非常符合)。所有的项目都用来描述获得积极评价的相关社交情景，且吸收了社会等级动力学的思想。例如，有些题目描述的群体环境为等级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背景。Weeks等(2008b)对4个年级1711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正面评价恐惧分数呈正态分布且无性别差异，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正面评价恐惧量表得分与社会交往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自我报告法得分呈正相关，且相对于抑郁、广泛性焦虑、担忧的测量，正面评价恐惧与社会交往焦虑具有更强的相关性。这些研究表明，正面评价恐惧量表具有较好的相容效度和区分效度。但FPES是否能有效应用于临床样本、普通人群，是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还未见相关报告。
　　
　　4　评价恐惧的相关研究
　　
　　负面评价恐惧的提出已有40年的历史，很多学者对其做了研究。而正面评价恐惧是新近提出的，对它的研究还未见相关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仅简要介绍负面评价恐惧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负面评价恐惧自身特点的研究和应用研究。
　　4.1　评价恐惧的特征研究
　　4.1.1　负面评价恐惧的遗传性
　　Kendler等人(1992)研究了美国弗吉尼亚州2000多对双胞胎(包括同卵和异卵)多种恐惧症的遗传性，提出社交焦虑的遗传率达51％，说明社交焦虑具有遗传性(刘东台，李小健，2008)。而作为社交焦虑典型认知特征的负面评价恐惧，是否也具有遗传特性?Stein，Jang和Liverslev(2002)以437对双生子(245对同卵双生子和192对异卵双生子)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负面评价恐惧的遗传特性，同时也探讨了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相关人格维度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负面评价恐惧的48％由遗传决定，基因和环境成为负面评价恐惧的主要影响力，负面评价恐惧与顺从、焦虑、社交回避在基因方面有很高的相关。由此可见，负面评价恐惧由遗传和环境两因素共同决定，影响与焦虑相关的人格特质的基因同样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影响。
　　4.1.2　负面评价恐惧的注意偏向
　　认知偏向对焦虑障碍的发展与维持有重要作用。有几种实验范式用来研究社交焦虑者的注意过程。情绪性Stroop任务研究表明，社交焦虑者在威胁性刺激呈现初始时具有高度警戒。在点探测任务中，比较被试对词语与面部表情的反应时发现，社交焦虑个体表现出更多地对生气面孔的注意偏向。进一步研究证实，负面评价恐惧个体也呈现出对生气面部表情的注意偏向。视觉搜索任务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社交焦虑者的注意偏向，社交焦虑者对负性社交线索更关注(B6gelsa&Mansell，2004)。
　　评估选择性注意和注意分散的时间过程的最直接方法是由眼追踪仪器连续地记录眼注视的精确位置。几项研究均运用眼追踪法来评估广泛性焦虑与社交焦虑者在注视情绪性图片时的注意过程。广泛性焦虑障碍个体在实验中更可能注视威胁性刺激而不是中性面孔，在高特质焦虑个体中发现了同样的研究结果。在社交评价性压力条件下，高负面评价恐惧个体表现出了对有情绪表现的面孔的偏向(Bradley，Mogg，＆Millar.2000)。Wieser(2008)运用眼追踪方法对高低负面评价恐惧个体研究也发现，高水平的负面评价恐惧个体更多地注视情绪性的面部表情而非中胜面孔，从而表明这些个体对于情绪性面部表情的注意偏向。同时，对注意分散时间过程的分析表明，高水平的负面评价恐惧个体首先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情绪性的面孔上，而在一个时间间隔后，他们又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中性面孔上。这与过度警戒一回避假说是一致的，即社交焦虑个体对于情绪性面部表情首先关注，然后回避(钱铭怡。陈曦，钟杰，2004)。
　　4.2　负面评价恐惧的应用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学者开始将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应用到其他学科。目前侧重于负面评价恐惧与其他心理特质、学习、社会行为、体育运动、决策等领域的相关研究。由于考试焦虑、助人行为和饮食态度与我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化息息相关，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研究者开展了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助人行为和饮食态度的关系的研究。
　　4.2.1　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
