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海婴】

　　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他在北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他出生在上海，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他是周海婴。 　　在朋友和同事眼中，他是个和善、低调的人。尽管一生都无法脱离父亲鲁迅的光环，但他坚持己任、默默无闻、淡泊名利。
　　他曾用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并于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从此走上严谨的科研道路。
　　我有幸在一个阳春三月，在他生前，采访了他，当时被告知要在他家里做采访。那时，甚是激动。我在想：鲁迅先生的后代，到底该是什么样子？
　　他给我们开门。
　　他看上去身材匀称，话语温和，一脸的恬然。他家里的摆设和布置也都很朴素。当时，他谈吐诙谐自然，有问必答，兴致很高。谈到小时候与鲁迅先生在一起的一件件趣事，已经七十多岁的他，时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满脸的幸福。
　　他坦然表示他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甚至必须承受社会的某些偏见，但是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的专业人才，他并不觉得给父亲丢了脸。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自己的专业和方向，这不影响他爱自己的父亲母亲。
　　 那次，他为笔者讲述了他与父母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了一些令人动容的往事。
　　
　　我是意外降临到这个世界的
　　
　　我是1929年9月在上海出生的。
　　母亲后来跟我讲得很清楚，她说当时我们家的生活环境并不安全，她和父亲能够在上海住十年，可以说是他们想不到的，到上海之前他们曾住在广州、厦门。
　　那时候他们在北平的生活颠沛流离，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从生活角度讲，父母觉得自己安定不了，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没有必要的保障。所以他们觉得有个孩子不仅会带来拖累，而且以后不能带来良好的抚养、教育，甚至会带来生命危险，所以他们不想要。
　　可是他们失败了。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算是高龄产妇，是顺产，不是剖宫产，但是我是被钳子夹出来的。
　　我出生后，父母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小红象”。这个名字是有些来历的。大家都知道，“白象”非常名贵，也非常稀有，我母亲曾经爱称我父亲为“白象”。那么既然父亲是“象”，“象”的后代自然是“小象”，小孩生下来皮肤红润，红皮肤的“象”一定就是“小红象”了嘛。这样的一个爱称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
　　“海婴”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取的，他曾经说是给小孩的名字，长大了可以不用。在非常时期，为了安全，我的名字用的是周渊，从十二岁用到了十七八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觉得自己解放了，名字也应该解放，于是又用回我原来的名字“海婴”，这个名字也是对我父亲一个很好的纪念，而且在全国重名的很少。
　　
　　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大家的眼里，我父亲是一个既严厉、又严肃的人，可是小时候，我并不怕我父亲。
　　其实，父亲的严厉仅仅是大家从他的文章里边感觉到的，因为父亲的文章一方面是唤醒人民，另外，他的文章矛头是对着敌人的，如果单凭他的文章来看，尤其是后期的杂文，他是很锋利的，他的笔像刀、像手枪，或者像武器一样，可他这是对待敌人，所以你不能把他对待敌人的方式方法和态度来看成他对敌人之外的人的方式方法和态度。
　　我感觉父亲对我跟普通家庭的父亲一样，甚至更和蔼。我记得当时他从没有对我大声喝叱过，反而说话一直都很温和。男孩子小时候都调皮，父亲如果看我不乖的时候，他就拿起一个纸卷来，轻轻地在我屁股上打打，这完全是一个威慑作用。
　　我曾经问过和我父亲交往的老人，还有父亲的弟弟，大家都说从来没看见过父亲对人发脾气，甚至该生气的时候也没看见过他生气，他顶多不说话，沉默而已。
　　父亲对我的教育很讲究。
