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理论 刻板印象从内容模型到系统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摘要　21世纪以来，在刻板印象研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的提出a它通过热情和能力二个维度区分对不同群体的刻板印象。新近的系统模型则将SCM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相结合，并凸现了道德维度，开创性地提出了群际情绪一刻板印象一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ehaviorsfromIntergroupAffect and StereotypesMap，BIASMap)。这一系统模型是对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有意义延伸，同时二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刻板印象内群体与群体间研究的整合性，较之又增添了认知一情绪一行为与刻板印象预测之间的联结。
　　关键词　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CM)；群际情绪一刻板印象一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IASMap)
　　
　　1　引言
　　
　　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人们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的相对固定的观念或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以及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它对人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Gilbert，Fiske&Lindzev,1998；Fiske，2004)。在该研究领域中，普林斯顿大学一直位于前沿位置(佐斌等，2006)。从最初Katz与BraIy(1933)，到Gilbert(1951)、Karlins、Coffman和Waiters(1969)乃至Leslie、Constantine和Fiske(2007)，几乎每20年就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刻板印象调查。Wojciszke(2005)评价这一工作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庞杂工程，但也是意义非凡的工作。进入21世纪，在刻板印象领域中最受瞩目的当属Fiske，Cuddy，Glick和Xu(2002)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Model，SCM)研究，它以热情(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为基础建立二维模型，并通过17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决定外群体的分布假设。同时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刻板印象是混合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测刻板印象，以及刻板印象中普遍存在参照群体偏好以及外群体贬抑四个前提假设(Fiske，Cuday,Glick，&Xu，2002)。SCM在学术引导和实践指导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Cuddy，Fiske和Glick(2007)的新近研究中，进一步将SCM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相结合，开创性地形成了群际情绪一刻板印象一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Map，BIAS Map，Cuddy,Fiske，&Glick’2007)。这一系统模型是对SCM有价值的延伸，同时二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刻板印象内群体与群体间研究盼整合性，因而对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SCM：BIAsMap的基础模型
　　
　　SCM模型是用来描述和预测某一群体在既定社会分类中的框架结构，Fiske等人(1998，2002)指出了群体成员所形成的偏见类型与群体怎样形成其独特的位置认知。依靠热情和能力这两个基准维度，SCM划分了刻板印象中四个群体丛：高热情一高能力群体(High Warmth-Hi曲Competence，HW―HC)、低热情一高能力群体(Low Warmth-HighCompetence，LW-HC)、高热情一低能力群体(HighWarmth-Low Competence，HW-LC)和低热情一低能力群体(Low Warmth-Low Competence，LW-LC)。Fiske等人(2004)通过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HW-HC的代表群体是美国中产阶级等：LW-HC的代表群体是亚裔美国人、犹太人和富人等；HW-LC的代表群体是老人、残疾人和智障者等；LW-LC的代表人物是吸毒者、流浪汉和乞丐等。与此相对应，SCM认为，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群际情绪，它们依次是：对HW-HC群体的赞美情绪(Admiration)、对LW-HC群体的嫉妒情绪(Envy)、HW-LC群体的可怜情绪(Pity)和对LW-LC群体的轻视情绪(Contempt)。
