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历史

5000年历史篇一：中国五千年历史

中国五千年历史

中国的历史可往前追溯五千年，自盘古开天，经过了：原始时期—黄帝—唐—虞—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新—东汉—三国时代—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代年数长短排序(不含动乱时代，如五代、三国时代)

最长：周朝，东西周合并为八百五十六年(西元前1111年至西元前256年)，共传三十五主。

第二：商朝，共六百四十年，(西元前1751年至西元前1111年)，共传二十八主。 第三：夏朝，共四百三十二年，(西元前2183年至西元前1752年)，共传十七主。 第四：汉朝，东西汉合并为四百一十年(西元前206年至西元8年(西汉)西元25年至西元220年)，共传二十四主。

第五：宋朝，南北宋合并为三百二十年(西元960年至西元1279年)，共传十八主。 第六：唐朝，共二百九十年(西元618年至西元907年)，共传二十主。

第七：明朝，共二百七十七年(西元1368年至西元1644年)，共传十六主。 第八：清朝，共二百六十八年(西元1644年至西元1911年)，共传十主。

第九：晋朝，东西晋合并为一百五十六年(西元265年至西元420年)，共传十五主。 第十：黄帝，约一百年(西元前2690年至西元前2590年)及唐朝(尧)，约一百年(西元前2333年至西元前2234年)。

第十一：元朝，共九十年(西元1279年至西元1368年)共传十一主。

第十二：虞朝，约五十年(西元前2233年至西元前2184年)。

第十三：隋朝，共三十八年(西元581年至西元618年)，共传三主。

最短：秦朝，共十五年(西元前221年至西元前206年)，共传三主；新朝，共十五年(西元9年至西元23年)，共传一主。

朝代疆域大小排序(只排前十一名)

最大：元朝；世祖时期：统有中国本部及蒙古、东北、高丽、吐蕃、安南等地，另有四大汗国。疆域东抵日本海，南连安南，北至西伯利亚，西尽亚洲，西北跨越欧洲，版土广阔为历朝之最。(蒙古西征所建四大汗国最后灭亡时在西元一四八○年。)

第二：清朝；高宗(弘历时期—即干隆年间)：东抵太平洋，西逾葱岭至帕米尔高原，北至蒙古、西伯利亚，南被南洋，为亚东第一大国。

第三：唐朝；高宗(李治)时期：东至朝鲜南部，西至今俄属中亚，南至越南中部，北至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第四：西汉朝；武帝时期：东至朝鲜北部，西至新疆，南至日南，北至大漠。

第五：明朝；成祖(朱棣)时期(永乐年间)：疏凿运河，修筑长城；开拓西南，远征塞北；郑和多次远航，促进南洋开发；锐意经营东北，声誉远迈前代。疆域东至苦夷(库页岛)，西至哈密，南至交趾，北至大漠。

第六：秦朝；始皇帝时期：东至辽东，西至临洮，南至象郡，北至九原。

第七：北宋朝；太宗(赵光义)时期：北至河北中部的瓦桥关和晋北雁门，与契丹为邻。西至陇东，与党项(夏)、吐蕃为邻。西南至大渡河，与大理国相接。南至交州。

第八：西周朝；宣王时：西起陇东，东至鲁、苏，南抵鄂北，北达冀、辽。

第九：商朝；武丁(高宗)中兴时期：约为今河南、河北的大部，山东、山西、陜西和安徽的一部分。

第十：夏朝；少康中兴时期：约为今河南大部，山西中南部和陜西、河北、山东的一部

分。

第十一：黄帝、唐、虞；黄帝时期：东至于海，西至崆峒(甘肃平凉)，南至长江，北与荤粥为邻。

5000年历史篇二：中外历史大事时间对照表 距今5000年前-1912

中外历史大事时间对照表

5000年历史篇三：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著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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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重要演化进程之一 －－古代文明的起源或复杂社会的初现一直

是学术界普遍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演化和发展规律，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本文在综合近年来考古学材料和全新世环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全新世中期—大约5500aB.P.前后的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1. 5 500a B.P.气候事件

