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色收藏者的告白信]悲喜人生

　　我收藏革命文物的爱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主要是建党前后至“七?七事变”之前的文物。前不久，经解放军出版社筛选，成书《红色典藏》，其中收录了我300多件藏品。 　　
　　80年代至90年代初，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对文物资科进行电脑检索，管理人员弃掉了一批他们认为没时代价值的文字资料。如果从收藏研究角度看，文字资料性文物信息量更大更直接更准确。我就在那时转入了资料收藏。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个体生活共同构筑的画卷，每一个个体生活的真实记录都是构成历史的珍贵材料。
　　在江西苏区发现的一大批中央苏区时期的文物中，有苏区文件、早期党报、党刊，有红军家信，有军政的信函和大量的路条等。当翻阅到两封红军家信时，一下吸引住了我。入伍数月的红军战士梁昌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儿在外只有坚决一致的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才能保障分田胜利。”红军战士王金竹给在地方工作的哥哥的信中写道: “希望你在家要拿出列宁青年的艰苦精神来领导千、百、万个劳苦群众一同到前线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争取五次 (反)‘围剿’的决战全部胜利，这是唯一希望兄要做到的事件。”信末尾都写有“革命胜利之礼”。看完这些，我的心被深深震撼。我们不能参与那场民族解放，但这些宝贵的文物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有力见证。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地收藏这些细节，世世代代不要忘记他们。从此抢救这些文物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情结的牵引下，我的每一次收藏都满怀着庄严和神圣。比如，一枚中华苏维埃时期铁制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它便于行军作战时携带，历经战火，能随时在严酷和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作为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的客观条件，那是革命者信仰坚定的象征。1930年苏维埃政府编印的《红军歌曲集》中，有一首“十送郎歌”。歌中唱道：“十送郎十里亭，嘱咐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回家转，再要同妹行长情”，直白地唱出了为了革命成功，男女青年宁愿舍弃爱情的高尚情操。翻了身的劳苦大众自动组织起来，给红军捐钱捐物，妇女为红军洗衣送饭，青年男女踊跃参军请缨杀敌，儿童为红色政权站岗放哨……这一切都带给我无尽的思索，无穷的感动。
　　渐渐地，我把收藏红色文物看作一项责任，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寻觅红色宝物。听说江西老区在进行拆老房建新房的新农村建设，从旧房墙缝、梁洞中拆出一些革命文物，我便赶去了。节假日期间，我又数次专程赴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访问老红军、红军后代和老区群众，收藏红色文物。经过历史的风霜雪雨之后，红色文物更显得弥足珍贵，但老区人民还是热情地将他们几辈珍藏的上百件文物转让给我。老赤卫队员将其保存的赤卫队袖章、老担架队员将其担架队队标无偿送我。一位红军后代将《红军歌曲集》转让了出去，听说我要出红色文物集子，又几经周折找回来并托人送到北京。
　　多年的收藏和研究让我悟出，中国历史几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最为壮观、最为可歌可泣，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当时环境恶劣，这段历史留下的文物可能残缺或品相不尽完美，也不比当今拍卖的“皇帝御批御览”装饰豪华、有经济价值，但它们记载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是无与伦比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
　　在收藏和研究红色资料的过程中，我对成立了90年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需要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时，从1927年起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农民的拥戴。就像红军长征途中，“剿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奇伟日记中所写，当他询问乾（干）人为什么不喜欢国军，而喜欢红军时，乾人回答：“红军到时，只打土豪，国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乱砍树木、竹林，颇惹人怨。” 乾人声音是：“我们宁愿红军来！”
　　收藏品中有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早期共产党员恽代英的讲课笔记。他在给学生讲政治课时，当学员问：“中国革命的目的及其所用方法，为什么和外国的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恽代英回答：“中国目前是为了要求全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信仰。
　　看着这些文物，让人感到信仰的真实。读着这些革命者的文字，我如身临革命之境。
　　有军事科学院专家评价我的藏品，“是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献和史料，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是对革命文献资料收集的贡献。”
　　我想，如果能通过这些藏品为历史画卷补遗于万一，为帮助青少年一代树立信仰，那将是对收藏者最大的安慰。
　　（编辑  冯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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