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_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北欧：累进税率“控富济贫” 　　北欧各国是闻名于世的富裕国家,其均贫富的水平,令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钦羡,这首要归功于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在许多北欧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政策。
　　以瑞典为例,对于社会上所有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由国家负担75%的工资。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收入差不多,因此因病致贫、失业致贫等现象并不多。
　　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财源,其实都来自北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累进税制由国家实行均衡分配。许多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了70%～80%。
　　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
　　芬兰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了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
　　
　　巴西：“低快高慢”的工资增长模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就曾创造了年平均增长10.1%的“巴西奇迹”。但由于政府没有实施合理的分配政策,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巴西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2003年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后,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优先目标,就职当天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零饥饿”计划不仅限于向贫困家庭发放基本食品,而且还鼓励发展家庭农业,为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教育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饮水和卫生条件,目的是使贫困家庭通过政府的救助提高自身脱贫能力,融入社会发展进程。
　　每年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压低高收入者的工资涨幅也是巴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自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巴西最低工资额增幅已达15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增幅达到53.46%。自2003年~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31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新加坡和阿根廷：公共福利稳定仇富情绪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日益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有恶化的趋势,联合国去年进行的全球性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发现,香港、新加坡、美国等上世纪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区或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新加坡,由于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公共事业开支,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不严重。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一面通过取消遗产税吸引亚洲资金,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政府对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提升低薪工人的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供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等方式控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南美的“新富”国家阿根廷,贫富差距也十分突出,但也没有因此造成穷人明显的“仇富”心态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激烈矛盾。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非常重视在卫生和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使贫困阶层的温饱和基本生活有可靠保障,因此不容易产生仇视富人和社会的心态。此外,阿根廷政府每年都向低收入阶层民众发放各种津贴,最近还决定向非正式劳工(黑工)和失业者的每个未成年子女发放180比索的补贴,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
　　在阿根廷的劳资关系中,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无条件倾向劳工利益,劳工最低工资每年都保持上涨。这种做法虽然造成了对劳工的过度保障和纵容,对阿根廷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造成不利影响,却使劳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证,因此阿根廷的劳工并不仇视企业家和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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