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我对张闻天的忏悔】 张闻天故居

　　“欢迎你过来。我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先生说。随后，何方先生的夫人宋以敏女士告诉我地址，并详细地向我描述如何到顺义。 　　何方先生由于与张闻天在一起工作十余年，能采访他，实为难得。
　　见到何方先生是2010年12月7日，他住在顺义的一个安静的小区，宋以敏女士热情地在小区门口迎接我们。虽然还是早晨，宋女士仍一再建议我们中午留下吃饭，她说：“我们家难得来一回年轻人。”
　　虽然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何方先生却依然精神矍铄，讲述往事坦然平和，对于别人最回避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他都一一予以认真回答。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一时糊涂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何方192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抗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先后在承德、哈尔滨、双城、东丰、辽阳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两人最后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耄耋之年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我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张闻天的人生轨迹。会上，彭德怀的一封信引发了庐山会议议题由纠正“左”的错误转向了反右。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也并不关心会议情况。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是作为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给中央办公厅的机要交通员送到庐山，每天一包。有时也同他带上山的政治秘书萧扬通通电话，问问他们还需要什么。
　　我的印象是，萧扬没有提出过还要什么，估计会议提供的材料就已经够看的了。只是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萧扬他们近来的情况，萧扬说，张部长想在小组会上作个发言，不过还在犹豫。我随口就说，一个小组会发言还有什么犹豫的，也真是的，谨慎得过分了。还有一次是萧扬给我来信，里面用了一句“高处不胜寒”。我想庐山是避暑胜地，当然凉快些，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含义，而且直到现在也没问过他是否有通风报信的意思。就是这些完全正常的工作，过后不久就成了我为张闻天送反党炮弹，鼓励张闻天做反党发言的罪状了。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的紧张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二十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子步。我们谈话时他举止轻松，看来他本人也没想到情况会有后来那么严重。他的党内地位还照旧，就是把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他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免掉了。他说这无所谓，还照样笑眯眯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他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张本人确无其他嗜好，唯对跳舞有点儿兴趣。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吗要对国内问题发言呢？”他说：“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他还做出失足状，向院子的路径旁一闪。
　　谈话间，通信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着“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同志（看）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看后也觉得轻松了一点儿，因此告辞时还说要过几天再来看他。哪知这竟是我向景山后街甲一号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他也开始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外事会议的召开，不但我被禁止去张闻天家，而且连我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回，只能由外交部派车、由萧扬帮我打点运回了。
　　庐山会议通过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后一两天，陈毅就在外交部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和通报，并宣布不准外传，说谁说出去就开除谁的党籍。我由于任党委秘书，所以听到了这个传达。当时虽然大吃一惊，却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想到会直接牵连到自己，影响一辈子。后来有人揭发，曾在延安当过张闻天的秘书，这时才升任西欧司司长不久的徐达深，听到传达后就说他万念俱灰。
　　我当时心里想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为张闻天的命运而惋惜，这样一位党内少有的高明领导人，从延安整风后就一直没得到重用，这样一来不更是永远都完了？党内不是又兴起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吗？另一个当然是想到了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一则我和张闻天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跟着他，我没占到过任何便宜，在职务升迁上其实还受到他严格要求的影响；二则对反党、反毛泽东、反三面红旗，自以为没有任何辫子可抓。所以我听到传达后，虽然有点儿心思，但工作仍和以前一样，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由于严守纪律，我自然不会告诉妻子，所以连她也没感觉出来。一切都风平浪静。
　　过了几天，也就是1959年8月20日前后，陈毅主持召开外事会议，先传达庐山会议决议，然后开始批斗张闻天，规定外交部司局级干部参加。没想到会前几分钟我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大家一起乘车到中南海，进会场后，眼看马上就要开会了，在我旁边的领事司司长秦力真问我：“老何，开会传达什么呀？”由于马上就要传达，我也就放松了纪律这根弦，顺口答了一句：“关于批判‘彭黄张周’的事。”他又问“彭黄张周”是怎么回事？我因心情不大好，再没回答，只是说了句“不是马上就要传达吗”，就各自归座。不想到了批斗我时，秦力真这么一揭发，问题就严重了。我初时还辩驳说，离传达只差几分钟，算不上泄密。可人们说，差一分钟也不行。我只好低头认罪了。
