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开北京的日子 离开父母的日子

　　1969年4月15日是个大风天,北京的春天多为这样的天气,大风夹着沙尘让人想起“秋风扫落叶”的情景,以至于我一直把这一天当作秋风萧瑟的季节。我童年的朋友认真地纠正了我的错误,他说,我们的父母们是在春天去干校的,不是秋天。那一天是4月15日。我以日记为证!
　　好吧,下面是我的记忆:我的父亲母亲就在这一天在北京一条名叫仓夹道的狭窄马路上,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是高帮的,墨绿色,形状如现在运牲口的那种车。我的父母手脚并用地从车的尾部爬上去,自觉自愿地靠在前面的人身后,然后摸索到车帮,并尽量扩大“阵地”。直至胸口抵着车帮,能用力地探头向我们张望――我们是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即将离开父母独自留在北京。我发现车上每一个人的神态都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亢奋、激动、沉默、无奈种种。我的父母属于后者,这让我的心底掠过一丝凉意,并有尖锐的痛感,宛如一枚锋利的刀片轻轻划过。
　　我很痛恨自己有那样的感觉,我为自己惭愧。其实现场的气氛是欢跃的、跳动的,犹如一组组蒙太奇镜头,车身四周包裹着红色的布质条幅,上面用黑墨涂着斗大的字: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耳边响起喧嚣的锣鼓、夸张的口号、尖利的汽车喇叭,周边是嘈杂沸腾的人群,红旗被风刮得飒飒作响,不时掠过我的眼前,让我时而感到红彤彤的温暖,时而感到血乎乎的恐惧。我从此没有了父母的呵护,可我融入了革命的海洋,尽管我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也从没见过什么海洋。
　　
　　车子载走了父母,留下的只有他们依依不舍的眼神和5岁的弟弟。从此以后,我便成了五七干校的家属,我的命运和五七干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父母每周一封来信很少谈及自己在干校的情况,最多的总是叮咛我如何看护弟弟和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父亲每每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出我回信中的错别字。我的语文成绩因此大幅度提高,我很感谢父亲的指点和严格要求。等我自己若干年以后当了编辑,才知道这既是对女儿的爱护,也是老报人眼里不揉沙子的职业病。
　　父母给我的任务是管好自己还有照看好弟弟,我的弟弟长相俊朗,在家十分霸道,在外面温顺如绵羊。他被父母放在官园附近的团中央幼儿园里,我的任务就是每周一次到那里去看他,然后写一封信向父母汇报。看弟弟的时候,我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买一些果丹皮、小糖豆、爆米花一类当时市场上仅有的小零食给他,他常常是一把抓过去,擦擦鼻涕,狼吞虎咽地咽下,然后结结巴巴地向我叙述一周来在幼儿园的种种遭遇:什么玩具被人抢啦,饭吃不饱啦,大孩子欺负他啦等等。看他脸上身上一道道的伤痕就知道这并非谎言。有一次洗澡,他从老师怀中不小心滑落下来,眼睛磕在澡盆边上,鲜血从眼角流淌下来。这下老师也吓得不轻,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伤得十分巧妙,划痕不在眼睛里,而是在眼皮上。从此以后,他的右眼上方就留下一道疤痕,与现代整容术中的划双眼皮相差无几,弟弟因此变得更加俊朗。父母看到我写的信后,坐在五七干校田埂上痛哭不已,没想到自己的“大作”还有催泪弹作用。
　　
　　 父母走了以后,我住在为干校家属办的少年之家,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仿佛是一艘诺亚方舟,令人诧异地远离了“文革”的暴风骤雨,行进在安详宁静的航道上。我们少年之家的家长叫殷明,原《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厂长。其实他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只不过在一帮孩子面前,暴躁就变成了可爱的东西。一次,某男生从外面弄回来一只猫,引得大家兴奋不已,男生女生都围拢过去。这时殷明从办公室里出来了,扯着嗓子喊:站队,大家排好队!那时,排队是经常的事,连父亲母亲这样的大人都经常排队,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了。大家站好一排,殷家长就来训话了:你们知道吗?养猫是什么行为?是资产阶级的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男的养猫是小姐,女的养猫是少爷!他大概气糊涂了,连男女都搞错了。人人笑得前仰后合,队伍也因此逶迤扭曲,像一条没有冻僵的蛇。
　　从此,殷明的绰号就是“男的养猫是小姐。”
　　少年之家还有一个小刘叔叔,他经常和王越打乒乓球。王越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比我大,胸部十分丰满,打乒乓球时经常做出很威武的造型,两个乳房也跟着一蹦一跳十分活跃。小刘叔叔最喜欢和她打球,我就是忠实的观众兼裁判,站在球台边一丝不苟地给他们记分。小刘叔叔是报社的印刷工人,属领导阶级,长着一对快乐的小虎牙,样子就不像工宣队里其他人那么吓人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小刘叔叔是看上了王越,才找她打球,我傻了吧唧充当了电灯泡。后来,反省自己一天到晚跟在他们后面,究竟有没有喜欢小刘叔叔的成分,自己也不敢否认。
　　比较关注我的是大史叔叔,他可不是什么外交部的大使,而是我们少年之家食堂的炊事员。顺便说一句,当时的炊事员可比大使神气,他掌管着我们的嘴巴和肚子。那时,一个人每月的粮食是定量的,里面还分为细粮和粗粮,细粮里又分成米和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个刚从上海来的小女孩,就认准了大米饭,不管是小站米还是籼米,非米饭不能下咽,非米饭不能吃饱。有了米饭,就是拌点白菜汤也能吃一大碗,没有米饭连人都打不起精神来。每次排到食堂的打饭窗口,我就要一两米饭一个馒头,这样混着吃可以维持一个月每天都吃到一顿米饭。而大史叔叔高大肥硕的身体这时就出现了,他接过我的饭盒,铁铲飞快地在饭上一剁,给我的那一坨保管是最大的。我把所有的菜汤都倒进去也拌不下,这时我的馒头往往就可以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送给小刘或者王越了。
　　
　　我们也偷偷溜回家去,少年之家的饭有钟点,可我们的胃是没有时间观念的,经常蛊惑着我们的味觉和嗅觉,不知不觉就溜到那空无一人,却还有一袋半袋粮食的家去。回家以后,望着那些面粉黄豆等未经加工的粮食又有点发呆,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才好。终拗不过饥肠辘辘的滋味,我们的灵感就这样迸发出来,从儿时的奶粉和现实的大字报糨糊那里得到启发,我们可以把面粉调得黏糊糊的,最好再往里面加一勺糖,然后放在煤气灶上煮,边煮边用小勺搅,搅好以后就跟贴大字报的糨糊一样黏稠了,怎么吃怎么有滋味。黄豆可以放在铁锅里炒,等它劈啪作响的时候就是七八成熟了。来不及吃完,我们就打包带回少年之家。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我们虽然整天在少年之家附近乱逛,但是我们是有组织的――三里屯一中(现北京机械工程学院附中),是因为停课闹革命我们才被放逐出来的。一旦有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或者揪出重大走资派,或者外国友人来京要到机场列队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类,我们还是要去学校排队。不知道为什么,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总是在晚间发表,因此我们被叫到学校去的时间也总是在晚间。少年之家离学校有四五站路,半夜时分才能解散回来。
　　
　　关于父母的回忆现在只能留在心里,他们都上五七干校去了,我们这些五七干校的家属留在北京。好日子如此这般只过了不到一年,1969年11月少年之家解散,我们这帮牛鬼蛇神的小崽子们,统统被轰到位于河南潢川的黄湖五七干校去了。
　　编辑/麻 雯mawen2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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