　　Cuddy，Fiske和Glick(2008)认为，对SCM中热情和能力维度的具体评价一般与群际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竞争性密切相关。社会地位对群体的能力评价存在显著预测作用，而竞争性对群体的热情评价也存在显著性预测作用。这一原则在对虚构群体的刻板印象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如Capozza，Trifiletti，Pasin和Durante(2007)与Oldmeadow和Fiske(2007)的研究等。SCM在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比利时、保加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哥斯达黎加、多米尼亚、墨西哥、犹太以色列和穆斯林以色列地区)得到了验证，显现出SCM具有很好的文化普适性和群际关系预测性(Cuddy,Fiske，Kwan,&GHck，inpress)。目前，有关SCM模型研究已经扩展到诸多群体，例如，在Cuddy，Norton和Fiske(2005)对老年群体，Maddux，Galinskv，Cuddy和Polifroni(2008)对亚裔美国人群体的研究，Lee和Fiske(2006)对移民群体的研究，Clausell和Fiske(2005)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Cuddy和Frantz(2008)对女性群体的研究，Esses和Dovidio(2002)对黑人群体的研究，Russell，Fiske和Moore(2007)对精神疾病群体的研究，以及Volpato，Durante和Fiske(2007)对种族群体的研究中都得到很好的验证。
　　
　　3　BIAS Map：基于内群体情感与刻板印象的行为模型
　　
　　SCM深化了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与应用，但是它尚未涵盖行为模式的预测，新近的BIAS Map则将SCM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倾向相结合，并考虑到道德维度的重要性，开创性地形成了群际情绪一刻板印象一行为趋向系统模型。
　　
　　3.1　BIASMap对SCM的继承
　　SCM强调了刻板印象中情绪的矛盾性(陈志霞陈剑峰，2007a)，既然对某一群体的情绪是矛盾的，那么其唤醒的行为是否也是矛盾的呢?BIAS Map恰好可以回答这一问题。HW-LC群体体现了“父权式偏见”(paternalistic prejudice)，例如种族偏见、年龄偏见和性别偏见等。但是这些偏见并不是一味的诋毁或贬抑，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目标群体被描述为缺少帮助和支持。而那些LW-HC群体显现的是“嫉妒偏见”(contemptuous prejudice)，认为其是 高能力但缺乏热情，一些职业女性、女权主义者或女同性恋等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同样，美国被试把亚裔描绘成既充满能力又勤劳但同时缺乏社交性和孤僻冷淡的群体。由于矛盾刻板印象的存在，必然联结着更为复杂的行为系统，而这一点上，SCM并未给出相应的答案，这使得BIAS Map在此基础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即提出不同的偏见均包含二元因素，即否定层面和肯定层面，二者均根植于群体对社会结构的评价。认知维度(刻板印象)、情感维度(情感偏见)和行为维度(歧视)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样具有功能性、预测性和系统性。同时，相对于刻板印象而言，情绪对行为的预测力将更为强大。
　　Leach(2006)认为，有关偏见导致歧视的路径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一些迥然不同的结果，如负性偏见可能引发贬低和疏远，而正性偏见则引发同情、怜悯和帮助。这里，矛盾式偏见评价区别于以往的单纯性偏见模式，识别不同对象的不同评价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和减少各种不同形态的偏见和歧视的概括化与简单化倾向(陈志霞，陈剑峰，2007b)。另外，BIAS Map中的复杂行为还反映在情感的多元化上，Cottrell和Neuberg(2005)以社会功能结构论的方向为切入点，发现虽同为被歧视群体，但其唤起的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情绪反应，如对同性恋和第三世界移民，前者因健康和性取向被歧视，进而唤起厌恶与反感性情绪；后者因贫困和身份被歧视，进而唤起同情和怜悯性情绪。因而，情绪驱动并唤醒不同的行为，BIAS Map在情绪与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上比SCM向前延伸了一大步。