　　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陈毅简单介绍了庐山会议的情况和张闻天历史上和这次错误的严重性，然后号召大家揭发批判，说会议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好像一下揭开了油锅盖，一些部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不曾见过。延安抢救运动只是些群众和小干部在人数不多的圈子内瞎嚷嚷，哪儿有这么大的规模？也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干部在一起大吵大闹；反右派时我也参加了几次批判大会，和这回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不知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只见李一氓离开座位怒吼起来，似乎要到前台进行面对面批斗的样子，当即被人拉住坐下。内容忘记了，但这个场景，当年与会的人都印象深刻，担任会议记录的原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山去世前还几次和我谈起。我和李一氓可算是莫逆的忘年交，几乎无所不谈，但是此后二三十年的交往中从来没谈过他对张闻天的意见。另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讲话温文尔雅的陈家康。他在发言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还作了一副对联，得到主持人陈毅的赞赏，道是：“狭高空怯私，原形毕露张思美；地富反坏右，末路投奔彭得华。” （注：思美是张闻天用过的笔名,和洛甫一样，均取自留苏时俄文名字中的译音。而得华，则是彭德怀的原名，庐山会议时连毛泽东都批评他有野心，要得到整个中华。）
　　这样大轰大嗡约一个礼拜左右后，就慢慢降温了。一则是主持会议的陈毅不知因何缘故不再来了，会议改由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和孔原先后来当主席，而且内容也变得很单调，只是集中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二则参加会的人也不断减少，大使们都出国赴任去了，领导干部和许多司长也请假去忙本职工作去了，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 只剩下张闻天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碴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但对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上去了。据他的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
　　这个拖拖拉拉开了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无奈停开了。后来再和军委扩大会代表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发了张闻天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虽然当时我自己的确是迫不得已，但是对一个领导自己的好人去揭发、批判，我认为这是罪过，所以我决定受罪补过。不管是什么场合，人总应该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不能把好人说成坏人。这是我所了解的准则，但是在当时，你是站在毛主席那边，还是站在张闻天这边，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后来发现毛主席也不一定正确，我这才认识到自己当时的错误是多么严重。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我是被逼迫的。
　　批判张闻天的外事会议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实在差得太远了。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毅曾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一次传达庐山会议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我们不搞封建社会那种瓜蔓抄，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些，陈毅的领导真的开明。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一下就陷进了瓜蔓抄，连人身自由也不保了。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和张闻天划清界限，对跟毛主席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我被限令交回一些文件，晚上服用安眠药也须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倪立羽每次给一片眠尔通……
　　我的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只能选择跟毛主席这一条路。
　　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怕开除党籍。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小不拉子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三四天的思想斗争，我“豁然开朗”了，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坚决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走。用什么来表现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而且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与会者以至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
　　决心既下，就要理出揭发的内容和定下揭发的尺度。当然这一切只能自己一个人想，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当时真是搜肠刮肚、煞费苦心。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既不是大家追逼的重点，也怕说不清楚；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知道的事情，就坚决不说。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了不得，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嗡，比例失调如何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还是很严重的。我不但揭发出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我们一起散步时的议论），重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还以为形势是一片大好。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感到意外的，但是当时我心想，只好对不起了，谁叫你反对毛主席呢？“文革”之后，刘英还告诉邓力群，说闻天对何方的发言非常吃惊。我听到后心里凉了半截。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一直为这件事后悔、苦恼，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只能用别的办法赎罪补过了。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作为张闻天“亲信”的揭发，我的发言格外“宝贵”，上会议简报是很自然的。事后就听到一些熟人谈起，但我自己却不知道是以什么形式向全国高级干部作了通报的，并且职务定为张闻天的“秘书”，直到现在还有些人这样称呼我。另外我还听人说，我的“揭发”竟然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我在发言中曾经谈到，我和张闻天、刘英散步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现象是当做笑话议论的，嘻嘻哈哈不当一回事。例如说大炼钢铁中把老百姓家里铁打的家具甚至吃饭的锅也砸了去炼钢，结果不但没炼成钢，反而弄成没有用的烧结铁。这“烧结铁”，对我们三人来说是个新名词，是刘英的弟弟，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刘彬讲给我们的。由于新鲜，所以就当成了笑话。我在发言中还提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其他一些可笑的事情。简报是怎样整理的，我不知道，但到毛主席那里却演绎成了张闻天看到我们犯了错误就高兴。后来听到的传达，更进而变成：他们（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希望我们犯错误，犯了错误他们就高兴，做对了，他们反而不高兴，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和人民完全不同的。据说这些话的毛坯就来源于我的“揭发”。