研究表明，5 500aB.P.前后气候转变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之一。如在太平洋地区，沉寂已久的ENSO气候开始重新活动；在欧洲，全新世最适宜期停止活动的阿尔卑斯山冰川在5300 aB.P.前开始发育（许靖华，1998）；在非洲大约5 500 a B.P.前后发生了变幅大、影响广、发生突然的“撒哈拉干旱”事件（Perry etal.，2000）或“气候危机”（demenocal et al.，2000），并直接导致了非洲地区全新世最适宜期的结束（demenocal etal.，2000）；在两河流域，对波斯湾海底沉积物堆积通量的变化分析表明，5 500 aB.P.前后发生的重要气候转变（赫尔佐克，1998）。在中国地区，5 500 aB.P.前后的气候事件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施雅风等，1992）；如在我国西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的冰川发生冰进（王靖泰，1981），墩德冰芯记录也肯定了冰峰出现于5300 a B.P.前后（姚檀栋等，1997） ；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全新世古土壤在6 000-5 000a

B.P.发育中断，反映了一次较为明显环境变化（Huang et al.，2000）；内蒙古岱海在5 500 a B.P.左右出现低湖面（王苏民，1990）；北京地区5 600±100 a B.P.前后云杉花粉再次繁盛（孔昭宸等，1982） ；在宁镇一带大约5 800-5 000 a B.P.，对剖面孢粉分析，推算当时气温下降值比现在低1-2ºC或3-4ºC，冷锋时可达5-6ºC （徐馨，1984）；杭嘉湖平原的孢粉研究也表明低温值的高峰大约发生在5 445 a B.P.（施少华，1993）；这次降温事件在考古学上称为仰韶中期的寒冷期（吕厚远，1991）。

2. 5 500aBP前后的考古学现象

研究表明全新世中期-5 500 a B.P.前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如在西亚两河流域，5 500 aB.P.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在非洲，涅伽达文化II的早期，即5 500 a B.P.前后，一个个以灌溉为基础的地方灌溉区文明—“诺姆文明”开始出现；在秘鲁海岸，大约5 800 aB.P.以后不久原始居民开始建筑庙宇；同样在秘鲁，尽管高地农业耕作已经几千年，但当地先民开始同时食用农产品和海产品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上述太平洋地区ENSO气候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在智利北海岸大致同一时期，原始居民的文化也开始明显复杂化；在日本，Jomon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型建筑物的修建、埋葬上所体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代表高级身份、限制分配的商品的开始出现等（Sandweisset al.，1998）。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龙山文化开始取代仰韶文化，社会开始酝酿变革。首先是社会群体内部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接着社群之间也出现分化，在考古学遗存中出现中心聚落和贵族墓葬（严文明，2000），如大地湾晚期遗址，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牛河梁、东山嘴以及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出现的一些功能特殊、规格较高、面积较大的聚落或遗址群。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随葬武器开始成为时尚，以前的墓很少用武器随葬，而到了这一时期，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江浙的菘泽文化、安徽的薛家岗文化和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则普遍用制作精良的石钺随葬，可能表明战争开始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严文明，2000），这一时期城堡的出现（Sandweisset al.，1998）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最早的城址当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其具体年代尚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其次是河南郑州西山土城，距今约5 300-4800 a B.P.，属仰韶晚期（杨 清，1997）。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山城址发掘的10多个坑内发现仍弃的完整或散乱的人骨，其中一些人骨明显呈挣扎状，有的尸骨不全，身首异处，可能说明当时氏族间掠

夺性战争的情况（杨 清，1997）。这些考古学现象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开始复杂化，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出现，或者说中国古代文明开始起源。

3．5500a B.P.气候事件对文明起源的可能影响

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和考古学现象在发生时间上一致性，暗示气候转变与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存在某种联系，但由于目前考古学材料和测年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气候环境变迁对古文化演化影响的机制和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学者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西亚两河流域，研究者认为5500aB.P.干旱事件导致先前比较分散的住民向两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带聚居，从为灌溉系统的修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最终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赫尔佐克，1998）；气候转变在尼罗河流域古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可能与西亚地区类似。

对于这次气候事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机制可能比较复杂，鉴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作者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由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

研究表明仰韶早中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当时中纬度地区陆地上的温度可较现代高2 -3°C以上，我国东部平均气温较现代高2.5°C（施雅风等，1992）。这一时期是我国原始人口增长和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经过这次增长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史前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人口规模。