　　因为回过头来想我父亲，他虽然是从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出来的，可是他接触了很多文明，很多科学，后来还到日本去学习，他对人生、对儿童心理都琢磨得比较透彻。
　　父亲给我一个允许我自由发展的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又不伤害我。
　　记得小时候我爱看马戏团表演。有一次我听到父亲说要去看马戏团表演，也谈到带我一起去，于是我很兴奋，可是到了晚上，父母他们自己去了，没有带我去，当时我就大哭一场。后来才知道，他们觉得我太小，怕晚上猛兽出来会刺激我脆弱的神经，受惊。
　　之后，他们另外找了个礼拜天下午，让我去看了小丑、杂技等儿童节目多一些的表演节目。如此考量儿童的心理，做了父母的人一定都感触深切。
　　除此之外，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也很用心。
　　那时候我的保姆许妈对我说，孩子要孝敬父母，不要吵父母。我就想：怎么做才能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孝敬呢？想了半天，有一次，我偶然看见父亲把烟插在烟嘴里头，他当时已五十多岁，眼睛有点花了，插的时候很费劲，我就想我可以帮助父亲插烟嘴啊。从此，我每天早上上学之前一定走到他的床前，看他的烟放在哪儿，然后小心地替他插好。
　　父亲有一句话叫“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很多人问这是不是鲁迅先生因我有感而写，我觉得有可能是。父亲去世比较早，我没有机会和他去探讨，但根据母亲和别人的交谈，我觉得可以看出父亲任何一段话，或者一首诗，大多局限于某一点，所以常有人说他对儿子怎么样，对社会怎么样。他这么一句话，可以说对我是这样，对整个社会也是这样。
　　他去世之前写了一篇遗言，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埋掉就拉倒，不要做纪念，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不要做空头美术家等，他的这些想法，算是他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态度吧。
　　
　　父亲在婚姻中的习惯
　　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很多人看来，我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耐人寻味，堪称经典。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我父母之间有时候是师生的情谊，父亲很尊敬母亲，他从来不随随便便地，也不大声嚷嚷，他们两人都很平和，喜欢平心静气地谈论问题。
　　有时候我母亲像护士一样照顾父亲，比如说父亲身体不好，病了，躺在床上，母亲就会给他送一碗稀粥或汤。我父亲喜欢喝茶，我母亲就亲手缝了一个茶套，把茶壶套起来，觉得这样可以保温时间长一些。生活中他们这样的关怀和默契有很多很多。
　　我想这可能就是标准比较高的爱情。我不记得他们两人拌过嘴，因为我父亲对有些事情感到不愉快时，他就不说话了。
　　其实父亲这样的习惯也深深影响着我。
　　我和我老伴这几十年都没有强烈地吵过架，最多是发生一些误会，不再讲下去就到头了，以后再解释，如果水涨船高地争论，那必定造成吵架，甚至极大的不快。
　　后来，母亲跟我说，她为了父亲成为一个家庭妇女，话语之间似乎多多少少也有些想法。母亲曾经给父亲说过，她想出去工作，但我父亲放下笔，叹一口气：你去工作我就不能在家里很安心地写作。母亲权衡这个利弊，就放弃了。我母亲在学校里是学习的尖子，又是一个学生会主席，是很能干的，但她放弃了人生中的这一部分，选择了全心照顾父亲和家庭。
　　我父亲在后期有那么大的成就，是离不开母亲做出的牺牲的。后来我父亲病重，一直到去世以后，我母亲重新开始，发挥自己的力量。母亲是一个只要她觉得该她付出，就会全身心投入，认为一切都值得的女人。
　　
　　我母亲去世以后，
　　周总理对我说：我太粗心了
　　
　　因为父亲去世早，母亲对我很疼爱，照顾得也很周到，但她并不溺爱我。
　　我有哮喘病，是过敏性的哮喘，在南方的上海，尤其是春秋天，花粉这样的东西就会使得我过敏，到了晚上越发地重，每晚只好坐着、半躺着睡觉。我母亲常扶着我，陪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早上天亮的时候我慢慢平复，正常了，可是不能上学，因为体质和体力都达不到。有时候有朋友来看我的母亲，女性比较多，他们说看这孩子好好的，又能说话又能吃的，留在家里怎么不去上学呀。我母亲也不给大家解释那么多，最多说“他生病了”，他们觉得我不发烧怎么不上学呢，就觉得是我母亲溺爱我。其实并非如此。
　　当时生活条件很困难，母亲希望我在发育期间多吃点瘦肉，于是买来的肉都是我吃瘦肉，她吃肥肉。现在人们不喜欢吃肥肉就扔掉，那时候一点肥肉也很可贵。我看到母亲吃肥肉，我就跟她说，你也吃点瘦肉呀。她就说“我喜欢吃肥肉”，这使得我安心地把几口瘦肉吃下去。有人问起我，你妈妈喜欢吃什么，我就脱口而出“我妈妈喜欢吃肥肉”。这造成了许多误会，后来她到朋友家吃饭，人家就拼命给她夹肥肉，我母亲还觉得很奇怪。最后这个谜解开了，那时我虽然很小，但是听懂后心里还是很惭愧。