　　但是我的揭发还是有保留的。有些我认为关系重大又只是张闻天和我两个人谈的，我就没揭发。这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问题。例如他跟我谈《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对1954年毛主席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不以为然，说不应急着解放台湾和争当反美先锋，还是先把大陆上的事情办好，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中国还不是中国，等等。没讲这些当时认为属于尖端问题的原因，倒不是为了保护张闻天，主要还是怕说不清楚，麻烦越惹越多。当然这样想并不能减轻自己在揭发张闻天问题上的罪责。
　　
　　想起张闻天第一次与我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的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从我们住的清凉山东边的黑龙沟到杨家岭，甩开大步，大约也得走一个小时。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接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方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早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也才十八岁，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交换意见，所以我们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那时他们吃的小灶和我吃的大灶悬殊并不太大。他们有两个炒青菜，没肉，油水并不多；我们是一种大锅菜，都是煮熟的，没油水。主食，我们完全是小米饭。他们却每人有四个约半两的小馒头，小米饭管饱。刘英挺热情地说：“你们平时吃不上馒头，今天这几个馒头都归你，我们吃小米饭。”这几个小馒头对我甭提多有诱惑了。我毫不客气地给吃了个精光。虽然连个半饱都谈不上，却不好意思再吃小米饭，只好起身告辞，打道回府了。后来我跟张闻天工作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和刘英来往了二十多年，还多次提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那次谈话的详细内容是大半忘了，但那几个小馒头却始终牢记在心。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和我一样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经过毛看过和书记处通过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说老实话，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我的忏悔
　　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我做过张闻天的秘书。我跟张闻天工作十多年，无论组织编制还是职务名称，都从来没做过他的秘书。在东北，他当省委书记，我做省委青委副书记。在驻苏联使馆，他当大使，我任研究室主任。回到外交部，他是副部长，我是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而且作为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秘书（萧扬）、机要秘书（先陈国泰，后张?生）、生活秘书（王仙府）、警卫秘书（颜廷武）一应俱全，并无我的位置。或许是因为，在外交部，张闻天确实把我当大半个政治秘书在使用。甚至刘英有一次向人介绍我时也说是闻天的政治秘书。特别是1959年全国外事会议批斗张闻天，我也被以秘书的身份推上了批斗台，发向全国的内部简报中我也被称为秘书。其实这也真说不清，因为我虽然没有秘书的名义，但又确实做了相当部分的秘书工作。在外人看来，我出来办事，究竟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还是以张闻天政治秘书的身份，甚至代表张闻天本人，已分不清，成了一笔糊涂账。谈这些，并不是要辨清名分，而是为了便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处境和工作。
　　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住下。我没有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在信中，我作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做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1959年外事会议上的揭发，既表明自己严重的个人崇拜思想，也包含有只顾个人过关的私心杂念，辜负了他们两位十多年的教导。由于二十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小组发言中提出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虽然他没提张闻天，但彭张是一个案子，理应一同处理。同年12月24日，中央已为彭德怀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英就向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希望将张闻天的骨灰从无锡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并得到胡耀邦的应允。但由于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兼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阻挠，竟又拖了半年，直到1979年5月才将骨灰运回。那天胡耀邦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时中央已决定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原准备7月下旬举行，但是当时在杭州休养的陈云要求参加，希望等他回到北京后再开，并提出追悼会让他主持或致悼词都行。这样就使追悼会推迟到了8月25日。
　　为了准备开追悼会，胡乔木、邓力群还指定曾彦修、徐达深和我起草一份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宣读的悼词。8月25日，由陈云主持的张闻天追悼会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平反昭雪。
　　紧接着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选集》编辑领导小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以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大概有五十年时间吧，写的东西都是这方面的，后来觉得实在应该对张闻天进行赎罪补过，所以离休以后就改行学党史了，对张闻天当总书记的那段历史我特别留意。■
　　（本文作者为口述史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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