　　
　　3.2　BIASMap的框架结构
　　一直以来，偏见都被认为是三维整体，其中包括认知元素(刻板印象)、情感元素(情感偏见)和行为元素(歧视与污名)(Fiske，2004)。而BIAS Map作为SCM的扩展模型，加入了由热情和能力维度交互作用的情绪与行为结果。其中，根据能力和热情的高低所引发的行为反应包括主动助长(activefacilitation)(例如，帮助与保护)、主动伤害(active harm)(例如，攻击与反抗)、被动助长(passivefacilitation)(例如，合作与关联)与被动伤害(passive harm)(例如，忽略与漠视)(如图1所示)。
　　进一步讲，BIAS Map首先假定热情是首要维度，知觉到的热情唤醒积极性行为，如果群体被判断为热情，则引发主动助长(如帮助行为)，否则导致主动伤害(如攻击行为)。在处于从属位置的能力维度上，如果群体被判断为高能力则唤起被动助长(如合作行为)，否则引发被动伤害(如忽视和忽略行为)。BIAS Map正是将群际情绪一刻板印象一行为趋向形成统一的系统模型，图2是在SCM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的BIAS Map模型示意图。
　　在BIAS Map中，对于行为的划分按照两个不同的维度：主动―被动与助长一伤害。第一个维度中，主动特征为直接的、外在的、公然的和强烈的；而被动特征为间接的、隐秘的、不强烈的和回避的。反映在歧视领域，前者诸如鄙视、公然的抵抗与反对；而后者显现更多的是隐蔽性偏见，如委婉地拒绝雇佣与录用、巧妙地拒绝提供帮助等。而在第二个维度中，助长引发表面的赞同行为，伤害则产生对该群体的有害结果。结合以上维度，所划分的四种结果包括主动助长(其目标是有益的，包括雇佣、合作、帮助、支持，具有积极性情感主义取向)；主动伤害(包括伤害其目标，使用群体符号或边界给予伤害，进一步使得偏见合法化)；被动助长(行为是被动的，以容忍和其他目标为导向，为了长远目标或共同利益而采取合作和促进，是典型的工具主义取向)和被动伤害(忽略、漠视、回避以及消极应对)。
　　
　　
　　
　　3.3　道德维度的凸显
　　尽管大量的刻板印象研究证实了能力和热情的作用，但是，Wojciszke(2008)发现，刻板印象还涉及到道德维度，Leach，Ellemers和Barreto(2007)也通过一系列实验把SCM与道德联系到一起。这里，道德(Morality)是指诚实、可靠和正直。以上研究者认为，应把SCM中的热情改为社会性(Sociability)，并强调在内群体维度中应最重视道德因素，而能力和社会性应次之。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道德在内群体评价中的重要性要高于对能力和社交性的评价，同时内群体道德影响了群体水平的自我概念，这些与积极评价相关，在对内群体的维度中应最为重视道德因素，而能力和社会性次之。研究发现，尽管一些内群体认为，相比较外群体而言，内群体缺乏能力、社会性或声望，但他们一致认为内群体较他群体而言，其道德和品质是更良好的，这是首位的。Mosquera、Manstead和Fisher(2002)发现，西班牙和荷兰大学生都分别认为对方群体没有本群体更诚实和可信。在其他的一些跨文化研究中也发现了相类似的结果，即被试在各个因素中最快速联想的是道德因素的好坏与否，然后据此为依据判断其他维度。事实上，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是进一步开展内群体关联的崭新一步，也是SCM与BIASMap的新视角，在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尤其应进一步展开道德维度的研究。
　　
　　3.4　BIASMap的进一步验证
　　目前，对于BIAS Map的验证已经在进行，其中不仅有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也有力图使用不同方法加以验证的研究。
　　Maddux等人(2008)在BIAS Map的基础上证明对亚裔群体刻板印象中的否定态度、情感与行为具有重要关联性，并认为现实主义威胁是联结类似少数民族群体刻板印象的重要机制。他们发现，美国白人对于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既包括积极一面，例如认为他们聪明、有能力、雄心勃勃、努力工作、精确、自律和勤奋等；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亚裔美国人狡猾、害羞、自私、缺乏热情和社交性，不喜欢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Maddux(2008)强调，消极态度与行为的出现是因为美国白人时常感到外群体的现实主义威胁，其中包括可能的工作机会、教育、经济和政治机会的竞争，正是现实主义危机导致了对亚裔群体产生否定消极的态度和情感，当然这种否定消极是具有矛盾性的刻板印象。Lin等人(2005)发现，反亚裔美国人刻板印象区别于能力与社会性维度，反亚裔美国人刻板印象量表(The Scale of Anti-Asian AmericanStereotypes，SAAAS)通过131条种族态度条目化约为25个条目，通过3个高校的222名美国大学生被试证明，对亚裔的偏见不是轻蔑的人种偏见而是认为其能力高但社交性弱的矛盾偏见，这一点是与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因而被试对两个族群的态度和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些对BIAS Map的验证从归因角度出发。 基本归因偏差(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被认为是一种动机性的自我服务型偏差(Self ServingAttribution Error)，但SCM和BIAS Map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群体的归因偏见模式不一定遵从了基本归因偏差，而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模式匹配模式，Glick(2007)称其为是“刻板印象证实性归因偏差”(Stereotype-ConfkrmingAttribution BiaS)，即刻板印象偏差不是单纯的单一性归因，而是根据态度、情绪和行为结果的匹配所获得。
