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最富乞丐村 [“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调查]

　　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外出乞讨现象渐成规模。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
　　
　　小寨的另类成名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有数据显示:2009年小寨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同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小寨村现任村支书杨金忠将贫穷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小寨村人均占用耕地不足一亩。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尕猴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名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有人说,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乞讨)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英寸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打动了李尕猴。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不是为了乞讨而出远门,但回家的路上,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又去乞讨了。
　　2005年,李玉平在他曾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李玉平的劝讨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
　　李玉平坦言,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他的心灵触动极大。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是因为“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提前。
　　事实上,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为生活所迫而行乞者消失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元旦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
　　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据他观察,1999年前后,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但通过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化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匠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劳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因为生活困难而被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可以佐证“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的事实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乞讨财富神话不存在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小寨这座被妖魔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大多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被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体报道来自甘肃岷县的流浪乞讨者,手背上刺有梅花点状刺青,网络盛传乞丐们将在成都召开“丐帮大会”,结果被证实“丐帮梅花印”之说“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仅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李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09年,济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个乞讨者到岷县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踪了。最终被证实是小寨人的仅为5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也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并开始经营百货生意。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几个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小寨村的救赎之路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小寨留给驻村干部杨维科的印象并不坏。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在放假期间,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殖等致富方式。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是暂时的,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题头照片:通往小寨的道路上,随处可见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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