　　母亲在抗日时的事迹让我终生难忘。她被敌人抓去关了七十六天，对她严刑拷问，她却没有屈服。
　　当时我母亲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我那时候十二岁多一点，对整个事情比较清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母亲开始做一些准备，她把一些书和杂志都烧掉，我也帮助烧，另外她的通信本、地址本等藏在了隔壁的邻居家，她还告诉我，一旦有什么事情，哪些药是我常吃的，另外让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报信。
　　日本人是半夜来抓我母亲的，日本宪兵加上狗腿子翻译，在家里搜查了一遍以后，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打了包，从半夜大概１点钟来搜捕，一直到早上，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我母亲，把上海抗日的文化界所有人士一网打尽。此后她被关了七十六天，这七十六天里她遭受了严刑拷打，什么坐老虎凳呀、鞭子抽呀等，在那个时期都用到了我母亲身上。还有一种是脱光衣服临路，拉到大街上，说，你不是有名的许广平吗？让大家羞辱你。还有一个练柔道的日本宪兵，把我母亲当作沙袋，摔得半死不活。最高级的刑罚，好像现在也很少用，就是用电，脚和手上，用一个小盒子，里面有电压、电流，使得你的痛苦感由轻到重，非常残忍。
　　我母亲被释放之后，两个膝盖，以及关节，都是青黑，就是通过电极把这两个膝盖烧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她后来步行非常艰难。
　　“文革”期间，大家都以为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应在周总理的保护名单里，后来我看了一个名单，没有我母亲的名字。周总理在我母亲去世以后，对我说：我太粗心了。
　　
　　我想对人们说：我叫周海婴
　　
　　我很深刻地记得，上学时，有一次我走到同学那儿，他们正在为打桥牌的规则在争论，我过去一听他们争论得不符合打桥牌的规则，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觉得我讲得很有道理，就信服了，我看了两眼也就走了，头尾大概不过五分钟的事。结果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鲁迅的儿子，就传开了，等传到学校领导那儿，领导就找我了，说你谁谁的儿子，应该好好学习，不要沉沦在游戏当中，你桥牌要少打，甚至不要打桥牌等，我无可解释，有口难辩。
　　后来，我就不涉足这些方面了。我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只加入了摄影学会搞摄影。因为这是正当的，学校有一些体育活动比如说运动会呀什么的，我可以去拍照，人们认为那是正当的，其他的活动我都不参加。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是父亲给我的巨大阴影。
　　所以每当有人提起“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或者“鲁迅的光环”这类话题，我总是觉得很别扭。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觉得鲁迅的孩子在大家心中应该有一个状态，就是先入为主设定一个模子，人们都用这个模子来套你。你如果出乎这个模子之外，或小于这个模子，他们就不满意，他们希望你很乖，你身体很好，如果你越轨了，他就觉得你不对。我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感到有压力，感到自己在为别人活着，像一个木偶一样，别人牵线，才能动。这样生活很没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像上面我讲的，我自己的喜好也常根据别人的判断来取舍。
　　我还有一个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一见面，好像在动物园看动物一样指点，这是长颈鹿，这是北极熊，这是熊猫，这是周海婴，这是鲁迅的儿子……鲁迅的儿子你以前很小的，现在这么大了……这让我很不舒服。那么多年了，我当然大了，好像我应该一直那么小着给你们看。我想我也有自己的工作，我有我自己的专业和成绩，我叫周海婴。
　　
　　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我值得
　　
　　我没有继承父亲的财产，但是对于出版社对父亲著作权的侵犯，我无法忍受。
