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而未富:谁挤压了我们的上升空间?]演说家 勤劳不能致富

　　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 　　“大国崛起”的背后,三大社会现实如同暗礁,成为中国人追求财富和理想生活之敌: 　　一是上行遇阻的社会。个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碍,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的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二是正在板结的阶层。现在有十大阶层和1838种职业,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贫富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成为与公众争利的利益集团。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落差过渡到富二代和穷二代,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阶层对立与仇视日益加重。
　　三是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进取的动力和机制保障缺失,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奢、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赌……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而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进行艰难而深入的改革。
　　
　　上行受阻的社会
　　和正在板结的阶层
　　
　　从穷忙到穷懒
　　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诡谲波折,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圈,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们,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如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险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一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
　　
　　还富于民:下一步的机会?
　　
　　上世纪80年代的机会在沿海,90年代的机会在下海,21世纪头10年的机会在互联网蓝海。2009年之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国富民不强――还富于民
　　举国盛况办奥运迎国庆,跟平民口袋关系不大,算完账一看,都是花钱的事――国家真有钱。财政部年初制定的目标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6.5万亿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5.4万亿元。有一位白领向朋友诉苦说:“我每年的个人所得税都要给国家交两万元,太高,还不如少干点。”这是典型的“未富先懒”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汪同三表示,2009年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3%,超过了“保八”任务的要求,2010年增长速度会恢复到9%甚至更高一点。
　　几年前,沿海城市尝试过给市民“发红包”,也有媒体叫嚷国企要给人民“分红”,这都是“红眼病”,国家有钱了,不吐点出来人民不高兴。经济危机一来,缓解了这种争端,同舟共济,再创佳绩。有人曾戏言,总统是美国最大的CEO,中国也有最大的老板,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
　　如何还富于民?无外乎三:一是增加民众收入,调整税收的合理性;二是让民众少花钱,降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比重,义务教育不收费和农业税停收都是良好而积极信号;三是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应倾向于提高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当民众手里有了钱,整个经济消费体系才能继续水涨船高。而现在,房价高企已使得整个消费体系变得畸形,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供房,损害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一旦买了房,也就安稳过日子,没有继续奋斗的目标了。
　　中国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钱、环游世界、中国世界第一。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上行动力,但在钱的问题上的现实际遇又让他们伤透了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买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国旅游,孩子上最优质的学校,花得起入校费;而你还是个工薪阶层,创业无果、兼职未遂,跑不过CPI、通胀、房价和个人所得税,沦为“穷忙”。将富未富的人则遭遇“伪中产”,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来越像个假命题,富者支配更多资源,穷者承受更多压力。
　　多年前畅销的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钱的无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惧和贪婪的产生。一个医生,想多挣些钱来更好地养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费,这就使每个人的医疗支出增加。由于医生提高收费,则律师也提高收费;由于律师提高收费,学校老师也想增加收入,这就迫使政府提高税收。这样一环套一环,不久,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可怕的鸿沟,混乱就会爆发。当鸿沟大到了极点时,一个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同样身在其中,这种历史一再重演,因为人们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只是记住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没有记住教训。”
　　有人在考虑,现今的中国还能不能诞生像潘石屹这样从平民奋斗起来的富豪,还能产生多少个潘石屹,会不会出现“先富杀后富”的情形?
　　后发优势在于个人的资源、经验和行动尚未变现,却与前人享受着同步的机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旦变现,很快就进入历史上新的平台期。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机会无处不在,尤将伴随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每一步。是继续懒下去还是以懒待劳,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
　　 (摘自《新周刊》2009年第21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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