随着5 500 aB.P.前后的降温，史前中国掀起了新的一轮移民浪潮。这次移民与仰韶早中期的移民不同，早期的移民一般是扩张或殖民性的，是为了解决各宜居地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是从中心地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疏散多余的人口，迁徙的方式是和平牧歌式的（曹兵武，2000）；而这次迁徙主要表现为从四周向中心地带迁徙，从高地向变干后适合住居的低地迁徙，迁徙的结果是对新资源的开发，意味着多个社会共同体对同一资源的瓜分。在这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另外，5500aB.P.前后降温直接导致的粮食减产，也大大增加了人口压力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中晚期出现了牛河梁和东山嘴遗址、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大地湾遗址，它们的出现除了与原始宗教可能有关外，更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文化调整。首先，资源紧张也会导致私有观念的产生，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促进复杂社会的产生；另外，一些宗教设施的出现还可能与先民对环境转变所带来生产上一些不利因素的反映有关，因为比起前气候最适宜期，5500 aB.P.以后的气候则不如前期风调雨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古人可能通过宗教上的一些仪式来乞求风调雨顺，以保丰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气候虽然发生转变，但毕竟是发生在全新世适宜期中的气候转变，因此不足以对人类活动产生特别不利的影响，相反一定程度的气候转变带来的刺激反而可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此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中国古代的气候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五千年的岁月承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全部历程。我国已故杰出科学家竺可桢，从浩如烟海、帙卷繁杂的地方志、二十四史、古诗文集、古游记、古地理书籍以及历代私人笔记等文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中，对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有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6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正值新石器时代晚期，整个华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大约高3—5℃，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一派亚热带风光。1921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挖掘出带有彩色的陶器和手工磨制的石器生产工具等。这些文物经放射性碳—14测定，距

今约六七千年，史学家称之为“仰韶文化”。在西安附近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獐和竹鼠等亚热带动物和竹林。可以认定，“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地区是暖湿气候。考古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古址，发现了10万多件甲骨文，还有大象、虎、豹、貘、水牛、野猪和熊等典型的热带动物残骸。河南古代称“豫州”，简称“豫”，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殷墟是殷代故都。同一时期在河北阳原地区和陕西也挖掘出大象的残骸。证明3000多年前，我国华北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曾呈现出谷牧兴旺，人畜繁盛的景象，史称“殷墟时代”。这一温暖期持续了约2000多年。

第一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公元前850年间，即西周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903年和897年的周孝王时，长江支流汉水两度结冰，接着又发生大旱。当时西安的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奴隶主让奴隶取河冰贮入冰窖，以备奴隶主夏天消暑降温之用。周朝初期的寒冷只持续了150年。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的东周春秋时代到公元前初的秦汉时代。这个时期我国气候普遍转暖。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98、590和545年的冬天，鲁国（今山东省）未出现结冰现象，以至连宫廷王室也找不到用于夏季消暑降温的冰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提到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柑桔在长江中游地区广泛种植，桑树遍布鲁国；竹、梅等亚热带植物在渭水流域也很茂盛。秦朝和西汉气候继续温暖，物候生长发育要比清初早3个星期，说明这一时期，整个亚热带北界比现在更偏北。这次温暖期大约持续了800年之久。

第二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三国时代，曹操在铜雀台（河北临樟）种橘，只开花不结果，气候已比汉武帝时（第二个温暖期）寒冷。公元225年，曹丕到淮河的广陵（今淮阴）视察兵士演习。由于严寒，淮河突然结冰，演习只得停止。这是目前所知的历史时期第一次淮河结冰。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和军队。据考证，当时气温比现在低3℃。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南朝都城建邺（今南京），曾在覆舟山建有冰房，用以食物保鲜防腐，供宫廷皇族享用。这说明当时南京比现在冷。北朝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中关于黄河流域的物候记载比现在迟2—4周。这次寒冷期长达600年，比第一次寒冷期长450年左右。 第三次温暖期出在公元600年到1000年（隋唐时代）。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空前繁荣的朝代。由于气候特别温暖湿润，连年风调雨顺，自然灾害较少，使唐朝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7世纪中后期的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今西安）无雪无冰。天宝年间，唐明皇为取悦宠妃杨玉环，下令地方数日马不停蹄地从四川进贡鲜荔枝。有诗人杜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和另一诗人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火绿，新雨枝头荔枝熟”为证。在诗人杜甫所做的诗及宋乐史中都曾写到，唐代开元末年，四川江陵向皇宫进贡的贡品中有柑桔，唐玄宗李隆基下旨把吃过的柑桔籽种于宫中。这批柑桔树于天宝十年秋结果，其品味之佳与四川江陵所产柑桔一样。这说明在