　　过去我母亲总是希望，包括大家也这么想，希望有一个鲁迅博物馆或纪念馆来纪念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老是盼望有这么一个机构，后来真的有了。有了以后，我母亲当然很愿意把她所有关于父亲的东西都放到博物馆里面，目的她说得很清楚，就是给大家研究学习，展览等。这些遗物是一种精神财富，通过这个遗物她可以看到父亲当时的生活，这些遗物也折射着父亲的思想。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遗物捐出去以后可以更好地保存，保管，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条件，放在家里有些东西会变霉、发潮，有的还被虫蛀、老鼠啃等。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些原因，比如说国庆，或毛泽东的生日等，想捐献一些表表自己的心意，就把别人送给我父亲的画（当然这个本来就不属于鲁迅本身的文化）、手稿等，拿出去捐了。
　　这样下来，我家所有的东西都拿出去了，包括我父亲的房产。我父亲在绍兴把祖上的房子卖掉，之后在北京买了八道湾，八道湾是二十七间房子，两座院子，他后来被弟弟周作人赶出来了，这个房子就被周作人占领了。父亲自己又买了一个房子，就是现在的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有十一间房子，基本上是一个半小院。像这样的房产我们都捐掉了，还有所有父亲的手稿等，我们也捐掉了，除此之外，一大段时间父亲的稿费、版税，我们也捐掉了，捐的钱，旧历当时是两亿，相当于现在的两万，还有五根金条，每一根是十两，我粗粗计算了一下，这些捐献的钱，不算房产和文物，相当于现在四千个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
　　因此，我现在维护版权，为了父亲的肖像权、冠名权等主张我的权利，有些人就用一些话来贬我，说周海婴爱钱。我捐献了大量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我还在乎现在几百几千块钱吗？他们实际上是在掩饰他们侵占鲁迅精神方面财产的行为。
　　鲁迅的思想是属于全民的，鲁迅的作品是流传于社会的，我们捐献的东西是我们无偿地献出来的，但是你不能因此剥夺我们的继承权。我们继承来的所得，我们愿意捐献，这是我们的权利，你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个权利。鲁迅的冠名权和肖像权是属于我们的。鲁迅是一个人，他的精神，他的精神的名誉，人格的继承，没有国有化，国家不可能占有他，他不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条河流，不是矿产，不是发掘的文物，这些应该是国家的，但鲁迅他不是这些，他怎么会被收归国有呢？现在有一种思想，好像鲁迅是大家可以用的，甚至鲁迅的任何东西私人都可以用，私人都可以拿来赚钱。其实这是不允许的。国家的学校，国家的机构，比如说鲁迅公园，或者一些使用鲁迅名字命名的机构，这个我们没有异议；但是你私人用鲁迅来赢利，这个没有经过我们允许，我觉得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主张得不是很清楚，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包括我自己的努力，这样的问题会慢慢地解决。有些人问我，说你打这些官司是不是很吃力？我说这些官司我可以不打，我打这些官司我认为我是一个出头鸟，我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我值得，我是为了国家的法律，为国家的法制，我愿意作出牺牲来维护这些权利。我现在不被人家理解，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儿子的婚事，我受母亲影响很大
　　
　　我们家庭对婚姻的态度是自由的，因为我母亲给我讲过只要自己确定对方是好的，就可以交往。我爱人当时属于“资产阶级”，她家里经商，如果按当时的门第和阶级讲，我们俩不可能也不应该结婚，可是我母亲并不反对。我们开始交朋友，后来谈恋爱，一直到最后结婚，母亲都很赞成，没有勉强，她没有说因为她自己是革命者，思想很先进，她的儿媳妇就不能是别的阶级，别的家庭的，必须像过去那种党员找党员，团员找团员的模式。
　　到了我孩子们的婚事，几个孩子我一个也不干涉，我像母亲一样，只有一条：对方确实是符合你需要的，你所喜欢的，都可以。我的大儿子是在日本谈恋爱，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知道了，觉得委屈。因为我以前有这种想法，认为掩饰一些事情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诚，是不老实。当然现在看起来他们在日本谈恋爱是很正常很正当的，但我想当时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也不会去干涉。■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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