　　也有一些研究力图在个体神经生理水平上加以操作，试图证明热情和能力维度是否在大脑皮层与各区域间有无反映。如Todorov(2005，2007)想要证明人们是否可以通过面孔来很快的判断能力和热情，甚至假设认为面对高地位、高能力的竞争者可能刺激杏仁核警惕系统(Amygdala"s VigilanceSystem)。这些假设都围绕着SCM和BIASMap可能潜在受到神经系统中不同区域的影响。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系统的介入，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lMRI)和神经心理学方法对刻板印象的内容模型验证也正在深入的开展研究(Cuddy,Fiske&Glick,2008)。
　　
　　4　从SCM到BIAS Map：研究意义与未来发展方向
　　
　　4.1　对SCM到BIASMap的简要评价
　　受当代全球化的影响，来自于不同范畴和类别的群体越来越趋于融合与统一，然而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别属性依然存在，并无任何显著的消减之势。单就社会地位而言的各群体间的鸿沟依然存在，并不断裂化为不同群体。Massey(2007)认为，这种看似戏剧性的分化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在各种群体群雄逐鹿的时代，群体间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产生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见和歧视。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刻板印象、偏见及其模式也在发生改变。在全球一致的“消除偏见与歧视”的呼声中，早期的研究强调的是偏见与歧视的单一化模式，即偏见一定是负面和消极的，其引导的行为必然是歧视、贬低和排斥。而21世纪初期SCM模型和新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际情绪一刻板印象一行为趋向系统模型的BIAS Map则给人类开拓了刻板印象研究的新视域。它区别于以往的单纯性刻板印象理论，而是提出了识别不同群体与不同偏见评价的刻板印象、态度和行为框架，这种有效细分杜绝了以往的偏见单一化模式，对于防止和干预各种不同形态的偏见和歧视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在理论意义上，SCM使用热情与能力维度预测社会地位和竞争，并因此唤醒了不同的情绪，如羡慕、嫉妒、可怜和反感。BIAS Map在此基础上更系统地预测了不同的行为，如主动或被动与有利或有害。SCM和BIAS Map的工作强调了热情和能力是群体刻板印象的核心，它们是引发不同行为的起源，进而形塑了不同的情感与行为反应。SCM和BIAS Map的有机结合关注群际和内群体，证明热情和能力是不同目标、不同知觉者和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判断的统一维度，其起源于社会结构这一变量，进而引发情感和行为结果。它们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无论对方群体是朋友还是对手，只关注其是否能实现本群体利益最大化，因此这些刻板印象是功能化的，人们从身份线索中推断能力和热情特征以及内群体的竞争性。SCM和BIASMap的研究开启了刻板印象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篇章，借助它我们可以窥见内群体、群际知觉与互动中内隐认知的多样性。因而，当下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会集中于内群体归因、SCM和BIASMap模型中的神经系统验证、对自我知觉的热情-能力维度的研究等。
　　在实践指导方面，传统的偏见被认为是单维度的反感和憎恶，其策略多关注于减少或削减偏见，而BIAS Map却发现，当被歧视群体的社会地位达到与自己群体平衡或者更高的时候，其知觉到的偏见会发生改变。所以，偏见的削减策略不在于减少某一个群体的负性特征，而在于强调群体被知觉到的方面比自我群体更优越，尤其是这些群体与有限的资源相联结的时候。也就是说，欲图削减对某个群体的偏见，重点不是让其他群体减少对该群体负性特征的认知，而是强化这一遭到歧视的目标群体对于其他群体来讲具有强大的贡献，而且对于其他群体没有更多的资源竞争和机会剥夺。这对于在实践中削减偏见、弱化歧视、干预污名将提供具体的指导意义。