　　考试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被评价的情境，考试焦虑在本质上也是对自我遭到负面评价的担心。特质性的考试焦虑实际上就是对失败的恐惧。而对失败的恐惧在发展上可能来源于父母在孩子失败时给予的批评，即负面评价(陈祉妍，2002)。负面评价恐惧可能是考试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研究者陈祉妍(2002)以初中生为被试探讨了负面评价恐惧和考试焦虑的关系，结果说明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马丽霞和邱亚峰(2004)以高三学生为被试探讨了负面评价恐惧与高考焦虑之间的关系，同样证实了考试焦虑与负面评价恐惧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来证实。
　　4.2.2　负面评价恐惧与助人行为
　　由于羞怯个体在公共场合时高度地监控自己的语言、思维、行为，表现出较强的自我关注，所以此类个体可能为了给他人留下积极、正面的形象而表现出助人行为。但更多的研究表明，羞怯个体表现出较少的助人行为。Karakashian，Walter.Christopher和Lucas(2006)认为这可能与羞怯个体体验着较多的负面评价恐惧有关。羞怯个体报告有更多的对社会负面评价的恐惧，更多的关于他们给同伴留下坏印象的负性偏向思维，对同伴给予的反馈信息更多地进行负面偏向反应。Guyton(1997)在观察孩子的行为习惯后发现，羞怯儿童相对于非羞怯儿童有较低的助人分数。对于此观察结果，她认为，尽管羞怯儿童同情需要帮助的儿童，但他们不能克服行为不当或失败的恐惧，因而没有表现出助人行为(Karakashian et a1，2006)。Hartman(1983)认为羞怯个体存在注意偏向，将注意力都集中于监控他们的行为、思想等，无法将更多注意力分配给其他事物，因而无法看到羞怯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Karakashian et a1，2006)。Karakashian等(2006)以83名大学生为对象，也探讨了负面评价恐惧与助人行为的关系。实验研究表明，在社交和非社交情景中，负面评价恐惧都能预测助人行为，高羞怯或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较少表现出助人行为。
　　4.2.3　负面评价恐惧与饮食态度
　　在横断研究中，首先以非临床样本为被试探索社交焦虑与饮食障碍间的关系。社交焦虑是节食症潜在的危险因素。Paxton，Sehutz，Wertheim 和Muir(1999)认为，为达到社会接受的理想苗条身材而节食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将会获得社会接纳和提高在同伴中的地位，以及减轻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焦虑。Gilbert和Meyer(2003)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负面评价恐惧与节食态度存在联系，而与贪食态度则不存在这种联系。而在临床样本中，高水平的负面评价恐惧不仅存在于神经性厌食个体中，也同样存在于神经性贪食个体中(Hinriehsen，wright，Waller，＆Meyer，2003)。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饮食障碍中，贪食症状经常在节食症后发展起来，因为暴食清除型贪食症比节食症更能降低负面评价恐惧意识。在Hinrichsen等(2003)的研究中，发现了暴食清除型贪食者具有最高水平的社交焦虑。但以上关于社交焦虑与饮食障碍间的关系只是推测，要想明确社交焦虑与节食本质的因果关系，则需运用纵向研究。
　　Gilbert和Meyer(2005)在另一项研究中运用纵向研究方法，以197位女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负面评价恐惧对饮食障碍发展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横断研究中负面评价恐惧与节食障碍存在的关系，在纵向研究中却仅能预测贪食障碍的变化。也即，一旦个体通过发展节食障碍来提升他在同伴中的地位这一机制没有发挥作用，那么他就会以发展贪食症状来应对负面评价恐惧。Gilbert和Meyer(2005)在研究中证明了来自普通人群或好友及亲戚的负面评价恐惧都对个体的节食态度产生影响，但作用不同，来自普通人群的负面评价恐惧更能有效地预测节食杰度。
　　
　　5研究展望
　　
　　Weeks和Heimberg于2008年提出的评价恐惧概念不仅完善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同时在临床干预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关于负面评价恐惧许多学者已对它进行了广泛研究。而正面评价恐惧领域的研究刚初露端倪，因此，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都有待开展和深入。
　　5.1　测量工具的完善
