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的表述方式,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波澜壮阔的画卷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是《社会主义五百年》丛书第三卷。其作者是于幼军同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幼军与黎元江合作出版了《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卷。该书以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自1516年英国人莫尔发表空想社会主义首部著作《乌托邦》以降，至马克思恩格斯携手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并推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过程。这本书，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方式，赢得了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普遍欢迎，1985年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88年又获第二届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
　　1993年9月，《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二卷出版。该书主要讲述的是苏联的诞生与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五四运动前夕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这段历史。此书的出版，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时隔18年，在政坛经受长期历练和重大波折之后，于幼军独力续写了《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鉴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兴起迄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作者在推出这部新著时，将丛书整体名称更名为《社会主义五百年》，并对前两卷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补修改，分别命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
　　作为丛书的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沿袭了前两卷所采用的章回演义的体裁风格。在内容上，则从前两卷以社会主义思想史为主线，调整为“四史合一”，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大视野、全方位、多层次，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出从五四运动爆发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这40多年间，中华大地发生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四史”每个方面，展开写，都是大文章，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要把它们熔为一炉，写作难度不小。
　　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比如同样以上述时间段为对象，我比较了作为“正史”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册，时间跨度是1921年到1949年，近80万字的篇幅；第二卷上下册从1949年写到1978年，近百万字篇幅，其中1949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段，占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多，也是70万字左右。
　　而于著时间跨度从1919年到1965年，40多年的历史，仅仅58万字。但他又能把问题讲清楚，讲透彻。作者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关键是抓住“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主题，突出社会主义作为思想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比如抗战八年，全书浓墨重彩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作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社会革命的理论，而又不完全照搬书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创新发展。
　　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论及史才必须具备的三长：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兼而有之更难。”
　　如果说处理史料彰显了作者善于驾驭史料，善于抓住问题核心，善于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的才能，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对材料的甄别与选用，显示出作者“学”的一面。在后记中，作者自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查找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阅读了有关书籍以及论文史料等约三四千万字，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摘录，还到许多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和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实地考察。正是在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辨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部史书，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一方面，如何评述这一史实，更能见出作者的功力与见识。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是一件大事情。在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后，我们看作者是怎么评述的。一方面作者充分肯定了“三大改造”作为社会大变革，没有如苏联那样在强制推进农业集体化采取的暴力和专政手段，没有引发社会大震荡的同时，另一方面，作者引述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得出“三大改造”起步过早、改变过快、推进过急、工作过粗的结论。
　　作者表述的主题是严肃的，但是作者表现的方式却是通俗的。全书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章回演义体，每回以上、下对仗的联句做标题，以充满思辨色彩的五言诗或七言诗为结尾，读起来既发人深省，又趣味盎然。
　　为了增强作品的吸引力，让更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够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艰辛的发展历程，作者还运用了许多文学表现手法，比如细节的描写，人物间的冲突，场面的再现等。仍然以“五一口号”的提出为例，作者讲了一个小段子。此时中央驻扎在西柏坡。周恩来接到一封电报：“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电报是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发来的。廖承志天性乐观豁达、爱开玩笑。但是如果不是当时党内民主气氛浓厚，他也不敢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开这样的玩笑吧？
　　人物间的冲突与场面的再现，在全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国民党一大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者不是简单地写大会通过这个决议，而写出了各方面发言者??包括李大钊、胡汉民、汪精卫、毛泽东、廖仲恺、林森等历史人物??围绕此展开的讨论与冲突。对“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高层各方面的反映的描写，也很生动。
　　都说现在进入读图时代。虽然有些夸张，但图片的选用，也能冲淡单一文字带来的阅读的沉闷。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可圈可点。这同样增加了这部著作的可读性。
　　章实斋曾经说过，“能具史实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心术也。”
　　这种“心术”，体现在《社会主义在中国》，一言以蔽之，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笔者向来认为，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应该学点马列经典著作；青年人则应该熟悉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但是除了少数党史爱好者外，更多的青年读者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也就限于教科书。教科书因为其体例等原因，对历史的表述也有其局限。而大量的“正史”则因其篇幅过于庞大，表述太严肃，大概除了专业的研究者外，很难走近一般的青年读者。《社会主义在中国》填补了政治通俗读物的空白，投入市场短短数月就不胫而走，行销十多万套，不能不说与作者选择了大众化的表述方式有直接关系。相信《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唤起更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
　　走过30余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了人生与事业沉浮挫折的于幼军，对共产主义信念，对科学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然初衷不改，信念坚定，并增添了睿智和力量。
　　正是这种睿智和力量，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作者才能以巨大的毅力，躲进小楼（房）成一统，在国家图书馆，潜心研究，自成一家之言，结果就是“书读进去了，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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