　　简言之，SCM的优点在于通过不同文化样本的实证性研究将复杂的刻板印象内容化约为热情和能力两个基本维度，而BIAS Map的最大创新点在于将SCM模型和情绪与行为做进一步的联结，使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不断推向深入，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不同地域和观念结构之间的跨文化研究。这说明，相对于以往的SCM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BIAS Map研究更加有助于揭示内群体与群体间态度的复杂性和内在心理过程，体现了社会心理学对于刻板印象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其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将刻板印象从态度、情绪到行为的整体结合提出了进一步的探索模式，同时对于偏见的缓解和消除起到了有效与细化的参考作用。
　　
　　4.2　尚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设想
　　尽管如此，现有的BIAS Map模型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尚需要进一步深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模型的态势问题。BIAS Map模型是固化静止还是运动平移的，这是急需纳入视野的研究问题。对此，Maddux(2008)假设了模型的移动性，他认为模型可能更需要延展其研究群体，以考察群体评价的移动性。按照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刻板印象的维度一般来自于人际互动和群际互动，当人们遇到其他个人和群体时总是本能地从行为意图和能力来进行区分，因而形成热情与能力的维度划分，而如果继续强化其某一维度，则可能带来另一维度的移动。如针对贫困群体而言，如果启动其高能力因素，那么对于热情维度是否静止不变，还是被试会有“此消彼长”的态度。这提示该模型下一步研究需要从动态的模式中去寻找新的生长点。
　　其二，模型中尚未启动相关的人格联结。对刻板印象的模型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格因素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如个体对于现实地位或身份是否可以更改的信念与态度，甚至与知觉者个人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高低等也存在一定关联。这提示研究者模型的进一步发展中可能朝入格方面加以细化。
　　其三，模型对于认知自动化的解释。当今研究更加强调的外界情境，态度影响也依靠外界联系，认为自群体和与之无显著竞争性的群体就不会被认为充满否定性，那么群体的刻板印象源于目标群体的自动化或无意识反应是如何阐释的呢，这提示BIAS Map之后的方向将朝着个体水平推进，更多地突出知觉者的内部心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其四，中介变量的穷尽性。SCM与BIAS Map的优点正在于其选择简单的维度来析化复杂的问题，但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一些讨论，如Oldmeadow(2007)的研究显示，社会结构与跨文化稳定性之间是有相关的，刻板印象合法的提供了社会阶层的分层系统，尽管地位和能力之间具有强联系，但是中介变量不一定是地位和热情，而可能是不平等的意识形态、观念或态度。
　　论及未来与中国情境的对接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维度在BIAS Map中已经凸显，但尚未强化其重要程度。在中国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维度划分中道德维将预计占据重要位置，起到重要的推动性作用，这提示今后的中国内地本土化研究应该纳入道德维。
　　其二，目前17个国家与地区的跨文化研究中，中国样本是以香港样本为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虽具有一定说明性，但较之复杂的中国内地的偏见与歧视问题，仍需要大量的关于中国内地内的样本验证。如香港为代表的中国样本中有诸如“菲律宾雇佣”、“教会人员”等群体，而这些在大陆群体中其不具备典型性。相反，“农民工”、“农民”等中国内地普遍意义的群体尚未纳入研究之中。因而，中国内地本土的SCM和BIASMap的研究将具有独特的意义。
　　其三，无论是SCM还是BIASMap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模型建构和方法验证上，对于现实情境问题的研究和干预计划尚未启动，而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诸多偏见和歧视性现象层出不穷，无论是SCM还是BIASMap完全有可能与中国这一大的样本场域进行对接，可以通过诸多方法获取干预效果的验证，如对于受偏见的目标群通过实验启动被试对其能力、热情，甚至道德维的高评价，用以判断对于偏见态度与行为消减之效果，进而用于整体社会消减偏见与歧视问题的干预性实践。
　　总之，未来SCM和BIASMap在中国场域的研究将进一步推动刻板印象模型研究的工作，同时对于我国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干预工作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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