　　国外关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证实其在大学生和临床样本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已成为测量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良好工具，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而正面评价恐惧量表由Weeks等(2008a)编制，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关于正面评价恐惧量表的研究刚刚开始，今后测量工具开发可能面临如下主要任务：(1)量表反向计分题的处理。正面评价恐惧量表包含了两道反向计分题，将其删掉或是反向题正向计分能否提高量表的信效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量表适用人群的扩展。在Weeks等(2008a)的研究中，仅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且多数为女生，这就限制了量表的推广。后续的研究可探讨该量表在临床样本、普通人群中是否也同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否能有效测量正面评价恐惧，进而预测社交焦虑等，均有待深入研究。(3)评价恐惧量表的编制。评价恐惧将负面、正面评价恐惧看作它的两个维度，那么是否可以将负面、正面评价恐惧量表合并或编制一个新的包含负面、正面评价恐惧两个维度的评价恐惧量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5.2　研究内容的拓展
　　已有的负面评价恐惧研究对我们研究评价恐惧有以下几点启示：(1)stein等(2002)通过研究得出负面评价恐惧部分来自遗传，即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和影响了负面评价恐惧，那么正面评价恐惧是否具有遗传特性，则需要实证研究来证明。(2)负面评价恐惧的眼追踪等多项研究已证明，负面评价恐惧者有注意偏向特点，那么评价恐惧，包括正面评价恐惧，是否均有注意偏向，是否也都有记忆、解释等认知偏向，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3)自我意识和自尊影响社交焦虑，而评价恐惧又是社交焦虑的典型特征。那么，自我意识和自尊与评价恐惧是否有关系，有怎样的具体关系，仍需要实证研究来确定。(4)应用领域研究。负面评价恐惧对考试焦虑、饮食态度及助人行为等都有影响。正面评价恐惧对考试焦虑、饮食态度及助人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同样需要大量的研究来验证。
　　5.3　干预研究的充实
　　评价恐惧的提出为社交焦虑的干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当前的研究重点是将认知重组、暴露疗法应用于对负面评价的担忧和恐惧的情形中，而正面评价恐惧却没有得到系统地研究。正面评价恐惧可以用来解释对积极、正面信息的歪曲或错误的认知(Weeks et al，2008a)。社交焦虑障碍者经常将他们的成功解释为与自己的能力或努力没有关系，因此体验不到积极的社交成果。由于错误的认知，积极的信息变得没有意义，个体的负性信念系统(如我不行，别人都不喜欢我等)持续存在。总之，评价恐惧在临床干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表现出色而获得来自他人积极社交信号的社交焦虑个体可能体验着焦虑，之后，他们可能拒绝成功或隐藏所有的进步。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搜集正面评价恐惧相关资料，对正面评价恐惧相关的自动化信念实施认知重建。在暴露疗法中，让社交焦虑个体表达获得正面评价(如获得来自治疗家的赞赏)时的不合理信念并对其进行认知重建，将会促进治疗的成功(Weeks et aI.2008a)。这将是未来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为系统矫治与正面评价恐惧相关的不合理信念提供支持。
　　5.4　跨文化研究的加强
　　国外的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人的评价恐惧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方法指导。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国外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本土的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喜好中庸的、内敛的民族，中国人具有内倾特性，害怕“冒尖、出风头”、害怕“引起他人关注”(刘娟娟，2006)。同时，中华文化是耻感文化，处于该文化中的中国人高度珍视社会关系.格外重视他人的看法和评价，尤其害怕遭到他人的批评、拒绝、嘲笑而使自己在他人面前丢脸。在公共场合或人际交往中，人们既害怕受到积极或正面的评价而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害怕遭到他人的否定或负面的评价而丢失面子。这与Weeks等(2008a／2008b)对评价恐惧描述的情况相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对评价恐惧的研究则较少。国内林雄标和胡赤怡(1997)使用FNE等量表，对50例社交恐怖症(sPH)和65例正常人群的对照研究显示，患者的FNE评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汪向东，1999)。此外，我国学者陈祉妍(2002)对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初步修订也获得良好的信效度，并测得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存在显著相关。但正面评价恐惧量表、评价恐惧的认知特点及应用研究还未曾见到，因而，加强这一领域研究，对了解中国人的社交心理特点、促进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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