公元八、九世纪时，西安气候相当温暖。

第三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1000年的北宋到公元1200年的南宋时期。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在一首咏杏花诗中写道：“关中幸无梅，赖尔充鼎和”意指杏花充为北方之花王。柑桔只能耐-8℃的低温，梅树只能耐-14℃的低温。同时代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在他的咏梅诗中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嘲笑北方人到南方后指梅为杏。此时，中原一带已不能种植梅树，表明唐、宋两朝的气候有很大差异。

十二世纪初，寒冷加剧。是时，金人入侵华北，占据了淮河和秦岭以北，定现在的北京为国都。北宋灭亡后，宋皇族定都杭州为南宋。公元1111年冬，位居江浙之间的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通行车马。国都杭州冰雪频繁出现，寒冷的天气把柑桔全部冻死。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大成在10月20日到北京，见西山遍地皆雪，遂赋诗记念。苏州南运河冬季结冰和北京10月降大雪，在历史上均属罕见，但在十二世纪，却是寻常之事。

第四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1200年到1300年。12世纪，在中华大地上，严寒不再肆虐。在1200、1213、1216和1220年，杭州地区无冰雪天气。著名道士丘处机曾长住北京，他于公元1224年寒食节作《寒食节》，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与现在北京的气候很接近。隋唐时代，河南的博爱、陕西的西安和凤翔都设有竹监司来管理竹园，到南宋初气候转冷后，除凤翔外，皆因没有竹出产而被取消。公元1268—1292年的元朝初期，西安和博爱重新设竹监司衙门，这是当地气候转暖的又一明证。不过，这次转暖只持续了一百年左右，是我国历史时期四次温暖期中最短的一次。

第四次寒期是从公元1400年开始。在以后的近600年中，我国最寒冷时期出现在十七世纪，其间，尤以公元1650—1700年最为寒冷。在这50年中，太湖、汉水和淮河结冰四次，洞庭湖结冰3次，长江几乎封冻。鄱阳湖虽湖面广阔、纬度偏南但也曾出现结冰现象。我国热带地区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冰雪出现频繁。建于唐朝，经营长达千年之久的江西省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的两次强烈寒冬中完全毁掉。

研究表明，我国近五千气候变迁的特点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低。从生物分布可以看出这一变化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群；在第二个温暖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到了第三次温暖期，就只有长江以南的淅江、广东、云南等地区有象群了。而在近五千年中的四次寒冷期正好与四次温暖期相反，寒冷期的时间长度越来越来长，寒冷程度越来越烈。

研究我国气候变迁史以掌握过去气候变化规律，是进行气候长期预报的基础。同时，这项研究能使我们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避免灾害性气候的影响，更好地适应自然。而气候环境以及气候变化对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的影响则是史学家们颇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转引)

中国远古气候比现在温暖是毫无疑问地，有如下事实：

1.花粉分析表明仰韶时代亚热带北界在永定河-汾河-关中平原北缘

2.殷墟附近发现有大象犀牛残骸

3.沈括同学在延安地下发现古代竹子“悉化为石”，此乃化石一词来源

就是和唐宋比起来，现在的气温也是很低的，比如荔枝。唐宋四川是荔枝的重要产地，杨贵妃的荔枝就是从四川来的，而现在四川仍有荔枝古树，但由于气候寒冷已经不能挂果，于是乎才出来岭南千里迢迢送荔枝的附会；再比如荔枝谱说福建荔枝唐宋时代甲天下，但今天由于气候原因福建荔枝品质早已不能和岭南荔枝比。

不是全球变暖么？可为啥中国以前就那么暖和涅？俺也是半瓶子水，说说俺的猜想。据说撒哈拉沙漠的成因是这样的，上个冰期结束后融化的冰水在北欧形成了巨大的冰川湖，冰水导致形成高气压带，于是中纬度的西风急流(jet stream)被迫向南移动，给撒哈拉地区带来降水。后来冰坝崩溃（参看动画片ice age II），冰水入海，西风急流恢复正常，于是撒哈拉就变成了沙漠。同样原因，美国西南部几千年以前也是温暖湿润的，但现在也成了沙漠。西伯利亚据说同样形成了巨大的冰川湖，中国古代气候变化会不会经历过同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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